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苓治理南开大学的教育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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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作者：申国昌来源：教育家 2017年第39期张伯苓（1876-1951），名寿春，天津人，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1889年以优异成绩考入 严复任校长的北洋水师学堂，较为系统地学习了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政治理论。 1894年中 国在甲午海战中的惨败，使刚毕业的张伯苓从军事救国的迷梦中惊醒，他愤然弃武，矢志兴学， 实现了人生的第一次思想转变。1898年，他到爱国士绅、清末翰林严范孙家塾任教，后来王奎 章设立的塾馆也聘请他当主讲。1904年5月，随严范孙赴日本考察教育。9月合并严、王二馆 办起了私立中学堂，1907年2月，校址迁至南开洼，将合并后的学校名为“南开中学堂”。 1917年8月，赴美国哥伦

2、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研究教育，并考察私立大学的办学情况。 1918年 12月回到天津。1919年9月，张伯苓创办的南开大学正式开学。之后，又相继创办南开女中、 南开小学、南开中学重庆分校等，使南开成为一个学制体系完备的著名学府。1946年6月，美 国哥伦比亚大学授予其名誉博士学位。1948年10月，他辞去南开大学校长职务。1951年病逝 于天津。张伯苓是南开大学的创立者和奠基人，他为南开成为中国高教史上一颗璀璨明珠奠定 了坚实基础。“图救国家须信教育”张伯苓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著名的爱国教育家，在国难当头的年代，为了挽救国家的命运， 他选择了教育救国的道路，主张通过大力兴办教育来达到挽救国家、振兴民

3、族的目的。 1919年 1月，张伯苓在一次演讲中讲道：“予尝谓今后世界上有最大长进希望的国，就是中国。国人 不可不知，而吾民国在在（再怎么说）都没到底，所以图救之道既须信民国，尤须信教育。” 他对中国的前途充满信心，而欲使中国由弱到强，必须兴办教育。因此，他说：“故欲改革国 家，必先改革个人，如何改革个人？唯一方法，厥为教育。”1924 年 12 月，他在南开学校集会上讲到：“欲积极地刷新中国，根本方法在先改变人民 欲改变人民，则必赖乎教育。信教育可救国者，非无其人，而至今无努力从事之者。”他再次 强调教育对提高国民素质、挽救民族命运的重要意义，深信教育救国之理，只是当时中国缺乏 大批从事办学

4、实践的教育家。究其缘由，他认为：一方面，在帝国主义的凌辱之下，民族教育 无发展空间；另一方面，教育收效缓慢，在短时间内难以见到成效。为了引导中国教育界人士 去成功办学，他倡导：“先做出良好成绩，使社会知教育之重要，然后始有普遍及专精之可能 也。”通过办学实绩来取信于民，从而达到教育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目的。“办学校须有宗旨”办学宗旨犹如学校教育的灵魂，缺乏宗旨的办学行为是盲目的。因此，张伯苓说：“办学 校须有宗旨，亦犹盖房者，心中须先有草图，用何器具，得何成效。”做到心中有数，围绕一 个明确的培养目标，去开展教育活动。有借鉴于此，他在创办南开学校的过程中，首先为南开制定了明确的办学宗旨，即“允公

5、 允能”。他倡导将“爱国爱群众之公德，与夫服务社会之能力”作为培养目标。在他看来， “惟公故能化私化散，爱护团体，有为公牺牲之精神；惟能故能去愚去弱，团结合作， 有为公服务之能力”。“允公允能”培养目标的提出，主要是为了医治民族“五病”（愚、弱、 贫、散、私），培养救国人才，实现民族自强。所谓“公”，就是要“发扬集体的爱国思想， 消灭自私的本位主义”；所谓“能”，就是“造成现代能力的学生”。何为现代能力？“所谓现代能力者，可以两点概括之，即科学知识与民治精神是也。科学 知识，多半由研究各学科及各个人生活习惯中求得之，此须从个别训练入手；其目的在充实各 个人之基本能力，启发其创新思想，发展其生产

6、技能。”（南开中学一览）为此，他特别 强调通过教学来帮助学生获取科学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提高科学素养和科学思维能力。在张伯苓看来，培养学生能力，最为关键的是要培养其开拓精神、协作意识与创新能力。 这种精神与能力，可以使人开阔视野，振作精神，“可振起吾人对于科学假定之胆量”；这种 精神与能力，可使人团结协作，敢于冒险，可“增高个人独创自信力”“有使团体合作特别巩 固的力量”（南开中学一览）。“三育并进而不偏废”“我之教育目的在以教育之力量，使我中国现代化，俾我中国民族能在世界上得到适当的 地位，不致受淘汰。欲达此种目的，务须对症下药，即：注重体育，锻炼健强之国民；注重科 学，培养丰富之现代知识；

