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三人王明王明和中央分庭抗礼的十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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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央三人王明王明和中央分庭抗礼的十个月 抗战全方面爆发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局面形成。对怎样落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斯大林一直有着种种担忧，于是，1937年11月王明被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派回中国。这位钦差大臣自恃有强硬的国际背景，根本不把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放在眼里，她在主持中共长江局工作期间，目空一切，频频违反组织标准，私自发号施令，公然和中共中央分庭抗礼。衔命回国王明是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由共产国际代表米夫一手扶植上台的。会后很快，她便受共产国际召唤，前往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在她行前成立的暂时中央，指定博古为总责任人。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正是经过博古等人的推行得以落实，致使

2、中国革命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在共产国际期间，因为王明不折不扣地推行“国际路线”，很得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青睐，她也因此节节攀升。1935年，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王明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和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中共领导人得此职务者惟有王明，这也就难怪她回国后“天上地下，惟我独尊”了。中国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关键组成部分，尤其引发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关注。全方面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共赴国难，再次携手合作。然而，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详细实施，斯大林却有着自己的一套思绪。因为，苏联当初在西面已和纳粹德国成生死较量之势，假如日本再从东面向其提议攻击，苏联就会两面受敌

3、，处境极其危险。正因如此，苏联才和国民政府签署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期望中国的抗战能在东方战场上拖住日本。而这一切的实现，斯大林是把宝全全部押在了国民党政府身上的。但令她忧虑的是，毛泽东所提出的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标准，蒋介石肯定不会快乐，如若那样发展下去，后果极难预料。所以，这种局面应得到对应的控制。为此斯大林想到了王明，决定派她回国，因为王明是“熟悉国际形势的新生力量”，只有她才能“帮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说是“帮助”，实是监督，以不让“独立自主”太离了谱。行前，斯大林和共产国际责任人季米特洛夫特意会见了王明。这次谈话很有意味刚刚从中国来的王稼祥也参与了这次会见。斯大林首先问王稼祥：“红

4、军有多少人?”“在陕北有三万人。”王稼祥如实汇报。“三百千。”王明急了，赶忙用俄文纠正。因为俄文中没有“万”，三万便说成三十千，三十万便是三百千。斯大林并不在意，扳着脸接着说：“主要的是，每个红军战士全部应是真正的战斗员，而不是吃粮的。”谈话这才转到统一战线问题上。“不要害怕共产党会淹没在民族解放战争中，共产党人应该主动参与到民族解放斗争中去。”尽管王明报了花账，把红军数量报成三十万，斯大林还是担心红军仅仅是“吃粮的”。正因如此，当王稼祥汇报到中国革命的部分战略问题时，斯大林已显著地不耐烦了，她说：“现在关键的是打日本，过去这些东西现在不要谈。”季米特洛夫更是直截了当。她说，因为共产党力量弱小

5、，因此在统一战线中，不要刺激国民党，提出谁占优势，谁领导谁的问题，应该象法共那样，“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不要过分强调独立自主。同时，她还提醒王明：你回去以后，要谦逊，要尊重党的领导同志，中国党的领袖是毛泽东，不是你，你不要自封领袖。可回国后，王明倒是无保留地实施了“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指示，且有自己的心得和发展；而对于季米特洛夫的提醒，她则扔到爪哇国，一直以钦差大臣自居，公开凌驾于党的领袖之上，进行独立活动。1937年11月14日，王明夫妇和康生、陈云、曾山等乘坐苏联军用飞机，经迪化(现新疆乌鲁木齐)、兰州于29日抵达延安。当初，中共中央虽接到共产国际的电报，被告以王明将回国，但详细日期及回来

