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选择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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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第七讲集体选择的制度经济学分析,罗必良 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2,一、引言：经济学分析的基础,所谓经济学，不过是一些自称经济学家的人对人类行为与活动的一种描述。 事实上，每个人都可以说是“经济学家”，因为人天生的就会计算。 计算什么呢？计算收益与成本。应该说你每天每时每刻都在进行分析、计算、比较并做出选择。你之所以这样选择而不是那样选择，是因为你通过计算后觉得这样选择更划算。 所以我经常用一句大实话来注解什么是经济学，那就是经济学研究干什么事“是划得来还是划不来”。,3,1.1 经济学分析的出发点,经济学对人类行为的解析，以其对自利经济人性的认定为根基。也就是说，人们的一切行为都可以看作

2、是在稀缺环境和约束条件下，根据自己的效用准则来谋求效用最大化。 有人乐善好施，有人自私损人，有人则对他人漠不关心；有人豪侠仗义，有人忘恩负义，有人不择手段；有人宁愿独身，有人却愿多生孩子；有人怕死，有人自杀等等，人生中的各种心态、事态、情态以及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与其说是不同类型的人所具有的不同人生态度与行为特征，倒不如说是一个理性的经济人在价值偏好与约束条件下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时所做出的选择。,4,1.2 经济人的含义,斯密的要点： 每个人天然地是他自己利益的判断者。如果不受干预，他的行为可使他达到自己的目的（最大效用）； 每个人在追求自己的私利时又不得不考虑他人的私利，否则就难以实现自己的

3、利益，正是这一点（博弈）构成了交易的意义； 当每个人都能自由地选择某种方式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时，“一只无形的手”会将他们对私利的追求引导到能够为公共利益作出最大贡献的途径上去。 由此斯密认为：不要担心私利，不要蓄意为善，竞争会使善行作为利己之心的一个副产品冒出来；从而自私的本能在合乎理性的情况下会化为社会品德 。,5,1.3 经济人含义的扩展,“经济人”在学术界曾备受非难，皆因传统经济学理论对经济人的特征即“自利”的动机和“理性”的行为的狭隘解释。 批评者认为： (1)经济人模式只考虑个人主义的利益，从而排除任何利他主义的动机，因而是一种不完整的个人行为模式， (2)这种模式不考虑社会习俗与传

4、统对个人的偏好和选择的影响，忽视了个人与他人所保持的社会关系。,6,作为对这类非难的反应，经济学家已经拓展了“自利”和“理性”的范围。集中表现在： 1.把对他人福利的关心，纳入个人的效用函数之中。 2.把尊循习惯、传统规范和法律等制度，视为一种有助于效用函数最大化的理性行为。 3.把理性概念从个人的私人偏好拓展到他的伦理偏好。私人偏好是个人用于作出日常决策的偏好；伦理偏好是个人必须权衡某一既定的决策对其他人的后果时所使用的偏好。,7,理性是指一个行为主体面临一个选择机会束（可选择的行动方案集），他会选择一个能使他的效用达到最大满足的方案。在经济学家看来，当说一个人缺乏经济理性时，即意味着这个人

5、对价格变化或潜在赢利机会缺乏反应。 每个人都是理性的经济人比较与选择效用最大化 不存在疯子贝克尔（G.S.Becker）的说法 人类行为的多样性源于：环境、资源禀赋及选择机会不同、价值取向、偏好及效用评价标准不同。 人们之所以犯错误、后悔，是因为理性的有限性（信息不对称与信息不完全）,1.4 经济理性与人类行为,8,1.5 经济人与制度设计,我们不敢说经济人可以解释人类的所有行为含义，但它确实是一个强有力的概念。特别地，设计制度时，只有假定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只进行纯粹个人主义的成本与收益计算的经济人，且理性的有限的，那么我们才可能设计出一种一视同仁的正规制度。这是法治社会的必然预设，但这种设计绝