7、注意精神的修养向深处培，向厚处培整理中国固有之文化, 摘要其适合于现代潮流者，阐扬而光大之，奉为国魂，并推而广之，以求贡献于全世界。” （张伯苓）张伯苓认为，要培养学生的健全人格，必须坚持“体德兼进”的教育理念，着力造就德智 体全面发展的有用人才。张伯苓是中国近代体育的倡导者与先驱者，是全国体育运动会与体育 社团的促进者与组织者。他曾任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第一任名誉会长与理事长、华北及全国体 育运动会总裁判长，对中国近现代体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他将体育视为教育之重要 组成部分，倡导将体育放在与德育、智育同等重要的地位。他认为，“强国必先保种，强种必 先强身”，“强我种族，体育为先”。他对

8、体育作了不少专门论述：第一，强调增强学生体质是学校体育的终极目标。体育以“能使身体各部平均发育，训练 端正之姿势；使各器官之机能完全发达，增进全身之健康；使一切动作敏捷正确，精神愉快” （南开中学一览）为目标。第二，发展体育是全校领导与教职员的基本职责。他认为，校长必须带头去抓体育，他在 南开任校长期间将体育列为学校的必修课，并亲自教体育课。同时，他还要求全校教职员工均 爱好体育，参加体育锻炼，使全校形成良好的体育氛围。第三，召开体育运动会是促进学校体育发展的推动力。1909 年，在张伯苓的倡导下，第一 届华北运动会在南开中学举行；1910 年10 月，又发起并举办了第一届全国运动会；1923

9、 年5 月，第十届华北运动会又在南开中学举办。第四，体育教学内容再丰富多彩。可以借鉴国外的体育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力求体育内 容多样化，从而激发学生对体育的兴趣。同时，还要加强德育，注重对学生良好品德的培养。他强调：“以德育为万事之本”。首 先，他主张营造良好的德育环境。因为良好品德的养成是一个长期的潜移默化的过程，这就需 要学校为学生创设一个良好的德育环境。譬如南开中学在校门旁边安置了一面大镜子，在镜旁 镌有箴言：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张伯苓纪念文集）通过营造一种良好的校园德育氛围，让学生在日常生活与

10、学习中去加强自身的品行修养， 从而养成良好的习惯和高尚的道德品质。他坚持每周三在全校师生大会上演讲修身之道，“是 以校风日进蒸蒸而上，无时或已。此乃真得修身之道也”。其次，他注重用传统美德教育学生 他说：“盖孝为人之本，失其孝则道衰矣。然细推之，往往失于偏重家庭之观念，少世界之眼 光。”主张将传统道德与时代精神相结合。最后，重视人格熏陶。他说：“研究学问，固然重 要，而熏陶人格，尤其是根本。”他认为，良好的人格品质包括崇高的志趣、敦厚的品性、勤 勉的习惯、虚心的态度、诚实的为人。勤俭创业的办学精神南开的发展与壮大，正是张伯苓坚持勤俭创业的结果；他勤俭创业的办学实践，又成为南 开的一贯办学精神。

11、张伯苓倡导在办学实践中始终坚持“苦干、实干、笨干的精神，不巧取， 不投机”。为了筹措办学经费，张伯苓东奔西走，不辞艰辛，犹如“一个化缘的老和尚”，吃 过了多少苦头，受过了多少白眼，但他总是以苦为乐。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好像一块石头， 在崎岖不平的路上向前滚，不敢作片刻停留。南开在最困难的时候，八里台笼罩在愁云惨雾之 中，甚至每个小树都好像在向我哭，我也还咬牙关未敢稍停一步。”正是在张伯苓勤俭节约、 艰苦创业办学思想与实践的影响与带动下，南开大学形成了“脚踏实地，实事求是，艰苦卓绝 再接再厉”（南开大学校史资料选）的办学精神。他自己也说：“南开自有那种坚卓不拔 有毅力、肯奋斗的精神。”不仅他自己

