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方面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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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无信不善：中国人为什么不爱做慈善中国每年人均捐款25元，慈善捐款占GDP万分之一。老百姓不愿做慈善，原因何在？是不愿捐钱，还是不愿给“他们”捐钱？上海卢湾区红十字会一张近万元的餐饮发票，引发了大众对慈善机构善款去向的猜疑。多年来，慈善机构财务不公开，老百姓难以获知自己捐的血汗钱是否真的帮到了别人，继而对慈善机构产生不信任。近期饱受非议的陈光标之所以坚持高调慈善，也是为了获取公众的信任。说到底，公众不是不愿捐钱，而是不愿捐给不信任的地方。陈光标称自己时间精力有限对质疑今后不再回应 自从媒体质疑陈光标慈善注水后，陈光标数次通过微博、视频等方式进行回应。昨日央视今日说法节目中，陈光标再次对慈善注水做

2、出回应，称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有限，针对质疑今后不再回应，“这是最后一次回应质疑”。陈光标称，媒体的报道98%都是吹毛求疵，鸡蛋里挑骨头，并拿出部分捐赠证明展示。对于网上广泛流传的“陈光标2010年度慈善成绩单”，也是媒体质疑陈光标慈善注水的调查依据。对此，陈光标说，成绩单是网友根据其善举总结的，自己从未向媒体提供过“慈善成绩单”。在节目的最后，陈光标说：“我今天通过央视向全国人民最后一次回应质疑，到此为止，今后我不再回应。”对于落选4月26日揭晓的2011年中国慈善排行榜，陈光标在中慈榜公布的第二天，通过微博做出回应，称是自己主动提出不参评今年的中国慈善排行榜。质疑联系媒体报道慈善总结对于陈光标

3、所称从未向媒体提供过“慈善成绩单”，再次引起质疑。昨日，有媒体透露，今年年初，陈光标身边工作人员曾联系该媒体报道陈光标年度慈善总结，并提供一份陈光标年度慈善成绩单。今年1月10日，本报记者也曾接到陈光标公司工作人员的电话，对方称希望对陈光标的2010年慈善行为进行报道。随后，对方通过电子邮件将一份名为“陈光标成绩单”的邮件发到记者邮箱中。邮件中写着：“如果能够以专版的形式发布的话，还有一些内容。”表态“我在做什么？你在做什么？”前日，陈光标通过微博转发博文陈光标给媒体朋友的一封信。对于少捐多报的质疑，陈光标在文章中说：“如果问我捐款数字是不是能精确到几万元、十万元，因为不是每一笔捐款我都立即登

4、记下来，更不是每一笔捐款我都向他人索要发票，一些二手设备折算的价格可能更不好说精确到几千元几百元。”文章中，陈光标向所有指责他的人发问：“面对国家突发灾难，我在做什么？指责我的朋友，你又在做什么？我真的希望大家能够扪心自问。”昨日，被媒体质疑慈善注水的民营企业家陈光标，再次通过中央电视台做出回应。也许是巧合，同日中国慈善排行榜也针对陈光标落选做出回应。数字说话调查称9成公众认为慈善组织不透明：捐的钱去哪儿了？据民政部“慈善信息披露标准研究、应用与评估信息系统建设”项目的数据显示，仅有不到三成的慈善组织信息透明度较高，近九成受访者表示从未接受过慈善机构的信息反馈，超过九成公众对慈善信息公开程度不

5、够满意。不止信息披露的渠道不畅，信息披露的标准也严重缺乏。调查显示，半数慈善组织未制定慈善信息披露标准或办法胡润发布慈善榜 曹德旺捐款45.8亿成中国首善大中小大中小胡润昨日发布2011胡润慈善榜，百位上榜慈善家共计捐款121亿元，玻璃大王曹德旺以年45.8亿元的捐款额成为“中国最慷慨的慈善家”，王健林以11.8亿元位列第二;朱孟依家族以6.6亿元位列第三。2011胡润慈善榜有23位慈善家的捐赠额超过1亿元，而这一人数在2010年榜单上只有11位。今年上榜人数100位，也比2010年增加了一倍。其中，救灾和教育领域捐赠人数最多，而文化领域捐赠数额最大。今年4月，曹德旺家族将持有的3亿股福耀玻璃

6、股票捐赠给“河仁慈善基金会”，以福耀玻璃4月13日的收盘价计算，这笔捐赠市值达35.5亿元。曹德旺、陈凤英夫妇曾以125亿元的财富，位列2010胡润百富榜第62名，其历年慈善捐赠额度占到其财富的40%。 记者张奕民政部称中国人均捐款仅25元慈善未被大众接受大中小大中小去年我国慈善捐赠占GDP的比例仅为0.01%，而美国的比例为2.2%。民政部社会福利与慈善促进司慈善和社会捐助处处长郑远长昨天展示的数据显示，目前中国人均捐款为25元。今年常规捐款达500亿元昨天发布的慈善蓝皮书指出，2009年我国社会捐赠量达332亿元，增长3.5%。郑远长预计，今年的常规捐款数量大概能达到500亿元。但依照蓝皮

7、书的对比，2009年，中国、美国、英国、巴西、印度五个国家中，捐赠占GDP比重，中国最低。郑远长表示还做了一个比较，美国2009年各类基金会达到75595个，中国只有1800个，美国基金会资产2009年达5834亿美元，支出429亿美元。慈善未被大众普遍接受民政部社会福利与慈善促进司巡视员姚显会表示，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措施和路径始终存在着不同的观点，也反映在慈善法规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过程中，“当前我国还缺乏清晰明确的现代慈善思想，社会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慈善事业的路径，还没有形成共识，慈善事业还没有被社会大众普遍接受”。 (资料：08年汶川地震 万科员工捐款以10元为限大中小大中小自“5.12”震

8、灾发生后，不少企业纷纷解囊，更有不少企业捐出数千万巨资。而地震发生当天，万科集团总部捐款数目为人民币200万。这遭到了部分网友的炮轰，王石回应说，不要泛慈善化。200万是董事的授权，而且“中国是个灾害频发的国家，赈灾慈善活动是个常态，企业的捐赠活动应该可持续，而不成为负担。”一些网友在博客上称，才捐200万，这和万科形象不相称。不少帖子举出捐款超过1000万的企业名单，呼吁万科再多捐点，不要显得寒酸、抠门。在5月15日的博客中，王石回应称：对捐出的款项超过1000万的企业，表示敬佩。但作为董事长，他认为万科捐出的200万是合适的，这是董事会授权的最大单项捐款数额，即使授权大过这个金额，他也认为