6、然不同于直接了当地把人塑造为毫无理性的野兽的设计，也不同于对追逐最大利益行为不加限制的设计。 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人类是否（或应该是）完全由自利的动机所驱动，而在于社会能否让他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追求他所理解的自身利益。,9,个人所获得的报酬不取决于其目的之好与坏，而仅仅取决于其行为结果，对其他人的价值、贡献或损害；而且，任何人的贡献都要在人与人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受到他人的检验和纠正。在这种强制的行为限制中，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动机可能会推进整个社会的福利。 在经济学家看来，作为经济人，人的行为总是有目的的，由于存在稀缺性（物质资源的稀缺、财富的稀缺、地位权力的稀缺等），人们总是经过物质与非物质的成本

7、收益的权衡，来选择能够为自己带来最大净收益的行动方案。不仅如此，人的行为和活动从来都不是孤立的，而是互为条件、互相制约、互相影响的。正因为目的性、社会性和稀缺性，人类的行为会产生冲突，因而规范人们行为的制度不可或缺。,10,二、个人选择与集体选择,2.1 个人选择 经济学是研究资源配置方式的，即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为谁生产的问题（做什么、如何做、为谁做）。如果关于这些问题的决策是由一个人单独、自觉、自愿做出的，那么这类选择就是个人选择。 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模型中，经济当事人的选择、决策过程，在理论上被视为清晰和明了的过程，每个人分散作出的选择都是自觉自愿的，收益和风险也是由其个人所负责的，且

8、被假定为个人选择不会影响他人也不受他人影响。在这里，选择不仅是个人的，而且是自由的（非强制），个人的自由选择是建立在自愿交换和自愿合作的基础上的。,11,2.2 集体选择,当一个人的选择涉及到他人的选择，从而需要协商时，集体选择就存在了。集体选择或集体决策也称为公共选择，是指各参与者依据某种协商规则，相互协商而确定集体行动方案的过程。 集体选择具有如下含义或特征： (1)集体性。凡是有人群、有合作、有利益冲突的地方，集体决策就不可避免，就必然会有集体选择。 (2) 规则性。决策就是制定规则。在人与人之间存在偏好差异的情况下，必须决定规则以使人们的行为协调起来，所以人们必须进行决策以选择那些能够

9、反映和满足一般人偏好的规则。,12,(3) 强制性。集体选择根据一定的选择规则一旦得出决策结果，那么这一决策结果对参与者个人来讲，不管愿意不愿意都得接受，因而具有选择结果的强制性。 (4) 政治性。经济市场上的个人选择大多是通过货币、通过买卖行为由市场机制来实现的，但集体选择大多是通过投票来实现的，或者说是通过政治市场解决。不过要强调的是，公共选择理论关心的主要是有关政府行为的集体选择。,13,三、集体选择的制度分析A：一致同意规则,所谓一致同意规则，是指一项集体行动方案只有在所有参与者都同意、或者至少没有任何一个人反对的前提下才能实施的一种表决方式。 此项规则具有如下特点： 其一，由一致同意

10、规则得出的集体行动方案，对于所有的参与者来说都具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按此规则能使每个人的偏好达到最大程度的满足，而不会使任何一个人受损。这就是说，对该方案的任何改动，都不可能在不损害任何一方利益的前提下，使参与者中的某些人受益。从而表明，一致同意得出的行动方案能实现帕累托最优。,14,其二，在此规则下，所有参与者的权利都能够得到绝对平等的保障。一方面是因为它体现了参与者之间的自愿性和契约性，另一方面由于每个参与者都享有否决权，个人选择对集体选择由此至关重要，所以任何成员或集体都不能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人，也不能将自身的利益凌驾于他人的利益之上。因而一致同意下的决策都反映了所有参与者的真实愿望。,

11、15,其三，该规则可以避免“搭便车”行为。在一致同意规则下，每个参与者都会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不仅会影响与此相关的其他成员的行为，而且还直接关系到集体行动方案能否形成的问题。显然，如果某项待选方案能够使部分成员不付任何代价地从中获益，那么这种决策将会因损害了其他成员的利益而被否决。所以一致同意规则容不得“搭便车”者。,16,其四，该项规则的决策成本高昂。首先，由于参与者的选择偏好千差万别，对每一项提案都可能众口难调，要达成对某一方案的一致同意势必要经过一而再再而三的反复协商与讨价还价，这意味着高昂的谈判成本。第二，此项规则极易引起冲突、威协、恫吓或寻租。一些人为了使方案通过，很可能因利益与