6、的方法全部不十分明确，况且延安也没有专门的空中航线。这天，当飞机飞达延安上空，地面上的人听到轰鸣声，还认为是日机前来轰炸。逐步地大家才看清是苏军飞机，这才断定是王明等回来了。据同去迎接王明的一名政治局委员回想：我们抵达飞机场，毛泽东、张闻天等也同时来了，我们站得远远的。机场已经有的戒备，似乎全部不知道飞机里面载的是什么人物。大约毛泽东早已接到了莫斯科的电报，告以王明等要来，毛并未公布。王明等回来确实实日期和怎样来法，连毛泽东也不知道。直等到王明从飞机走出，陈云、康生也跟着下来，我们才急步上前，相互握手拥抱。当初一堂欢叙，所谈全部是快乐的事。毛泽东致了欢迎词，她充满热情地说：“欢迎从昆仑山下来的

7、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好友，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你们回延安来是一件大喜事。这叫做喜从天降”。在欢迎会上，王明作为回应也讲了话，话语中多少有些反客为主的口气，她说：“我们是共产国际派来的，是斯大林同志派来的。我们多个人全部是我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没有什么地方值得欢迎，应该欢迎的是毛泽东同志。”这些话确实有些莫名其妙，可也反应出她激动而纷乱的心境。咄咄逼人1937年12月9日至14日，在王明的提议下，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王明作了题为怎样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的专题汇报。汇报声称传达的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但言辞咄咄逼人，给出席会议的委员们留下了这么的印象：“王明当初俨然

8、是捧着尚方宝剑的莫斯科天使，说话的态度，好像是传达圣旨似的，可是她仍是一个无经验的小伙子，显得志大才疏，爱放言高论，不考察实际情况，也缺乏落实其主张的能力和方法。”王明的汇报锋芒毕露，批评中央洛川会议的方针和政策，认为过去太强调处理民主、民生问题，不能再提改造国民党政府的口号；反对有关国民党内有左、中、右三种势力的提法，认为只有抗日、亲日之分；否认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标准，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反对提国共两党谁吸引谁的问题，主张共同负责共同领导。这些意见显然和中共中央有着显著的不一样，但因为王明有“尚方宝剑”，大多和会者只能持赞同的态度。毛泽东即使作了辩白和解释，但还是采取了谦让的态度，服

9、从了多数人的意见。会议最终一天，在讨论组织问题时，王明未和任何人商议，忽然拿出一张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的名单，并在排列次序上做了手脚。她也知道此举难免引发猜疑，因此一再申明决无“夺帅印”的意思。据张国焘回想，会上毛泽东对此“单独行动，似感不安”。她说：王明所提出的名单，在人选上只增加了和她一同回国的赵云(即康生)、陈云两人，其他多是1日人，不过将席次略加调整而已，因此毛是标准赞成的。毛所不愉快的似是事先没有征求她的意见身为中央书记的张闻天的名次，在王明的名单上被降至第七名了。王明的表现似有取张闻天而代之的意向。张闻天却在那里一言不发，除了表示赞成王明从莫斯科带回的政治主张外，从不对实际问题

10、作任何表示，尤其不谈到改选书记的问题。王明还利用陈独秀等要求恢复合作的问题大做文章，表面看来是纠缠陈独秀的所谓“托派汉奸”问题，实际是将冷箭射向毛泽东。抗战全方面爆发后，提前出狱的陈独秀即在文章、讲演中，宣传全民抗日，表示赞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意欲恢复和中共中央的合作。消息传到延安，毛泽东等很快乐，认为中国的托派不能和苏联的托派相提并论。毛泽东还说，以前我们搞苏维埃运动时期，在肃反工作中有很多错误，现在斯大林老在搞肃反，恐怕错误尤多于我们。现在我们是团结一切力量抗日，陈独秀托派假如表示改悔，何尝不可一起抗日。王明知道后，在会上声色俱厉地表示反对，不但使用了最恶毒的语言，如“汉奸”、“托匪”、“

