我国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具有声誉维护作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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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企业社会责任具有伤害保险的效果吗?-基于中国上市公司违规的事件研究1 引言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在西方出现较早，在Bowen(1953)正式提出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以来，围绕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经济绩效的关系，学者们展开了长期的争论。Friedman(1970)指出，企业参与社会责任冲淡了企业的主要目标，扭曲了社会资源的配置，还可能产生管理层以社会责任名义投资个人声誉的代理问题，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将会降低企业经济绩效。Fombrun（1990）等则认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有利于改善企业与消费者、银行、监管机构等利益相关者的关系，有利于企业绩效的提升。Peloza（2006）指出，关于企业社会责任与经济绩效

2、关系的研究主要采用了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直接研究企业社会责任与经济绩效的关系，研究者大多采用KLD数据库开发的社会责任数据来衡量企业社会责任，以会计绩效、市场绩效及问卷形式得出的主观绩效来衡量经济绩效。第一种方法没有得出一致的研究结果，部分研究得出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经济绩效显著正相关的结论（），部分研究得出企业社会责任与经济绩效显著负相关的结论，还有的研究表明，企业社会责任与经济绩效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第二种方法研究企业前期的社会责任行为是否能够降低负面事件给企业带来的损失，即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行为是否具有伤害保险的效果。关于企业社会责任是否具有伤害保险效果的研究得出了一致的结论，企业前期的社会

3、责任行为有利于降低负面事件给企业带来的损失，企业社会责任具有伤害保险的效果（）。 围绕企业社会责任与经济绩效的关系，学者们以中国资本市场的数据进行了大量研究，这些研究主要关注的是企业社会责任对会计绩效、股价的影响，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例如，陈玉清、马丽丽（2005）构建了企业社会责任的指标体系，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股价的相关性不显著；沈洪涛等（2006）考察了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财务绩效、市场收益的关系，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财务绩效、市场收益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何贤杰（2010）从融资约束的角度，研究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基于中国资本市场的数据，研究

4、企业社会责任的伤害保险效果的文章还很少。贾明（2010）运用叙述性的分析方法，探讨了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伤害保险作用。Mao(2010)基于中国企业面对的外部负面事件，研究企业前期的社会责任行为降低企业负面效应的作用。本文以2001-2010年因发生违规行为而被证监会、上交所、深交所公开谴责的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中国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行为是否也能够降低负面事件给企业带来的损失，即中国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行为是否具有伤害保险的效果？本文的研究有助于人们从更多视角理解企业社会责任影响企业经济绩效的途径，拓展了关于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经济绩效关系的研究。由于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数据缺乏，现有文章大多采用自建指

5、标体系的方法来衡量企业社会责任，这也是中国学者就社会责任研究难以达成一致结论的重要原因。本文以企业捐赠为代表，以捐赠来衡量企业社会责任。企业捐赠代表了超越经济、法律、道德义务要求的、非强制性的、企业可自行决定(discretionary)的社会责任（Godfrey,2005）。John Meehan（）等认为，CSR是指由企业管理者发起的，以减轻社会弊病、帮助弱势群体为目的，自愿的、慈善的企业行为。Godfray(2005)等学者研究企业社会责任的伤害保险作用时是以企业捐赠来代表社会责任。在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数据严重缺乏的情况下，企业捐赠能较好地代表企业社会责任。2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Godfr

6、ay(2005，2008)指出，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具有伤害保险的作用，在企业发生负面事件时，企业前期的社会责任行为将降低企业所遭受的损失。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产生伤害保险作用的路径是：首先，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向利益相关者表明，企业并不是完全自利的，企业管理者的决策充分考虑了企业行为对利益相关者的影响。如果利益相关者认可了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企业将产生积极的道德资本；其次，积极的道德资本将为企业的关系资产保险，当企业发生有害于社会的行为时，道德资本将减少企业关系资产的损失，减少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制裁行为。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社会责任行为都能产生积极的道德资本，这需要两个条件：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所隐含的企业价