12、坚持勤俭办学的原则，而且他要求学生也养成俭朴的生活习惯和勤奋的学习精 神。他要求学生“须知学生时代为受熏陶锻炼时代，而非享安逸时代，此时作成节俭习惯，则 异日任处何境，自无不能忍受之意”。只要在学生时代养成了勤俭节约的良好习惯，等毕业走 向社会后就可以适应各种艰苦的环境。为了培养学生艰苦朴素的优良品质，他规定：“为养成 学生节俭起见，特订寄宿学生出入款项表格，凡该生一月之所费，分项结清钱数，即填写于表 格内，以凭查核。”因而南开形成了勤俭节约的良好校风，正如南开校史中所写：“南开的环 境是俭朴的、清静的。唯其在这种环境熏陶下，南开的学生也是俭朴的、勤奋的。”严谨务实的管理风格张伯苓创办南开大学

13、，就是凭着一种埋头苦干、严谨踏实、务求实效的精神。他在担任校 长期间，仍然坚持这种严谨务实的管理思路。这种严谨的作风，从 1915 年张伯苓主持制定的 南开学校章程中，可见一斑：凡在校诸生有谈淫亵等语者，轻则记过，重则除名；凡在校诸生以敦崇品行为要，倘不能 自检，生活有冶游情事，一经查出立即斥退；赌博之事为少年所最忌，犯者立即开除；吸烟、 饮酒最有害于卫生，无论何种烟酒学生均不宜用，违者记过；凡学生病假、事假，均需到 事务室填写请假簿；学生犯有小过者，扣大考总平均分数 20 分，大过扣40分；学生见本校师 长须致敬，见同学须彼此为礼；学生对于本校员司如有不合理之举动，轻则记大过，重则斥退不仅在

14、学校章程中有非常具体的管理条款，而且在教学、管理与后勤等各个方面均有具体 的实施细则。如教务科职责、训练科职责、庶务科职责、会计科职责等，还为各类人员规定了 具体的目标与任务。他一再要求全体教职员做到“宁可自己多叫苦，不让工作受影响”。强调 管理要科学规范，高效务实，正如南开毕业生吴大任在回忆文章中所写：“南开的行政效率高 是有口皆碑的。办事人员极少，而工作井井有条，从来没有拖拉现象。”严谨务实的作风，体 现在每一位教职员身上，“他们不因困难而隳气，不以小就而自足，不务虚名，不求速成，顶一步，做一步，埋头苦干，锲而不舍”（南开大学校史）。这种严谨、踏实、高效 的管理效果，是张伯苓长期以身垂范、

15、严谨治校的作风带动下形成的良好传统。“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华人大学理念张伯苓在初创南开期间，主要参照日本的办学模式。后来，赴美国研修教育之后，加之一 批美国留学生的赞助与支持，又效仿美国的办学风格。初创时期借鉴日美教育经验，“使教学 与管理工作从一开始就置于较高的水准，但也造成了一种盲目崇拜外国、机械照搬的倾向” （南开大学校史）。到后来逐步发现一味效仿别国的办学模式，存在诸多局限，于是到 20 年代后期，张伯苓提出了“土货化”的办学设想，重要的标志是 1928 年制定的南开大学发展 方案，明确将“土货化”作为南开的办学方针。这个方案写道：已往大学之教育，大半“洋货”也。学制来自西洋，教授多数

16、系西洋留学生，教科书非洋 文原本即英文译本，最优者亦不过参合数洋文书而编辑之土造洋货。大学学术恒以西洋历史和 西洋社会为背景，全校精神几以解决西洋问题为目标。中国大学教育目前之要务即“土货 化”。吾人更可断定，“土货化”必须从学术之独立入手。是故“土货化”者，非所谓东方精 神文化，乃关于中国问题之科学知识，乃至中国问题之科学人才。吾人为新南开所抱定之志愿， 不外“知中国”“服务中国”二语。遵照这一方案，南开大学从专业设置、课程安排、教学方法、管理制度等方面进行相应改 革，以实现中国大学的“土货化”。第一，结合中国实际增设了电机工程、化学工程、经济管 理等专业，真正实现“服务中国”的目的。为了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还在一些公司设立 了实习基地。同时，十分注重拓宽专业口径，以增强学生适应社会需要的能力。第二，改革课 程设置，加大自编教材力度。一方面，他主张南开大学增设当代中国政治问题、中国经济问题、 乡村社会学等研究中国现实问题的课程；另一方面，他倡导自编相关教材。第三，设立研究中 国社会实际问题的机构。在张伯苓的指导下，南开大学成立了经济研究所、应用化学研究所和 东北研究所，有针对性地调查与研究中国的社会实际与经济实况，从而有效地实现教育服务中 国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