9、200万是个适当的数额。“中国是个灾害频发的国家，赈灾慈善活动是个常态，企业的捐赠活动应该可持续，而不成为负担。”王石还透露说，万科对集团内部慈善的募捐活动中，有条提示：每次募捐，普通员工的捐款以10元为限，其意就是不要慈善成为负担。“从职业上，作为提供住宅产品的万科，无论发生什么事情，第一要考虑的是保障居住万科提供住宅的客户生命安全。第二，尽社会责任，做支援灾区的慈善活动，包括资金、个人影响力、号召力，尽自己所能。”对此，省民政厅相关负责人说，王石关于捐款、救灾的看法有一定道理。他呼吁人们献爱心的同时要有理性。“多捐一点少捐一点都是表达爱心，要把精力集中于搞好自己的工作。”他还说，现在很多热

10、心市民表示要去灾区领养孤儿或支援抗震救灾，但是目前灾区情况比较复杂也比较危险。灾区政府本已因震灾造成人员伤亡，各方面的工作能力也与从前大不一样，政府还要把主要精力用于救灾，无法分心用于帮助热心市民领养孤儿，非专业人士进入太多也会影响灾区的秩序，反而很可能添乱。PK台 你信任身边的慈善机构吗正方：信任，他们都心眼好慈善是慈心和善行的结合。做慈善的人，都会怀着一颗慈悲之心，行善良之举。换句话说，不信任慈善机构，还能信谁？慈善机构每天接触需要帮助的人，长期感化，他们理当比社会大多数人善良。反方：不信，不知善款用途任何经手巨额资金，监管又不严的机构，都会埋下贪腐的种子。这是人性使然，并不是其中工作人员

11、心善与否所能决定的。现在各种慈善机构财务不公开，公众不知善款去向，让我们怎么信任？中国调查 面对各种慈善机构，你更愿意怎样去行善？捐钱给官办机构在当前中国的国情之下，红十字会、扶贫基金会等官办慈善机构，还是最值得信赖的。毕竟他们有丰富的的救灾扶贫经验以及专业的工作人员。此外，官方背景、政府资金扶持也为做好工作提供了保障。捐钱给民办机构私人创办的慈善机构，一般都是当事人有自己的信仰，或有切肤之痛后创办的。他们更能发自内心地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像李连杰遭遇印尼海啸后创办壹基金，王菲李亚鹏因女儿创办嫣然天使基金，都是如此。只捐实物不捐钱任何慈善机构都是由人运作的，只要是人参与的，就会有截留贪腐的可

12、能。所以，给慈善机构捐赠的话，我只捐物，不捐钱。尽管物品也有无法直达灾民的可能，但是在我们可控范围内，把慈善损耗降到最小的方法一分不捐，谁也无权强迫我慈善搞好民生是政府职责所在，我一介小民没有做慈善的义务。搞慈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是：不能以非慈善的方式去做慈善。强迫人捐钱捐物，以所捐数额衡量人的善心等，都是在违背慈善的最基本要义。中国调查 你因为什么不愿做慈善？慈善机构不让人信任目前我们能看到的慈善机构，运作方式基本都类似黑箱操作：财务不公开，只知捐款数额，不知钱花在哪了，也不知道机构的运作成本是多少，成本占善款的比例是多少。这没法不让人担心，我们所捐钱物是否真的用到了正途？没有制度保障捐助人的

13、利益在美国，向慈善组织捐钱，哪怕只是捐些旧衣服，都可以要求减税。但在中国尚没有类似规章制度来保障捐款人的利益。虽说大家做慈善不求回报，但没有相关保障，会给人一种“爱捐不捐我又没求你捐”的感觉，很打击民众做慈善的意愿。我已纳税，没义务再做慈善做慈善，简单说就是拿出自己的一部分财物，去帮助有需要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正常上班，足额纳税，正常消费，就是我为这个社会做的慈善。换言之，我已经通过纳税获得了心理上的满足，不会因为没做慈善而感到良心不安了。过日子都难，哪还有钱做慈善？没有人从心底反对做慈善，只是能力实在有限。每月工资到手，个税一刨房贷(租)一交信用卡一还，剩下的钱就得精打细算过这一个月，企盼

14、老妈别病同学别结婚孩子别上补习班作为月光族，我该是被慈善的，不该是做慈善的。评议员说 李清找 历史学者对慈善的不信任就是对政府不信任、对官员不信任、对机构的不信任的一种缩影和反应。老百姓的眼光是雪亮的，不是不信任，是他们不值得信任。从食品到医药，从穷困地区却有豪华的政府大楼到拆迁下老百姓的自焚，从开会时领导的满嘴高调、慷慨激扬到私下里乱搞女人、贪污腐败，老百姓会有信任感吗？李劳 搜狐文化主编陈光标事，可以放到更大空间去讨论，比如中国民营企业家为何一定要与官“勾结”，高调慈善的背后成因等。对陈光标个人的事，没兴趣，也不想对他求全责备。邹蓝 天择特约研究员陈光标要宣扬，激励别人，那么你做的要经得起

15、核查。需要透明：何时何地给了何人多少现金实物援助。让人事后知道，你在那里确实做了你告诉别人的那些事情。桥本隆则 日本记者日本地震中也有类似陈光标的高调慈善行为，这个在日本叫买名。用钱来买名气，打着慈善的名义，为了小九九而行善。但也不能全盘否定，行善部分还是要肯定。 “财富的品格”比尔.盖茨：超越资本主义在宣布退出微软日常运营业务后，人们都以为他会过上闲云野鹤的生活，“比尔盖茨”将成为一个过去的传奇，未曾想到，他在慈善领域震惊了全世界。 2009年5月5日下午3点，纽约洛克菲勒大学校长室内迎来了全美国最富有的一群人。包括洛克菲勒家族掌门人大卫洛克菲勒、纽约市长布隆伯格、黑石集团董事长皮特彼得森、