12、偏好的不一致而发生冲突，部分人还可能采用威协与恫吓迫使不赞成者“表示同意”，另一些人可能利用投票权寻租，这些不仅增加了一致同意的交易成本，而且也破坏了该规则所内含的一致性。,17,4.1 基本含义与特点 多数投票规则是基于集体福利总和的改善这一前提的。在一个集体中，一项方案如果使多数人的福利改善了，少数人的福利没有改善甚至有所下降，但从集体这一“社会总体”角度来讲，这一方案仍是有利于集体福利提高的。由此，在多数投票规则下，一项决策通过与否，取决于能否得到某一多数比例参与者的同意。 多数投票规则可分为简单多数规则（即赞成人数超过投票人的半数以上）和比例多数规则（即赞成的比例必须达到一个相当大的比

13、例以上者如2/3或3/4等）两种。,四、集体选择的制度分析B：多数投票规则,18,特点是： (1)在此规则下的集体决策结果通常不符合帕累托准则。因为决策结果往往只体现多数同意者的利益，而不同意的少数派的利益则被忽略了甚至被损害了。 (2)其决策结果具有强制性，它允许了多数人将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少数人，从而使之成为“倒楣的少数”。 (3)相对于一致同意规则，此规则的决策成本较低，但却容易造成“投票悖论”。 (4)该规则难以避免集体决策中参与者之间的策略行为（或寻租行为）。 (5)由于单个成员意识到他的同意与否并不对决策的最终结果起决定性作用或构成障碍，可能会助长部分成员不重视投票权的行为，并由此可

14、能引致“集体的愚蠢”。,19,4.2 为什么要少数服从多数,集体选择的基础是每一个人的效用函数。既然人与人之间的效用是不同的，也就意味着经济学家不能用自己的效用函数去揣测其他人的效用函数。那么如何去发现其他人的价值判断、从而作出一种决策是“经济”或“不经济”的判断呢？答案是：经济当事人的一致同意。唯有如此，才能达到效率的最高标准帕累托最优。但是从一致性同意规则那里我们知道，尽管一致同意是一个好东西，但要得到它却成本太高。,20,所以降低决策成本的一个显而易见的办法就是降低“同意”的百分比。一致同意就是100的同意,如果百分比降到90、80、或60等等，决策成本就会相应降低。但是这样一来，一项集

15、体选择方案的通过可能是在有人反对的情况下作出的,因而在降低决策成本的同时,却会提高“外在成本”(external costs)，即那些对集体决策持反对意见的少数,要承担多数人强加给自己头上的损害。 因此，一项好的决策，或者说决策规则必须兼顾决策成本和外部成本。对于一个理性的人来说，一个好的决策规则就是上述两种成本之和最小化的规则。,21,图1 决策规则：成本最小化 一般来说，任何一种方案在同意不同意问题上必定会出现多数和少数派，在这时，决策成本是既定的，而选择多数赞同的决策比选择少数赞同的决策，就会减少外部性成本，由此，同意人数的比例的最低限度就是不能低于不同意的人数这就是少数为何要服从多数的

16、原因。,成本,外在成本,决策成本,同意率,E,0,r,100,22,4.3多数投票规则的困境,4.3.1投票悖论 法国人孔多塞特最早注意到一种“循环的大多数”(cyclic majority)的现象，从而指出了多数投票规则中的某些问题投票悖论。这一悖论最为简单的表达，就是三个投票者（甲、乙、丙）就三种集体行动方案（、）进行投票的情形。 表1 投票前提 方案偏好次序 最佳方案 次佳方案 最次方案 甲 乙 丙 ,23,孔多塞特注意到，在投票过程中，如果按照每个投票者的偏好顺序来判断和选择，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下投票表决，就会出现循环多数现象。即有三分之二的人认为优于；三分之二的人认为优于，三分之二