11、杀人犯”等，甚至诬指陈独秀是每个月拿三百元津贴的日本间谍。她怕这么还吓不倒政治局委员，又搬出斯大林来唬人，说斯大林理论的精华，就是清算党内叛徒，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斯大林发展了列宁主义。她由此推论：中共内部必定暗藏着很多托派和其它反党分子，只是我们两条路线斗争不够根本，没有发觉出来罢了。话说到这个份上，谁还敢沾这个嫌，惹这个麻烦。而王明对此却洋洋自得，甚至在其生命的尽头，还大言不惭地为自己“歌功颂德”：“1937年底，在我回到延安以后，便得悉毛泽东已和陈独秀代表罗汉达成协议，所以毛泽东许可托陈集团的组员全部恢复党籍(因为我已回到延安，恢复党籍的计划才未实现)。这一事实证实，毛泽东当初已准备同帝国

12、主义反动派的主动帮凶托派分子勾结起来。”会上，王明和毛泽东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讲解各执一词，使和会的前线指挥员难得要领，不知怎样去落实会议精神。彭德怀就有这么的体会，她越听越糊涂，感到“会议上的精神是不一致的，感觉回去不好传达”。按通例，毛泽东的指示是要一竿子插到底的，可是这个王明也不得小觑，她带回的可是“国际精神”。所以，彭德怀在汇报时，只是讲了些“华北抗战情况和坚持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的问题。在会上并没有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也没有拥护或反对王明的错误路线，是采取了一个模棱两可的态度”。所以，这个被王明搅局的12月政治局会议，造成了极为不好的后果，诚如彭德怀以后所说：共产党对八路军

13、的绝对领导作用有些降低，党的政治工作也有些减弱，从而发生了部分军官逃跑和国民党勾引八路军官兵叛变的现象。同时，国民党对八路军的发展加以限制，对共产党的发展也加以限制，国民党的反动面目愈加暴露。最终，会议决定增补王明、陈云、康生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成立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王明任书记；由王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负责同国民党谈判；由项英、周恩来、博古、董必武组成长江局，领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显而易见，12月政治局会议对王明在党内的特殊地位，给了一定的认可。分庭抗礼很快，王明来到武汉，中共代表团和中共长江局召开联席会议。因为代表团和长江局成份大致相

14、同，决定合并为一个组织，对外叫中共中央代表团，对内叫中共中央长江局。长江局委员分别是项英、博古、周恩来、叶剑英、王明、董必武、林伯渠，王明为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12月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等顾全大局，相忍为党的做法，却使王明产生了错觉，怀疑起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关键的领导能力，以致于目空一切，自认为是，以长江局凌驾于中央书记处之上，独断专行，和中共中央分庭抗礼。对此，已经赋闲的前共产国际代表李德全部看得一清二楚，她说：我们把华中局(即长江局)叫做“第二政治局”。实际上，以后在华中局和延安中央委员会之问，已经有了某种程度的分工，华中局落实的是1937年12月决定的，并得到共产国际实施委员会支

15、持的统一战线的路线，而毛泽东在延安却采取了她自己的政策。据我判定，毛在公开场所即使表示拥护党的这条新路线，但在这段时间里，她除了去抗大以外，却极少露面。在12月政治局会议上，王明似乎占了上风，但中共中央却并没有给这次会议作出决议，对此王明耿耿于怀，回到武汉后，便自作主张，私自发表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巩固国共两党精诚团结，落实抗战到底，争取最终胜利的文章，片面强调国共两党精诚团结，忽略两党之间抗战路线的区分，并在中共中央已经公布抗日救国十纲领领以后，又提出另外的六纲领领，强调“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此时，蒋介石也看清了王明的国际背景，她赞赏王明有关国共合作的部分

16、提法。在和王明的接触和会谈中，她对所谈问题也是满意的，而且期望王明“在汉相助”，共商处理两党关系问题。王明还真的成了蒋介石的传声筒，第二年2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她竟附和国民党“只要一个军队”和“统一军令”的叫嚣，提出在军事上服从国民党的统一领导。鉴于此，毛泽东在会上提出“在今天的形势下，王明同志不能再到武汉去”。后经会议讨论同意王明去武汉，但明确要求“王明同志留30天再回来”。可是，王明根本没有实施这一要求，到武汉后一直待到六届六中全会召开才不得不回到延安。连她自己也认可“不愿留在延安工作”。王明之因此不愿留在延安，说穿了，是延安有个名正言顺、合理正当的中共中央，她的言行总得

