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成长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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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鲁迅的成长档案 鲁迅与胡适 关于鲁迅，说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尤其是毛泽东对他做出评价之后，他在中国文坛上的地位与声名更是一路上扬，即使在暗无天日的“文革”期间，鲁迅的著作也仍然可以畅通无阻，成为一代又一代人的精神源泉。在如此众多的言说之中，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在鲁迅故去的七十多年中，人们不断地在探索鲁迅的内心世界，但呈现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的，也许未必是一个真正的鲁迅。曾经写过鲁迅传记的朱正坦承，上世纪50年代写的鲁迅传记，他把所有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著作中提到鲁迅的地方，一句不落地引用了，并以此作为立论的基础来发挥。其实，没有油彩的本色鲁迅，才具有更为伟大的人格魅力。事实上，将鲁迅与胡适放在

2、一起来讨论与思考，根本原因还在于，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两种不同选择”。与鲁迅的思想深度、毫不妥协、坚韧诸多品质相比，胡适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平常心态，是渐进的，理性的。正如世界有好就有坏，有前就有后，有强势就有弱势，有激进就有保守，如果把鲁迅的犀利、深刻看作激进思想的表达，那么不妨把胡适看作是介于激进与保守之间的温和状态胡适当然不保守，而且，在中国来说，保守总是不那么好的词。二人的区别，钱理群一语道破：“鲁迅是体制外的、批判的立场，胡适是体制内的、补台的”。胡适的这种温和状态，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可能既不讨激进派的好，也未必会被保守派认同；既为大陆所批判，也为台湾岛内所攻击。我们一直以为，以胡适与蒋

3、介石的亲密关系，应该始终为其所重，但在1956年，国民党照样认为胡适的政治主张“完全近乎一种天真的妄想”，攻击胡适是让“人们尊崇他为自由主义的大师”。也许在一个进入平和状态的社会当中，胡适的思想才会让人们更清楚地认识，更自然地接受。我以为，鲁迅与胡适实质上是不可比的。读过孙郁先生鲁迅与胡适，我自忖，他尽管花了那样多的笔墨比较鲁迅与胡适，但内心里也是觉得，二人实际上不可比。 我曾经读到过一位值得尊敬的文学评论家为此书撰写的评论，文字简洁、精当，结论却令人失望。他得出的鲁迅比胡适“深刻”的结论，未能走出传统的思维定势不说，可能也误读了孙著。可是细想想，这种误读可能还是由于孙郁先生诱导的结果，读鲁迅

4、与胡适，一个较深的印象，就是当写到鲁迅时，作者往往使用近乎诗化的文字，极力挖掘，把优长处推向极致，于缺陷处则不免优容；而写到胡适，则大多文字舒缓，肯定处肯定得恰到好处，但态度上总逃不出“尽量理解”的圈围，往直白里说，有些地方让人有怀揣难言之隐而扭扭捏捏的感觉。 说实在的，如果我们心平气和地看待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胡适与鲁迅地位的变化，不能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鲁迅正在走下神坛，而胡适则渐渐上升到平地。我的阅读面很有限，但在我所读到的，关于鲁迅与胡适地位变化的评论以及争论的意见中，有不少就是因为不适应、不习惯于这种变化而产生的。无论是破口大骂，还是忠心保卫，也无论是全面提升，还是尽情挑刺，实际上

5、在潜意识里都是不希望自己对历史的固有“想象”落空。有时候我想，我们有些人何必要动那么大的肝火呢？一个历史人物如果只有一种评价方式，一个判断标准，这正常与否大概是无需多言的。借用鲁迅的话说：“倘要完全的书，天下可读的书怕要绝无，倘要完全的人，天下配活的人也就有限，每一本书，从每一个人看来，有是处，也有错处，在现今的时候是一定难免的。”况且，从具体的语境看，这种地位变化引起的连锁反应，实在也与长期以来的神化或批判脱不了干系。当一种东西被推向一个极端后，一旦发生变化，其结果必然会向另一个极端荡去。这就是所谓历史的反弹。我觉得，现在与其去对这种“反弹”大加不满，怪别人“年轻”“不懂历史”，真不如潜下心

6、来，检省一下过去自己的研究思路，特别是理念上的得与失。就“历史”来说，它要是仅仅由少数“懂”的人掌握，也是相当可怕的。 胡适与鲁迅的确是代表着两种传统、两个路向的。从他们的生平看，胡适从“暴得大名”开始，参与编辑新青年，鼓吹“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评判的态度”，到创办努力周报“对政治发生不感兴趣的兴趣“，接着成为“新月”派的精神领袖，编辑独立评论提倡自由主义，然后与“中国本位文化”派论争，他始终都是居于中心地位的，往细里说，还包括他的红楼梦研究、中国哲学史研究等也是开了一代风气之先的。对比起来看，鲁迅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自守边缘。即使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他在精神上与陈独秀、胡适等中心人物最接近的时候，也很难说彼此的默契达到了陈与胡，或者周作人与胡适之间所达到过的程度。尽管孙郁先生比较多地描述了鲁迅与胡适这个期间，在小说史问题上的相互切磋、交流，但我读了他们间的书信，总感觉他们彼此间还主要是一种相互尊重。大家都是相当客气的，也就是说，离真正的心灵上的默契还有不小的距离。品评历史人物，是后人的权力，但所谓高低评判，更多地可能还是源自一种现实判断。我们判断历史不可能彻底排除现实的印迹，可是，主观上尽力排除与理直气壮地用现实标准衡量历史毕竟是两种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