7、值观与社会价值观一致；社会认为社会责任行为是企业价值观的真实表达。在企业发生负面事件时，利益相关者制裁企业的标准是评价企业应多大程度上为负面事件负责任。如果企业通过社会责任行为产生了积极的道德资本，利益相关者倾向于认为负面事件是企业管理不善导致的，而不是企业管理者的恶意行为，这将减少利益相关者认为企业应为负面事件负责的评价，减少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制裁行为，企业声誉将得到保护，企业损失将降低。Karen（2005）指出，企业社会责任在公共危机事件中具有伤害保险作用，基于WTO回合谈判失败的事件，研究结果表明，前期的企业社会责任声誉减少了企业在危机中股票价值的下降。Johes（2005）的研究表明

8、，在福布斯杂志位列“美国最受尊敬的企业”榜单的企业在危机事件中避免了受到较大损失。Blaccoaier（1994）检验了美国化工企业在有毒化学品泄露事件中的市场反应，行业中的大部分企业市场反应为负，但前期披露环境信息的企业的负面反应较低。Godfray(2010)基于负面事件对企业社会责任的伤害保险作用进行了检验，当企业发生了负面事件时，利益相关者将减少批评和制裁前期有社会责任良好声誉的企业。Minor (2010)通过案例研究和标准普尔500指数企业历年股票价格的研究，表明在产品召回事件中，社会责任水平较高的企业股票价格下降较少；如果前期企业既做善事，又避免做伤害社会的事情，则企业在产品召回

9、事件中几乎不会受到损失。Klein (2010)的实证研究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具有保护声誉的价值，在公司出现负面事件时，公司的社会责任记录有利于缓和消费者对公司谴责的倾向。张建君（2005）指出，企业捐赠是我国企业获取政治关联的重要途径，政治关联是现阶段中国企业重要的关系资产。宋林、王建玲（2010）研究表明，在汶川地震事件中，相对于没有捐赠的企业，参与捐赠的企业有显著的正面市场反应。这表明，企业捐赠是中国企业获取关系资产的重要途径，投资者认可企业捐赠行为。根据Godfray(2005，2010)的观点，中国企业参与捐赠行为产生了积极的道德资本，在企业发生负面事件时，捐赠产生的道德资本将保护关系

10、资产不受较大损失，投资者等利益相关者的制裁行为较少。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第一个假设：假设1：在企业发生有害于社会的事件时，企业之前从事捐赠行为将降低企业遭受的损失。企业社会责任行为能有效降低企业危机事件中的负面效应，但企业社会责任的有效性较大程度上依赖于企业从事社会责任行为的持续性，拥有较长社会责任行为历史的企业将赢得利益相关者的信任和良好的企业声誉；当企业行为潜力社会准则时，具有持续社会责任记录的企业将受到较少的声誉损失；企业只是在近期参与社会责任行为时，企业社会责任的声誉缓冲作用较少。VANHAMM(2008)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在危机中的缓冲作用和社会责任行为的时间长度有关

11、，社会责任行为的历史较长，则声誉损失较少，伤害保险效果较好。较长社会责任行为的历史可以被视为企业从事社会责任是企业价值观的真实表达，这有利于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积极评价，进而产生积极的道德资本。企业发生负面事件，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惩罚依据是评价企业应在多大程度上为负面事件负责，是管理不善还是管理者的恶意行为，积极的道德资本有利于减少利益相关者认为企业应为负面事件负责的评价。基于上面的分析，本文提出第二个假设：假设2：企业从事捐赠行为的历史越长，企业捐赠行为越能降低企业遭受的损失。Mao(2010)的研究表明，在发生外部负面事件时，如果企业社会责任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投资者行为将受到显著

12、正向影响。宋林、王建玲（2010）的研究表明，企业捐赠金额越大，市场反应越正面。Patten(2008)认为，企业捐赠金额是影响社会判断企业捐赠是企业真实价值观的表达还是被迫行为的重要指标。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第三个假设：假设3：企业捐赠的金额越大，企业捐赠的伤害保险作用越大。在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市场主体部分是私营企业，而中国资本市场，更多的却是国有企业，企业产权的独特性质使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一般都考虑了最终控制人性质的影响。国有企业和政府部门存在一种父子关系，不需要通过增加自己的声誉资本来提高自己在和政府进行谈判时的话语权。国有企业的终极所有权属于国家，与政府的关系使其关系资产比较充足