17、的人认为优于。由此出现循环现象，多数投票原则失灵了。由此还可看到，最终的投票结果完全取决于各方案的排列次序，而不是方案本身的优劣。 此外，波德(Borda,1781)等人的研究还表明，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人们有可能投票选择大多数人最不喜欢的方案。而在阿罗(Arrow,1951)对投票悖论的研究达到了高潮，提出了所谓的“阿罗不可能性定理”。,24,4.3.2 “理性的无知”与“集体的愚蠢” 假设有一个市选举市长，候选人有两个（其中能力强，能力差），选民有101人（代表全市10万公民）。采用“多数投票规则”（即谁的票过半数，谁就当选为市长）。作为选民的张三，在“一人一票”的前提下他会如何投票呢？

18、首先,他知道自己的这一票只占总票数的1/101，这会降低他对自己这一票重要性的认识。 其次，“一票定乾坤”的情形（也就是说另外100票恰好两位候选人各得一半），可以说是很难遇到的。即使如此，张三也不知道自己这票是不是“定乾坤”的一票（假设恰好是51票，此时张三投的这一票起定乾坤的作用的可能性也仅仅为1/51）。,25,其三，张三这一票无论是投对（投给，当市长能使全市公民增收100万元），还是投错（投给，当市长会使全市公民减收100万元），对他自己来说，关系都不大。投对了，他也只能从增收的100万元中分得10元钱的好处(100万元的好处由10万公民共享）；投错了，他亦只损失10元钱。对或错所带来

19、的好处或坏处并不是他一人独享。 其四，如果张三想认真且正确地投票（力求投对票），那他就得了解并识别、两人的能力大小，而这种“了解”是要花时间与精力的。更重要的是，这种搜集信息并进行分析比较的成本完全要由他个人直接地、不折不扣地承担。,26,正是因为“正确投票”的成本由个人承担，而其收益却由所有公民共享，再加上收益的不确定性（一个人的“正确”投票并不能保证“正确”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为了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民”，就会尽量减少他自己的成本支出，“合乎理性”地对候选人保持“无知”状态。结果是，投票人最后会“不负责任”地乱投票。于是就出现了“集体的愚蠢”。事实上所有公共物品的供给不足（好事

20、）或供给过剩（坏事）都是“集体的愚蠢”的结果。,27,28,4.3.3 同一规则下的不一致,同一规则如以超过2/3为多数即为通过的话，不同条件下所隐含的“同意”水平是不一致的。 假定成员人数为人，“2/3”的多数票制此时意味着100的“同意率”，它所要求的多数实际上是“一致同意”。 人们都知道，在职称评定时往往要求得票率（同意率）超过2/3。但评委人数不等的情况下所要求的得票率则是不同的(表2)。,29,表2 同一“多数投票规则”所隐含的“同意水平” 参加投票人数 3 4 5 6 7 8 9 10 2/3所要求的得票数 3 3 4 5 5 6 7 7 实际同意率（） 100 75 80 83.

21、371.475 77.870 参加投票人数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2/3所要求的得票数 8 9 9 10 11 11 12 13 实际同意率（） 72.775 69.271.473.368.870.672.2 参加投票人数 19 2/3所要求的得票数 13 实际同意率（） 68.4 上面的分析表明，在“多数投票规则”下，对某一特定方案而言，不同的投票参与规模所的隐含“多数”概念不一样，人数越少，通过的难度越大。这实际反映了“公平准则”下的不公平,30,五、结束语：制度与行为,制度是重要的 公共行为及其规范尤其依赖于制度：一方面是自律的制度（道德、伦理与传统），另一方面是他律的制度（法律与规章）。前者来源于竞争，后者来源于强制。前者是自发的内生的力量，后者是人为的外置的力量。 制度安排只有符合人们内心冲动的需求，才能够真正起作用。 好的制度有利于行为的一致性，并减低互动成本，改善行为效率；坏的制度带来行为的不确定性，并加大行为摩擦，提升运行成本。,31,谢 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