16、金融大鳄索罗斯和奥普拉温弗利在内的14位贵宾携带家眷，悉数出席。谁将这些人齐聚于此，开始一场真正意义上的“财富论坛”？是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这个世界上最为富有的两个人，他们出面发起并组织了这次聚会。而大卫洛克菲勒，则是这次聚会的主办方。也许是全世界最值钱的这一份请柬底部，3个人的签名赫然在目，从左至右，洛克菲勒、盖茨、巴菲特。请柬里写明，为了世界经济与慈善的未来，他们迫切希望能够与这些在商界拥有巨大影响力的人交流。有人将这场聚会透露给了美国一家网站。这些身家加起来超过1300亿美元的人在密谋什么？一时间，全美所有人都开始猜测，各种流言蜚语令人应接不暇。包括“ABC新闻”在内的各家媒体形容这场

17、宴会为“秘密”、“阴谋”，声称每位名人都有15分钟的演讲时间，有一家广播电台甚至公然宣称，“这些富人在搞些不对劲儿的恶作剧，而这对我们明显是有害的。面对压力，前盖茨夫妇基金会CEO佩蒂斯通尼斯菲出面澄清，但言辞却十分模糊，“这些老朋友、老同事们只是在一起商讨关于慈善的一些主意。”除了承认这次聚会的确为盖茨与巴菲特所发起，以及富人们“分享了他们的激情并且互相学习，没怎么讨论经济”以外，讨论内容是什么，佩蒂只字未提。自始至终，盖茨本人选择了沉默。2010年6月，人们终于知道了那晚富人们的密谋主题。比尔盖茨夫妇与巴菲特一起，选择在财富杂志上，通过他们的朋友，也是财富杂志的高级编辑卡罗尔卢米斯公布了一

18、年前聚会的真相“令人注目地转变美国人慈善行为模式，引导他们捐出更多的财富。”也知道了在那次公之于众的聚会之后，这些在当下举足轻重的富人继续小规模私下相聚了两次，3次聚会同样都为比尔盖茨夫妇与巴菲特所举办。在这些聚会上，盖茨、巴菲特与富人们讨论的主题只有一个：如何更有效地做慈善。在与妻子和巴菲特多次商议后，盖茨明白了自己希望达到的目的：汇聚人类历史上数额最为庞大的一笔慈善资金。尽管他自己拥有约550亿美元的财富，但要达到他所希望的慈善成果，他还需要更多的帮助。所有人的捐助固然重要，但更直接也更有效的，还是那些富可敌国的人所能给出的承诺。在3次聚会结束后，盖茨夫妇与巴菲特一起，达成了一项共同目标他

19、们将号召福布斯“全美最富有的400人”排行榜上的所有富豪，共同宣誓，在其有生之年或临死之际，捐出自己至少一半的财富。这项目标被命名为“作出承诺”。即便这“只是道义上的承诺，并不具有法律效力”，盖茨与巴菲特的影响力也一样无远弗届。计划公布之前，4位美国顶级富豪，房地产巨子埃里布洛德、风投资本家约翰杜尔、媒体大亨格里伦菲斯和前思科董事长约翰莫格里奇即通过盖茨基金会，宣布将加入计划，捐出至少一半财产用于慈善。数周后，微软公司联合创始人，拥有135亿美元财富的保罗艾伦也宣布加入“作出承诺”盟约。8月4日，40名顶级富豪联合发布声明，表示“美国40位富有的个人或家族许诺，将其大部分财富捐给慈善事业”。而

20、根据福布斯杂志的估算，如果这个数字继续扩大，最终成功动员前400位富豪都投身于此项誓约，比尔盖茨和巴菲特能够募集到的金额将会超过6000亿美元。这是一笔足以铭记在史册的巨额财富，也是世界历史上最大一笔慈善捐款。它不属于任何个人或政权，将会被分散使用在遍及医疗、教育、卫生、科技等多个方面，以改善全人类的福利状况。人们再一次将目光投向了比尔盖茨，这个被认为在当今世界与美国总统拥有相同甚至更大影响力的男人。在过去30年里，他先是征服了新兴的IT产业，全世界数十亿人都于“Windows”操作系统中获益，成为当之无愧的软件行业霸主，雄踞福布斯全球首富的位置多年；接下来，在宣布退出微软日常运营业务后，人们

21、都以为他会过上闲云野鹤的生活，“比尔盖茨”将成为一个属于过去的传奇，镌刻软件业辉煌的30年。未曾想到的是，盖茨却再一次在慈善领域，震惊了全世界。这个永远穿衬衫牛仔裤，头发乱蓬蓬，还戴着硕大的啤酒瓶眼镜的“理科宅男”总是能成为王者。人们已经不再怀疑他的成功，只想知道，他能前进到什么地步。没有微软的未来让我们将时钟拨回到两年前，2008年6月27日，那一年，比尔盖茨53岁，创立微软33年。那一天，是比尔盖茨最后一天担任他一手创办的微软公司全职雇员职务。自6月28日起，比尔盖茨的身份就从微软的首席执行官变为了名誉董事长。卸下微软事务的同时，盖茨也微笑着收起了自己的高尔夫球棍，原因和退休一样“这会占用

22、我太多时间”。是盖茨老了，甚至没有时间去练习高尔夫球了么？显然不。比尔盖茨的精力过人在业界广为人知，IT没有明天的作者尼古拉斯卡尔评价盖茨，“年轻的时候，他有着患强迫症的软件程序员一样的偏执和匈奴大帝阿提拉一般的竞争力。”盖茨可以为了不浪费一分钟时间而在桌子下入睡，所以，这个被形容为“没有菲利普卡恩（可拍照手机发明人）的热情，没有乔布斯的高雅，更没有拉里埃里森（甲骨文CEO）的风采”的哈佛大学退学生，才能够带来计算机工业的革命，开创自己的软件帝国。选择退休的他，拥有的时间成倍膨胀。盖茨的下一个征服目标是什么，成了所有人都在探讨的问题。但他只是一如既往地在电视上羞涩微笑着，除了每周为微软工作一天