13、。在受到证监会、上交所、深交所的公开谴责时，相对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凭借与政府的归属关系和积累的政治资本，将有效抵御法律规制风险，削减资本市场的负面反应。因此，相对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通过捐赠产生的道德资本并不显著，伤害保险的效应较小。基于此，本文提出第四个假设：相对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捐赠降低企业遭受损失的效果较不显著。3 研究设计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研究企业社会责任伤害保险作用，首先必须选取企业发生的负面事件，现有文献选取产品召回事件、有毒化学品泄漏事件等事件。Mao(2010)选取的是三聚氰胺事件，以销售额超过1000亿元的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这些企业社会责任的伤害保险作用，但

14、Mao(2010)样本中大部分公司与三聚氰胺事件没有直接的关联。本文以2001-2010年因违规而被证监会、上交所、深交所公开谴责的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是否具有伤害保险的作用。原始样本为100家，根据以下标准提取研究样本：剔除在被公开谴责窗口期间有财务年报、季报等影响公司股价的重大事件发生的公司；剔除IPO不足212天的企业，以获取足够的股票收益率数据。最终研究样本为80家上市公司本文以企业捐赠为代表衡量企业社会责任。作者从公司年报手工搜集了企业违规当年及前三年的捐赠数据，只保留违规公告日之前发生的当年捐赠的数据，剔除了违规公告日之后发生的当年捐赠的数据。历年公司年报来自新浪财

15、经网站。3.2 研究方法现有国内外研究企业社会责任伤害保险作用的实证文章研究方法都是事件研究法，本文以事件研究法来研究我国上市公司被公开谴责的市场反应，探讨公司前期的社会责任行为能否降低企业受到的损失。本文通过研究被公开谴责公告日前后的累计异常收益（CAR）来验证资本市场对该事件的反应，累积异常收益的绝对值越大，说明市场反应越强烈，用如下市场模型计算异常收益（AR)，即：公式中，为第i支股票在事件期t的实际收益值，是用市场模型估计的第i支股票在事件期t的期望收益值，分别是市场模型的参数，这里选择A股沪市综合指数和A股深市综合指数作为市场指数来表示市场收益。关于事件窗口的确定 ,本文使用的标准事

16、件窗口是（-10，10），其中-10是公告前三天 , 10为公告后三天，0则为公告日当天；选择( - 200 , - 11)作为估计窗口，即上市公司被公开谴责公告日的前200天到前11天。在单个公司的AR基础上，利用下面的公式计算出CA R：本文以ANOVA分析方法，考察企业是否参与捐赠、捐赠金额、捐赠的持续性及企业性质的不同，累计异常收益率的差异，以检验中国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行为是否能够降低负面事件给企业带来的损失，即中国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行为是否具有伤害保险的效果。四 研究结果分析4.1描述性分析结果表1为上市公司被公开谴责的市场反应的结果，上市公司被公开谴责的累计异常收益率的均值为负，且在5

17、%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表2为违规公司的捐赠记录，可以看出，大部分违规公司在当年及前三年有捐赠记录，只有三分之一的公司没有捐赠记录，但是连续四年捐赠的公司不到样本总数的10%。表1 上市公司被公开谴责的市场反应均值标准差P值CAR值-.0333029.0150720.029 表2 违规公司历史捐赠记录捐赠次数公司数目占样本总数比例049 32.89141 27.52228 18.79320 13.42411 7.384.2 ANOVA分析结果本文以ANOVA分析方法来检验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是否具有伤害保险作用。表3显示了被公开谴责的当年及前三年参与捐赠行为及没有参与捐赠的企业的累计异常收益率。结