17、要受之约束，而在武汉就不一样了，她能够天马行空，无羁无束。1938年3月29日，国民党暂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王明于会前得悉这一消息后，未经中共中央同意，私自将自己起草的中共中央对国民党暂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送达国民党中央党部，并同时报送延安一份。中共中央在收到这份文件后，感到其中论述的内容，根本没有和中共中央商议、讨论，完全是她的个人行为，为了补救其不完整的内容，中共中央立刻起草了中共中央致国民党暂时全国代表大会电。收到电文后，王明并没有立刻送达国民党，而是在国民党暂时全国代表大会结束后给中共中央复电，说国民党暂时全国代表大会已闭幕，依据政治局决议标准所写的提议书已经送达。你们所写的东西

18、既不能也来不及送和国民党。期望你们不要再发表你们所写的第二个提议书，不然，党内党外全部会产生不良的政治影响。因自知理亏，王明编造理由回应相关同志的批评，说因为怕国民党会议闭幕，因此才急急的“发出去”。至于延安的电文，“是在国民党暂时会开会第二天才收到，来不及交国民党”。其实，国民党暂时大会的召开时间是3月29日至4月1日，而她起草的提议书是3月24日送给国民党的，中央在得悉她私自起草提议书后，即于3月25日起草了电文并立即送达给她。可见，这些全部是在会议召开前发生的。然而接下来，王明的做法就更为出格。4月28日她发表答子健同志的一封公开信，将她起草的提议见诸报刊，以此作为对中共中央批评的公开回

19、应。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作论持久战的讲演，批驳“亡国论”和“速胜论”，指出抗战是持久战，要经过战略退却、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并把游击战提升到战略地位。这是中共指导抗战的纲领性文件。7月上-旬，中共中央致电长江局，让在武汉出版的新华日报立即发表，但王明却借口文章太长不予登载。中共中央再次致电长江局，让分期发表，王明依然不予理会。王明这般阻拦的理由十分简单，那就是她反对毛泽东对抗战的三阶段的科学分析，她在这年夏天的一首诗中，直截了当地表明了此种心情：“四亿弗凭斗志衰，空谈持久力何来?一心坐待日苏战，阶段三分只遁牌。”直到晚年，王明依然曲解论持久战，为拒

20、发论持久战而津津乐道。她说：在延安发表该文后，毛泽东又将此文送往武汉，要求在新华日报上发表(该报xx部在我的指导下进行工作)。我和秦邦宪(博古)、项英、凯丰及其它同志一致反对这篇文章，因为该文的关键倾向是消极抵御日本侵略、等候日本进攻苏联。一这个方针既同中国人民的民族利益、又同中国共产党的国际主义义务相矛盾。共产党的政策是，中国人民应该主动同日本侵略者作战，这首先是为了保卫中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其次则借以阻止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反苏战争，因此，我们决定不在新华日报上发表论持久战一文。王明在共产国际当了6年代表，并在共产国际担任主要职务，甚至在部分会议上和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台尔曼等平起平坐。正是

21、在这6年，王明经过发电文、传指示的方法遥控中共。这段“辉煌”的经历，无疑助长了她妄自尊大的政治野心。回国后，她非但不遵守党的组织纪律、尊重中共领导同志，反而沿袭过去的错误做法，把长江局作为“第二政治局”，私自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名义发表言论，对这种严重违反组织标准的做法，就是她自己也不得不认可“在客观上形成半独立自主”。正本清源1938年3月，任弼时受中共中央派遣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的实际情况，并递交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同时，她还单独向季米特洛夫作了汇报。这些来自中国的生动、详细的汇报，使共产国际对中国实际情况的了解，再也不是雾里看花，从而消除了很多误解和成见。