23、以外，其余80的时间，他都会“贡献给慈善事业”。在此前一周，接受BBC节目Newsnight访问时，他微笑着表示自己将把名下的580亿美元财产全数捐给“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不为自己的子女留一分钱。这还是那个被连线评价为“集心狠手辣的竞争者、寡廉鲜耻的抄袭者和永不道歉的垄断者于一身”的比尔盖茨么？为了达到目的，他曾经不择手段。制定行业标准的同时，他也曾扼杀了创新，与开放平台公然为敌。他咄咄逼人的商业风格，在过去的很多年，都给硅谷和美国及欧盟的政府部门留下了深刻印象。虽然他一直以来都没有停歇过为慈善事业而奔走早在1994年，他就以父亲威廉盖茨的名义创立了基金会，1997年又创立了盖茨图书馆基

24、金会。2001年，他将这两个基金会合并，与妻子共同创办了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这也是全球最大规模的慈善基金组织。2005年，50岁生日当天，盖茨许诺将捐出个人财产的98给该基金会。多年来，他一直热衷于各种捐助活动，数额动辄以亿或十亿计。而且，他一直都是布什取消联邦遗产税法案的坚定反对者，他的父亲曾和索罗斯、巴菲特一起，在纽约时报上登载广告，公开表示无论是否留下巨额遗产，都希望富人能够纳更多的税。但，这毕竟都只是捐出财富，而非捐出时间与精力，将慈善当成另一项事业。在素有慈善传统、捐助早已是公民习惯、被认为“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钢铁大王卡内基语）、又有着良好保障与监督体制的美国，热心于慈善

25、事业，是既能满足避税、又能提升公众形象，同时还能满足宗教需求的最好选择。可是，在退休后选择将慈善作为生活重心，调动一切社会资源，并致力于将慈善事业水平大幅度提升，比尔盖茨的行为已经不能用“善良”或者“大方”来解读。他俨然已将这当成了第二次创业。也许，对于这个占据了世界首富宝座15年的科技巨子来说，仅仅是创造财富，已经不能再激起他的征服欲，满足他的成就感。钱的积累和花费，对于比尔盖茨，许多时候只是数字的变化，如何更好、更有效并更有意义地利用，才能让这颗全世界最贵的大脑神经中枢再次兴奋起来。仅仅用热衷慈善来定义盖茨，已然不够。他的野心，是让全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而平等，证明他的财富、他的才华和他的影响

26、力，都是那么的无与伦比。比尔盖茨，几乎从来没有输过。即使在许多领域例如最早的浏览器领域，他会间歇性地输给网景公司，但只要他反应过来，他和他所带领的团队都会立刻奋起直追，直到最终称霸市场，令竞争对手完全破产。这几乎是一个已经将胜利和成功当作平常的男人。许多人并不相信盖茨能彻底放手，完全将重心转移到慈善上。他退休的2008年，正是互联网平台风起云涌、金融危机来势汹汹的时刻。微软，这个软件行业的霸主，虽然依靠其多年打下的根基，每周仍然能赚超过1亿美金，但刚刚发布的Vista操作系统骂声一片，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架构于网络之上的Google，则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末尾，隐隐有了超越微软的趋势。而多

27、年的老对手苹果公司，也依靠iPhone和iPod的成功，重新与微软在硬件终端和软件操作系统市场上分庭抗礼。分析家们预言，1到5年之内，比尔盖茨必将重掌微软大权。他不会忍心看到自己一手建立起的帝国被人遗忘或是分崩离析。盖茨没有辩解，也没有许诺，他只是说，“所有企业最终都会被取代”，他能够正视一个“没有微软的未来”。有人认为，这是盖茨认为自己终将投降的标志。但从另一个角度解读，这或许是盖茨已然找到了另一个征服目标。当胜利已然变得索然无味时，他需要开辟的是另一块战场。30年前，他曾经希望能够改变全世界人操作电脑的方式，他做到了。30年后，他的目标变成了令世界美好。某种程度上说，这是另一座高峰，甚至比

28、前一座更为艰险崎岖。但对于一个企业家、一个程序员和一个已经在世俗“成功”意义上立于不败之地的人，有什么是不可逾越的呢？谁是谁非本周的南方周末报道了襄樊市女企业家停捐的事，标题叫“感恩的心是什么样子”，这是贫困大学生发出的疑问。由此我也想到，捐助者是否思考过，慈善的心是什么样子？尤其是襄樊市总工会是否反省过，慈善组织者是什么样子？我从这篇报道中得知，那些受到捐助的贫困学生，不仅被要求给女企业家写信道谢和汇报学业，还要参加襄樊市总工会组织的感恩仪式，上台为捐助者跳舞。伴舞的歌曲叫感恩的心，这舞蹈也可叫做“感恩舞”了。报纸上那张跳舞的现场图片中，贫困大学生们的脸上被打上了马赛克。为什么要打马赛克呢？

29、跳舞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但是在这种场合跳感恩舞显然让他们感到羞辱。在报道中，这些得到捐助的大学生们，大多从感恩仪式和感恩信中受到了伤害，有一个女生甚至当场放弃了受助。无论组织者和捐助者的初衷如何，受伤害都是一个事实。上周我在本版的专栏中说，慈善不应该成为精神索取，受到几位师长的批评。但是，面对这样一个事实，我仍然认为，谴责这些年轻的贫困大学生不知道感恩，或者把受伤害的原因归咎于他们心理过度敏感和脆弱，是不够公平的。几位师长认为，不能动辄欧美如何，要在中国语境中说事，不要忘了人之常情。其实，这些师长和我一样，所写的文章，有相当部分都在论证中国语境(或曰“中国国情”)和人之常情未必正确。有些违法

30、乱纪的事，如行贿受贿，在中国语境中，过去也属于人之常情，而经过“应该怎样”的讨论，很多人才知道它是错的。捐助者不要受助者写感谢信，未必就如师长们所说，是“道德圣人”才能做到的事。它只需要一个条件，就是有一个可信赖的、按照现代慈善规则行事的慈善组织者。即便站在捐助者的角度，直接和受助者联系也未必可取。人们在谈论知恩图报的时候，大多都非常理想化地想象着受助者像韩信那样不日将功成名就的美好情景，却不知道现实社会中更多的贫困者处境艰难，改变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在这种情况下，“并非道德圣人”的捐助者未必愿意和他们保持密切的联系，因为那样可能面临更多的人情、道义甚至人身安全的压力。事实上，那些女企业家中