18、果表明，在违规当年及前三年有捐赠记录的公司累计异常收益率都高于没有捐赠记录的公司，其中，违规当年、违规前3年参与捐赠的公司累计异常收益率显著高于相应年份没有参与捐赠的公司。实证结果支持了本文的第一个假设，在企业发生有害于社会的事件时，企业之前从事捐赠行为将降低企业遭受的损失。表4的数据为在被公开谴责的当年有捐赠行为，历史捐赠次数分别为1次、2次、3次、4次的公司的累计异常收益率情况，这是要说明企业社会责任的伤害保险作用是否与社会责任行为的持续性有关。ANOVA分析结果为，在违规当年参与捐赠行为的基础上，随着捐赠次数的增加，公司累计异常收益率也在增加，但是捐赠次数不同公司的累计异常收益率差异不显

19、著。实证结果表明，随着社会责任行为的持续性加强，中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行为的伤害保险效果也在加强，但是持续性的区别所导致的伤害保险效果的差异并不显著，这部分支持了假设2，即：企业从事捐赠行为的历史越长，企业捐赠行为越能降低企业遭受的损失。表5显示的是被谴责的当年及前三年参与捐赠而捐赠金额不同的企业累计异常收益率均值情况。选取每年捐赠金额在前10位的公司为高捐赠金额组，捐赠金额在后10位的公司为低捐赠组，捐赠金额在前11位到后11位的公司为中捐赠金额组。ANOVA分析表明，高捐赠组的企业累计异常收益率均值高于低捐赠组和中捐赠组，但是三个捐赠组的累计异常收益率差异不显著。实证结果表明，企业捐赠金额达

20、到一定高度，伤害保险效果最好，但是捐赠金额差异带来的伤害保险效果的差异并不显著，这部分支持了假设3。表6和表7分别显示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被谴责的当年及前三年参与捐赠行为及没有参与捐赠的累计异常收益率情况。总体而言，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相对于没有参与捐赠的企业，参与捐赠的企业累计异常收益率更高。表6显示，被谴责的当年参与捐赠行为的国有企业的累计异常收益率显著地高于当年没有参与捐赠的国有企业，而其余年份捐赠与没有捐赠的企业累计异常收益率差异不显著。表7显示，被谴责的前1年、前2年及前3年参与捐赠行为的民营企业的累计异常收益率显著地高于相应年份没有参与捐赠的民营企业。ANOVA结果表明，相

21、对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参与捐赠行为比没有参与捐赠行为的累计异常收益率差异较不显著，这支持了假设4，即：相对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捐赠的伤害保险效果较低。五 结论与讨论本文以被公开谴责的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伤害保险效果，拓展了关于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经济绩效关系的研究。本文的研究表明，参与捐赠的企业比没有参与捐赠的企业的累计异常收益率更高；企业从事捐赠行为的历史越长，捐赠的金额越大，累计异常收益率越高；相对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参与捐赠与没有参与捐赠的累计异常收益率差异不显著，国有企业捐赠的伤害保险效果较低。虽然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具有伤害保险效果，但这种效果随着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持

22、续性、付出的资金、企业性质的差异而不同。企业社会责任的伤害保险的作用比直接提升经济绩效的作用更加重要，企业社会责任的伤害保险作用能提高企业的竞争优势（）。现代公司很难避免意外事件的发生，并对利益相关者产生负面影响（贾明、张喆，2010）。对现阶段负面事件频发的中国企业而言，如何减弱负面事件发生时利益相关者的冲击，是中国企业必须解决的迫切问题。本文的研究表明，中国企业参与社会责任行为有利于降低企业负面事件发生时遭受的损失，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具有伤害保险的效果，这对中国企业具有重要的启示。然而，本文的研究也有较大的局限。首先，本文的研究只选取了被证监会、上交所、深交所公开谴责的上市公司为样本，没有选取发生其它性质负面事件的公司，降低了研究的普适性，研究者可以就不同性质的企业负面事件进行交叉验证。其次，在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数据严重缺乏的情况下，本文以捐赠为代表衡量企业社会责任，没有研究环境保护、产品质量等其它方面的社会责任。仅以捐赠研究企业社会责任的伤害保险作用有较大的局限性。随着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第三方机构的兴起，企业社会责任评级数据会越来越多，这也为研究企业捐赠以外的其它社会责任的保险作用提供了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