22、同年7、8月间，王稼祥从莫斯科回国，带回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新指示。9月14日至27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并筹备召开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前，王稼祥给王明去电，让她来延安听取传达共产国际指示，和讨论六届六中全会的准备情况。不料，王明却给中央回电，让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和中央委员去武汉或西安，要在那里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她甚至要王稼祥来武汉，向她透露共产国际讨论问题的细节和传达文件内容。中共中央断然拒绝了王明的无理要求，再次让王稼祥致电王明：“请按时来延安参与六中全会，听取传达共产国际主要指示。你应该服从中央的决定，不然一切后果由你自己负责。”接到这封电报王明才蔫了，

23、只好打点行装，立刻奔赴延安。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第一天，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她说：“依据国际讨论时季米特洛夫的讲话，认为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尤其是朱、毛等领导了八路军，实施了党的政策。国际认为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利用了马列主义。”“在领导机关中要在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处理，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在我临行时她(指季米托洛夫)尤其叮嘱，要中共团结才能建立信仰。在中国，抗日统一战线是中国人民抗日的关键，而中共的团结又是统一战线的关键，统一战线的胜利是靠党的一致和领导者的团结。”王稼祥所传达的共产国际的指示，尤以其中传输的“以毛泽东为首”

24、的政治信息，为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顺利召开，提供了最为主要的确保。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桥儿沟天主堂召开。毛泽东在会上代表中共中央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汇报。汇报强调“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党的独立性”的主要性，针对“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错误看法，从理论上论述统一战线的独立性的道理。毛泽东还针对王明对待理论问题的教条主义态度，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详细化”的著名论断，那是一段出色而又活泼的语言：“洋八股必需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需少唱，教条主义必需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正是“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使我们至今受益匪浅，循着这种思绪

25、，我们才有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才能喜获改革开放的累累硕果。在会上，王明作了共产党员参政员在国民参政会中的工作汇报。会议后期，王明又暂时要求作了现在抗战形势和怎样坚持持久战争取最终胜利的长篇讲话。这两篇讲话稿从总体上说，是对毛泽东的汇报，表示了“我全部同意”的态度。她说：“全党必需团结统一，我们党一定能统一团结在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周围(领袖的作用，誓如北辰而众星拱之)。”不过，她对统一战线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依然保留自己的意见。这些意见对全会的顺利召开，全部无关大碍。不论怎么说。王明在会议的公开场所，已经表示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且再也没有兴风作浪，当然也就得到了解和信任，这是中共中央

26、对待犯错误同志的一贯态度和方针。因此毛泽东说，王明同志在全会上表示“完全同意各汇报”，“王明在部分问题中说的有些不足或过多一点。这是在讲话中难免的。这些问题已搞清楚了。王明在党的历史上有大功，对统一战线的提出有大的努力，工作甚主动，她是关键负责同志之一，我们应原谅之”。全会对王明采取的是温和式的批评态度和方法，正如毛泽东所说：在六中全会的文件上，在六中全会的统计上，看不出我们尖锐地批评了什么东西，因为在那个时候，不可能也不应该提出批评，而是从正面肯定了部分问题，就是说在实际上处理了问题。中共六中全会召开期间，武汉失守。会议依据实际情况，作出组织调整，决定撤消长江局，分别成立中共中央南方局和中原局，将原长江局下辖的东南分局改为东南局。中共中央对王明作了重新任命，让其留在延安，任中央统战部部长，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等职。然而，王明是口服心不服，尤其对毛泽东所作的政治汇报，更是充满抵触情绪。她在会后所作(论相持阶段)和一诗，便真实地反应出她的口是心非、阳奉阴违的晦暗心态。诗曰：“相持阶段只空吟，对日屈从是实情；抗战心消反统战，诬加马列教条名。”暮年晚景，王明对六中全会还是难以释怀。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苏两党交恶处于冷战，王明化名“马马维奇”，在前苏联报刊上发表大量文章，一是极力为自己涂脂抹粉，二是尽力充目前苏联领导者所喜爱的“反毛”英雄，以取悦前苏联最高当权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