31、，有的连联系地址都不肯告诉受助者，只留下秘书的电话。最近还有一条慈善新闻受到关注，那就是山东一位因慈善出名的企业家被众多贫困者上门“索捐”，同样说明企业家直接面对贫困者的尴尬和危险。更极端的情形，还有贫困者在走投无路或者见利忘义时残杀恩人的事情发生，若干年前著名作家戴厚英就是这样遇害的。支持女企业家索要感谢信的最实在的理由，就是她们有权利知道自己的钱用到了何处，效果怎么样。这的确是一个再也正常不过的愿望了。但是，这个愿望凭个人的感谢信真的就可以满足吗？被曝光的那位副局长的女儿既然可以虚假填表，当然也可以编造一封感谢信了。那位受骗的捐助者表示，以后要亲自调查受助者的情况，她的心目中显然没有一个组

32、织者可以信赖。假如所有的捐助者都这样想，都肩负着考察受助者境况和追踪善款使用效果的任务，那么可以肯定的是，捐助者将越来越少，因为多数人的确“并非道德圣人”，而是怕麻烦的普通人。由此可以看出，这件事情中的关键在于慈善活动的组织者襄樊市总工会没有尽到责任。它身上的官僚习气非常严重，完全以传统的行政方式做慈善，按行业或地域分配受助者名额，然后让基层行政组织把名额报上来。那位副局长女儿所在单位的负责人解释说，他们不想浪费这个名额，就找了一个相对贫困的人家。这种名额分配法也是我们见惯不惊的行政模式，似乎无可指责，但是结果却很荒唐。也正是这些官僚习气，才发生了索要感恩信、唱感恩歌、跳感恩舞的事。说得难听一

33、点，企业家出钱，穷学生出力，成就了该总工会的一份政绩。所以，在曲终人散之后，它并不在乎追踪服务，反馈信息，用更合理的方式回报捐助者，用更慈善的心对待受助者。贫困大学生没有写感谢信，被停止捐助还不够，该总工会还发表正式声明，通报媒体予以公开谴责，我怀疑这并非女企业家们的本意，因为这实在不是怀有慈善之心的人们的作为，却是一个中国行政机构在权力感受到冒犯时合乎逻辑的举动。用传统的行政方式做慈善，或许也是一种中国语境中的人之常情，但的确是不正确的做法。(作者系南都周刊副主编)正视弱势群体的心日前多位慈善人士在北京一个慈善活动上谈了亲身经历的索捐：有求助者没拿到钱就躺在慈善人士经营的饭店门前要钱；也有人

34、在慈善人士家属的病床前吵闹，逼人捐款。青岛市的王明殿多年来为740名学生捐钱捐物价值累计达100余万元，其事迹被报道后遭138人上门索捐，最多的一天达到12人，不给钱就叫骂威胁，还打恐吓电话。看到这则新闻，不仅想起前几天炒得沸沸扬扬的农民工讨薪成功后拖欠律师费、受捐助学子不感恩等事件。在这些事件中，善心行为遭到其所帮助对象的打击，固然令人失望，但这也正说明，我们时代的“善心”其实还是稀缺资源，甚至已经稀缺到如此地步，要出到“抢”“索”“赖”等非常方式去获得。而在这些被描述为不感恩、“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的人们身上，其实可以看到更多的东西：这些不约而同的行为是一个信号当弱势群体不再唯唯诺诺承受

35、命运的不公，而是理直气壮地觉得这个世界亏欠了他们的时候，他们和这个社会的关系、社会心态、行为方式也将从量变发展到剧烈而无法预知的质变。而反观我们这个社会大多数的“强势群体”，除了肤浅的口头关切和少量物质帮助外，并没有人真正试图去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所谓弱势群体，本身就是经济承受力和心理承受力较弱的群体。长期的困苦境遇和不公的社会环境不但剥夺了他们的财富和发展能力，还剥夺了他们正常的心态。心理学认为，绝望易导致心态失衡、易怒、偏执，甚至不可理喻。弱势群体的绝望在于，仅凭自身力量难以摆脱劣势地位。这种绝望不可避免地会阻碍他们参与社会，甚至影响其勤奋工作的意愿和能力。而也正是由于包括强势群体在内的整

36、个社会长时期、大面积地剥夺了他们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亏欠他们很多，导致当他们面对强势群体的帮助时，并不足以能产生正面的情感。与此同时，我们时代关于平等、人权等政治价值的传说，让他们觉得他们应该享有这一切。贫穷不会产生问题，要改变命运才会产生问题。在法国，移民第二代的境遇比他们的父辈不知要好多少，但却成为社会抗争、街头暴动的主体，就很能说明问题。维权抗争还是好的，更有甚者从“社会不满”成长为“社会仇恨”，放下良知、巧取豪夺，直至反社会行为大量出现。记得在南都以往的报道中，两抢等刑事犯罪，甚至成为一些人心安理得的生活方式。从默默忍受被他人剥夺到直接动手抢夺他人，这是一个艰难的心理过程。当然，这种转变

37、也并非必然，人生道路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出于个人的选择，弱势群体也并不就必然会有弱势心理。实际上大多数弱势群体仍是安分守己的老实人。但问题在于，群体心态的恶化，并不需要这个群体整体上的变化，一个群体的行为是由它的积极分子所塑造的，只要拥有这种心态的人达到一定数量，那么社会就难以承受了。但同样可悲的是，这样做并不能改变弱势群体自身的命运：如果整个社会以此为借口而拒绝甚至妖魔化弱势群体的话，反而会在恶性互动中使各方同归于尽。近些天来关于弱势群体“忘恩”事件的集中报道，事实上也说明“强势群体”的心态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应该说，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不是仅仅对中产以上阶层才有意义，对于弱势群体来说，它们的意义甚

38、至更大、更加性命攸关。从社会获得公平的发展机遇本就是他们作为公民不可剥夺的权利。我在前文说过，“索捐”事件恰恰表明，在我们这个时代，慈善是一种过于稀缺的资源，对弱势群体的帮助不是太多，而是太少。而仅仅要少数慈善家面对这么庞大的需求，只能把他们吓回去，有些人不就声称不再做善事了吗？所以，更大范围的社会慈善事业必须被提上日程。即使不从价值层面，仅从功利的角度来考虑，这样的事件仍然验证了那个在资本主义世界被一再强调的说法：如果一个社会不能保护占多数的穷人的利益，它也就不能保障少数富人的安全，即使这个富人是个慈善家。而我们作为这个社会上享有了更多资源的群体，所切记的是不应简单地妖魔化弱势群体，为自己的

39、冷漠开脱；而应更加善待他们，帮助他们，最终通过提升弱势群体的方式消灭弱势群体。前述事件虽然意味着中国社会群体间的互动也许正处在一个危险巨变的前夜，但我们仍有机会选择自己的行为和这个国家的未来。（作者系知名学者）儒家伦理与慈善精神 中国的慈善公益事业之现状，显然不能让人满意。制度障碍无疑要对此承担重要责任。不过，归根到底，慈善公益事业本身和人们从事这一事业的制度，都只能由那些具有慈善公益之心的人自己创造出来。过去十几年中国慈善公益事业的初步繁荣，就是具有这种心志的人士拓展慈善公益活动的制度空间的结果。 因此，中国慈善公益事业繁荣的关键是人，是人们的慈善公益之心的强度能否有所增进，以及是否有更多的

40、人具有慈善公益之心。如此，儒家关于人性与伦理、社会的论说及其在传统社会的实践，自可为中国人的慈善公益之心、之组织，提供坚实理据。 恻隐之心与慈善 儒家主张，人性本仁。孔子说，“苟志于仁矣，无恶也。”孔子同时指出：“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仁乃是人所本有。孟子则更为深入地探讨了仁的先天依据，此即人的不忍之心。孟子公孙丑上篇这样说： 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

41、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孟子上面的论述说明了一点：人人都具有善的自然趋向和潜在能力。人们常说孟子主张“人性善”。但其实，孟子并没有说，现实生活中的每个人都是善的。他的意思是说，人就其自然来说是向着善的，每个人都自然地具有行善避恶的天性。其实，不仅是善，在孟子看来，人同时还具有正义、是非、辞让等等天性。同时，在孟子看来，每个人也都具有行善的潜在能力。正因为人具有不忍人之心，所以，看到小孩子在

42、井边玩耍，可能会掉到井里，每个人都自然地有一种怵惕恻隐之心。 同样，任何一个人，看到自己的同胞生活在困苦之中，也会有这种怵惕恻隐之心，并自然地伸出救助之手。看到人与人的关系不够正常，人们也会产生一种让其正常的意向。这是人心的自然倾向，唯有按照心的指示行动，一个人才能让自己的心安定下来，否则，他必然会于心不安。 因此，从儒家立场看，从事慈善事业救济他人，或者从事公益活动在更为抽象的意义上帮助他人，乃是人性的自然。慈善、公益活动的人性依据，就是儒家所揭示的内在于人的怵惕恻隐之心。人们从事慈善公益活动的依据不是外在的，也不需要外部的强制、动员。每个人都有帮助他人的心性和能力，至少是潜在的。 也就是说

43、，关爱他人是合乎人性的生活的天然的组成部分。从亚里士多德到托马斯阿奎那的西方古典伦理学，弗朗西斯哈奇森等苏格兰道德哲学家，对此做出了类似的论证。 很多人抱怨当代中国的慈善公益事业比较滞后。然而，这决不是因为中国人缺乏帮助他人的慈善公益之心。中国人也是人，尤其是，中国人长期生活在儒家教化传统中，因而，他们必然如孟子所说，皆有不忍人之心。每个具有这种不忍人之心的人，都会很自然地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他人，从事慈善或者公益事业，尽管个人之力可能微不足道。 这样的不忍之心在过去的两次极端事态中得到了十分清晰的表现。当代中国第一次广泛的全国性民间捐助活动出现于1998年的南方大水灾中。2008年汶川大地

44、震，更是让民间慈善捐赠呈现“爆发式增长”，民间共捐赠760亿元，当年，民众个人捐款达到458亿元。而到了2009年，捐赠数量又有所下降。 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人性之善、人性之美在极端事态中淋漓尽致地表现，而回归到正常状态，人们的善心似乎比较淡漠。其实，这一事实恰恰为孟子之说提供了一个注脚。 汶川大地震这样的极端事态，就好像孩子可能落井的景象，把人置于一种自然状态。这个自然状态当然不是霍布斯意义的丛林状态，而是一种善的自然状态。极端事态让人心澄明，原本遮蔽人心的种种成见顿然消散，人性本有的四端得以完整地、毫无阻滞地呈现。人的善的趋向非常强烈，驱使人们采取有力的行动，以求得心安。仁心、物欲与制度

45、反过来，一旦回归到生活的正常状态，人的这种不忍人之心就可能被遮蔽。关于这一问题，孟子曾与人进行过详尽的讨论： 公都子问曰：“钧是人也，或为大人，或为小人，何也？” 孟子曰：“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 曰：“钧是人也，或从其大体，或从其小体，何也？” 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 人性本善，但是，这种善的倾向和潜能只是处于“端”的状态。端者，首也。就像孟子所举的例子，这就是好像泉源，仿佛火种，或者仿佛种子。它们要成为泉水，成为大火，成为参天大树，需要人的有意的养

46、护。 这就是需要借助于“思”的功夫。所谓思，就是内自反省，这是人之为人的一种自觉。人如果能善用“思”的功夫，就可以养护那不忍之心，而成就现实的仁善的行为。如果没有这样的自觉，那这个火种就可能摇摇曳曳，甚至于被外界的风吹熄。 这外界的风就是“物”，就是人的利己的物质欲望。人具有不忍之心，但是，人也生活于现实社会中，不得不解决个人的柴米油盐、房子股票。不忍之心让人的心灵敞开，关爱他人，物质欲望则让人的心灵封闭，仅关注自己。人当然不可能完全放弃后者，但是，人也不当完全沉溺于后者。健全的生活在于平衡心、物，这就需要借助于“思”的能力。人如果善用思的能力，那就可以在解决自己物的需求的同时，也让不忍之心有

47、发挥的空间，也即同时做到利己与爱人。如果人不能善用思的能力，那人就会蔽于物，人的不忍之心就会被物欲所遮蔽，而完全从事于满足自身物欲的事情之中，对他人的疾苦无视、冷漠。 现实社会的人就是因为思的能力，而出现了分化：有些人具有较强的思的能力，能够养护甚至扩充自己的不忍之心，他们成为“大人”，或者“君子”。有些人则不能，他们也就处于“小人”的位置。小人之成为小人，不是因为他们本没有仁之端，生来就是小人，而是因为，他们没有善用自己本来也具有的思的天赋，克制物欲，养护自己的仁心。 另一方面，外在环境对于人，尤其是“中人”的仁善行为的影响，也是巨大的。这包括法律、政制、民风以及时代的哲学观念。它们构成了一

48、种更为庞大的“物”。在中国历史上，战国，尤其是秦，就处于物质主义观念的支配下。在这种观念支配下，不要说人们没有慈善公益之心，就是一家之内，也是商业关系，如贾谊所观察到的：“假父锄杖彗耳，虑有德色矣；母取瓢碗箕帚，虑立谇语。抱哺其子，与公并踞。妇姑不相说，则反唇而睨。其慈子嗜利，而轻简父母也，虑非有伦理也，其不同禽兽，仅焉耳。” 一个普通人生活在这样的时代，必然习染于普遍的时代精神，斤斤于锱铢之利的计较，其不忍之心将会被完全抑制，人也就如同禽兽般生活。 不过，按照儒家思想，这并非人之本性。每个人把所有人视为敌人，人人相互以经济人对待的状态，这其实是悖逆于人性的。在孟子看来，不忍之心和思的能力，都

49、是上天所命于人者，是人的自然。此即中庸首句“天命之谓性”的含义所在。人很自然地会听从这一天命的指引，掀开物欲的遮蔽，面向自己的本心。因此，慈善公益事业始终是有其自然的动力的。即使在物质主义的时代，人追求合乎人性的生活的内在动力，也会驱动人们摆脱主流物质主义观念的控制，尤其是在发生某些极端事态的情况下当下中国的慈善公益事业完全可以证明这一点。 制度也至关重要。合理的制度设计可以让人的慈善公益之心，最为便捷地转化成公共行为。人具有慈善公益之心是一回事，历史地从事慈善公益实践是另一回事。前者是自然的，后者是人为的，因而也是需要成本的。人们从事慈善公益事业，需要付出时间、金钱，并消耗其他资源。不应该指

50、望人人是圣贤，现实生活中的人在实施生活的行动，包括从事慈善公益活动的时候，不可能不做成本收益的考量。 制度则决定生活的成本。一个社会，假如它的伦理、法律、政治等方面的制度比较健全，人们从事这种活动所需付出的成本非常低廉，那么，就会有更多的人在自身不忍之心的驱动下，从事慈善公益事业。 反过来，不合理的制度，则会抑制人们从事慈善公益事业的热情。不合理的制度会让人们从事慈善公益事业的成本升高。一旦成本达到一定程度，物欲就会从心灵的后门挤进来。人们会觉得付出太多了，而放弃努力。当代中国关于慈善公益事业的诸多法律、制度，就人为地推高了人们从事慈善公益事业的成本。很多人本来具有相当强烈的慈善公益之心，而面

51、对太高的成本，也不能不作罢。这样的制度当然应当予以彻底变革君子的领导作用 当经济学家说“制度至关重要”时，制度包含两层意思：一层是慈善公益事业展开的法律、政策框架，另一层是指组织，从事慈善公益活动的组织。当然，这两者紧密关联。有利于慈善公益事业的制度框架，必然有利于人们组织慈善公益机构。一种制度框架降低成本的主要方式，就是便利于人们组建和运作慈善公益组织。组织的基本功能就是降低人们从事某种事业的成本，并产生合作剩余。 这样的原理，不只适用于商业领域，同样适用于慈善公益事业领域。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皆有关爱他人之意。但是，并不是每个人关爱他人的意愿都可以强烈到承受实际地关爱他人所产生的成本的地步。

52、对大多数来说，关爱他人、从事慈善公益活动如果只需付出相对较小的成本，他就会去做，反之，他就只会让关爱他人的趋向处于潜在状态。专业的慈善公益组织可以解决个体的成本障碍问题，它可以大大降低普通人从事慈善公益事业的成本。比如，一个人准备拿出100块钱帮助穷人，可能什么也做不了，甚至找不到穷人在哪儿。慈善专业组织却可以让这100块钱发挥作用。 当然，组织慈善公益团体，同样是一件艰难的事情。而儒家所构想的“君子”这个时候就可以派上用场，他有意愿和能力承担这个责任。“大人”、君子的“思”的能力较为突出，因而他们能够从本心之大体，并且养护之、扩充之，如孟子离娄下所说：“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

53、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这样的人，天然地是慈善公益事业的组织者、管理者。中国历史上的慈善公益事业，也正是由儒家君子构建的，并且在他们的领导下持续发展两千年。略举宋以来的例证。 儒者之爱是有等差的。其实，这是人之常情。所以，儒家所领导的慈善事业首先在族内展开。这方面的典型是宋儒范仲淹在苏州创办的“义庄”。范仲淹幼时生活艰辛，个人发达之后，即于皇佑二年（1050年）捐置良田千亩，设立义庄，“赡养宗族无问亲疏，日有食，岁有衣，婚嫁凶葬咸有赡养。”范仲淹逝世后，其子纯仁、纯礼又将义田扩充，并 “随事立规”，先后十次续订规矩，使义庄管理更趋严密。范氏义

54、庄历经800年战乱，持续生存至20世纪。 范仲淹信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君子道德理想，宋儒所从事的所有重大事业，从学术到政治，几乎都由范仲淹开创。他开创义庄，也在他的儒家道德理想主义范围内。这一慈善公益事业模式后被人广泛效仿，有人统计，全国义庄数量，宋元有70余所，明代发展到200多所，清代则达到400多所。 即便没有义庄，儒家所领导的平民宗族组织之构建活动本身，也构造了一个无所不在的民间的慈善救济网络。宗族制度不是自然而然地就有的，事实上，人性的自然是封闭地生活在核心小家庭中当代乡村社会的瓦解就可以证明这一命题。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两次构造家族制度的努力，第一次是秦之后，第二次是

55、在宋明。构造的主体都是具有伦理意识的儒者。这一制度具有广泛的治理功能，这包括从事公益活动，向社区提供公共品。同时，鳏寡孤独也可以依赖宗族组织，获得救济，维持基本生活。 不过，儒家的仁爱，绝不仅限于血亲宗族范围内。儒者必将其爱推恩于陌生人，如孟子梁惠王上所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这种推恩的趋向其实也正是不忍之心的一种具体表现形态。 因此，就在范仲淹创办面向族内的义庄的同时，也有儒者创建超出宗族的慈善事业组织。比如，刘

56、宰的“粥局”，苏东坡创建的“医局”。到了明代后期，更是出现了功能广泛的慈善、公益社团同善会、善堂等等。梁其姿在施善与教化一书中这样描述：“它们绝大部分是长期性的组织，由地方上有名望之士人推动，这些无官位的地方领袖带动一般百姓组织善会，救济当地贫民，但又不属任何宗教团体。受济贫民并没有家族、注籍、宗教信仰，或隶属特别社团等资格限制。” 在所有这些宗族的，或者超越宗族的慈善公益团体中，居于核心位置，发挥组织、领导作用的，都是儒家君子，或者说“绅士”。君子“思”的能力较强，因而，其不忍之心也就强烈而持续。由此，他们采取关爱他人的行动的意愿更为强烈，这样的意愿也就改变了他们计算行动之成本-收益的公式，

57、他们愿意付出较高的时间和物质成本。经济学一直把搭便车作为一个问题来讨论。如果我们从经济学角度给绅士下一个定义，那他就是允许他人搭自己的便车的人。慈善公益组织对于那些普通人来说，就是一个便车。 当然，绅士们也具有管理的技艺。相比于普通人，他们具有较多知识，视野较为开阔，很有可能担任过官职，从事过管理工作，因而积累了管理技艺。而组织、管理一个慈善公益团体也是需要这样的技艺的。 总之，君子、绅士具有慈善公益组织运转所必需的组织要素。如果没有绅士，慈善公益团体是无法组织起来的，即使偶然组织起来，也无法正常运转下去。如此，则慈善公益事业当然也就失去了繁荣的载体。个体基于不忍之心而采取的零星活动，所能发挥

58、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和历史经验，当下中国慈善公益事业繁荣的前提，就是在已经出现的政治、文化、商业、社会等各领域精英中，涌现出一批“新绅士”，他们愿意投入自己的生命，运用自己的技艺，组织慈善公益团体，从事慈善公益活动。假如有了这样一个绅士群体，那么，不合理的慈善公益制度环境，也会被改变。归根到底，不合理的制度不可能自行腐烂，而只能由那些具有公共精神的人主动改变，绅士恰恰就是具有这种公共精神的人。他们如果有能力从事慈善公益活动，也就有能力为自己的活动构造出必要而合理的制度。 慈善公益与共同体感 接下来值得提出的一个问题是：积极地构造慈善公益组织的为什么是范仲淹？为什么是儒者？ 一

59、个理由是，这是儒者的治理理想所要求的。礼记礼运篇记载孔子的“大同”理想：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至关重要的是，在儒家的治理规划中，人皆有所养，社会秩序保持稳定，这绝不只是政府的责任，这首先，并且始终主要是儒者自己的责任。只不过，在汉武帝以后，儒者大量进入政府，因而这便成为政府的职责之一，由此一路发展而为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政策。但是，儒者始终坚信，这

60、样的工作主要属于“风俗”的范畴，因而，寄身于政府之外的社会中的儒者君子，应当并且确实积极从事慈善公益事业。另一方面，接受了儒家教化的人所具有的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伦理意向，则是这一慈善公益事业展开的伦理社会基础。“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其实就是对一个人们积极从事慈善公益事业的社会理想的描述。人们不仅为改善自己的境遇而努力，同样也在自然而慷慨地相互救济、帮助。 换言之，在儒家的整体治理规划中，首先由社会进行必要的财富再分配，这就是慈善事业；并且由社会自身提供自己所需要的公共品，这就是公益事业。政府所发挥的则基本上是一种辅助性功能。大学的修身、齐家、治国

61、、平天下，就刻画了这样一种以社会自主治理为本的治国规划。儒者相信，“家”齐则自然国治、天下平。这里的家，既可被理解为自然血亲之家，也可被理解为社区、行业等“群”。家族内部、群内部的慈善公益组织，就是齐家的重要工具。 这样的活动本身，就起到了“合群”的作用。透过这样的活动，“公”被创造出来。社会乃是人构造出来的。人仅有不忍之心，并不足以构成社会，这样的心完全可以寄托于孤立的原子式个体身上。自然的血亲关系同样不足以支撑社会，这样的关系可能分割人群，成为互不关联的碎片。只有在人们相互关爱的行动中，社会才将被构造出来。“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从事慈善公益活动，就是社会联结的纽带之一。在这样的活动

62、中，人们训练和增进公的意识、技艺，从而打开通往“天下为公”的通道。超出个人自利的慈善、公益活动是以人的不忍之心为基础的，反过来，它又增进人们的“公心”，生成和强化人们的共同体感。 儒者还从另外一个角度，论述了慈善公益事业对于维持人们的共同体感的重要性。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度制篇中说： 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此众人之情也。圣者则于众人之情，见乱之所从生。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是以财不匮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 战国以后，中国形成国民平等、私有产权、自由交易这样的制度，在没有健全的法治、宪政控制下，社会的基本问题就是贫

63、富分化。贫富分化会同时侵蚀富人和穷人的心灵。极少数人享有巨额财富，仅仅因为财富相对于他人的优势，他们就会蔑视一切规则，蔑视一切人，放纵自己的各种欲望，胡作非为。大量穷人处于社会下层，他们是财富竞赛中的失败者，由于这个社会把财富当成价值的唯一标准，因此，他们自己认为，全社会也都会认为，他们的整个人生是全盘失败的。不论富人、穷人的心灵因此都不够健全，都缺乏公共性。在这样的人心基础上，社会、文化、政治秩序都倾向于解体。因为，这个社会中没有一个人愿意对秩序负责：富人蔑视秩序，穷人漠视秩序，一些绝望感比较敏锐的人则仇视秩序。如董子所说，“富者愈贪利而不肯为义，贫者日犯禁而不可得止”。 任何一个社会，要想保持基本秩序，就必须通过各种手段，设计各种制度、机制，把贫富差距控制在适度的水平。至于适度的标准，董子也已经明确提出：“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