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诗回忆：武汉“720”事件起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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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朱学诗回忆：武汉“7·20”事件起因 武汉“720”事件起因冲入东湖“第一车”上士兵广播员回忆 朱学诗（作者为原武汉独立师军人、湖北日报高级记者）我们应该慎重对待历史事件，尤其是重大的历史事件，比如“文化大革命”期间的1967年，武汉市发生的震惊世人的七二O事件。研究文革历史，乃至研究中国历史，这个“720”事件都是无法绕开的。近些年来，我注意到一些历史学者和军事专家撰写的一些关于“720”事件的文章，但是却发现所有作者对事件发生的背景、直接原因是什么，均避而不谈。只是含混其词地说事件是时任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策划，由独立师部队首长牛怀龙、政委蔡炳臣所指挥的云云。这当然不能全怪作者。

2、当时，湖北日报、长江日报、武汉晚报以及湖北省、武汉市的广播电台等新闻机构由于造反派的冲击，基本上停止了正常的新闻采访活动，自然也就无法对“720”事件的前因后果作出客观的跟踪报道，事件过程的第一手资料只能零零碎碎地散落在当事人的记忆里。作为“720”武汉军民大游行车队的“领头车”、开进东湖客舍“第一车”解放军8201部队“毛泽东思想宣传车”车载广播台的广播员，我是720事件的亲历者；作为当年一名有文化的士兵，我有记日记的习惯，后来复员做湖北日报记者时也断断续续访问过一些720事件当事人。因此，我有义务面向研究720事件的历史学家、军事专家以及关注那次事件的读者们，就我的亲历亲见，作一点尽可能保

3、持事件原貌的回忆。 “毛泽东思想宣传车”的来历准确的说，720军民车队游行是从7月19日晚开始集结、串联、行动的。当晚七时许，一辆飘扬着“中国人民觉方军8201部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大红旗的嘎斯牌敞篷卡车，冲出位于汉口的一座军营，车上的广播喇叭响起“王力把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王力支一派压一派，绝没有好下场”的口号，划破了寂静的夜空。随后，从汉口利济路开往江岸，折返汉阳，再过武昌，进武汉军区大院，整夜行动，沿途陆续有“同一观点”的军人以及百万雄师等群众组织的车辆加入游行行列。至7月20日清晨7时许，已经过去了12个钟头，仍是这辆“宣传车”带头，冲入东湖客舍王力和谢富治下榻的房间门前的草坪上。

4、据我个人的判断，这12个钟头内所发生的一切，由于其突发性、“偶然”性以及通讯的局限，无论是陈再道司令员或是刘怀龙师长他们，很大程度上处于不知情或不知详情的状态之中。因为我们进入客舍时，发现陈再道将军正准备和谢富治、王力他们共进早餐。那么，这辆带头冲入东湖的“毛泽东思想宣传车”是怎样诞生的呢？1967年春节前夕，为活跃部队文化生活，担负武汉警备任务的解放军独立师（8201部队）政治部举行了新春文艺会演，各团的文艺宣传队参演的节目，大都具有浓厚的军队生活气息、地方色彩和较高的欣赏价值，受到指战员和前来观摩的武汉市地方代表的好评。当时，武汉的文化演出团体大都被扣上宣扬“封资修”的帽子而受到严重冲击，

5、演艺名人挨批挨斗。全市各大剧场，除了像电影院那样放映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新闻简报之类的电影纪录片外，戏曲、话剧、歌舞等文艺演出全部“偃旗息鼓”。那时老百姓家里还没有电视，文化生活处于饥渴状态。因此，部队的文艺会演结束，在地方代表恳求下，全师以团为单位组成10个演出队，以春节会演的节目为基础，在武汉市各大剧场以及大学和大企业的礼堂进行巡回演出。部队政治部首长在动员讲话时说，此举旨在生动活泼地宣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活跃武汉市民的文化生活，加强军民军政团结。部队宣传队表演的节目大都是当时群众喜闻乐见的对口词、数来宝、三句半、小话剧、歌表演等；内容以歌颂毛主席、毛泽东思想，反映部队生活、军民团结为主，师

6、直演出队的三句半剧星期天的早晨，曾获全军文艺会演奖。我作为该部队一团演出队的战士文艺兵，自编自演的数来宝指导员送我一件宝，表现一名战士在得到毛主席语录时的喜悦心情，受到前来观摩的武汉晚报编辑的青睐，脚本得以在该报副刊上发表。为演出队行动之便，每个队都配了一辆专车，一面“中国人民解放军8201部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大红旗，车上还装了一架便携广播台，我入伍前当过小学教员，会讲普通话，就充任了播音员。 演出中感受两派组织的对立演出队也有不少节目直接涉及当时的“文革”现实，比如一个保留节目就是湖北慢板“二八声明”大毒草。这个节目的编创背景是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发表经过党中央主席

7、毛泽东审定的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号召“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1月6日，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在上海召开了“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狄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夺了上海市党政财文大权。上海的“一月风暴”很快吹到武汉，不仅党政机关处于瘫痪，军区机关也不时受到骚扰，一些军事单位在门前划上一道道“警戒线”也不顶用。二月初，武汉市和北京南下的部分军内外群众组织，“接管”了设在汉口红旗大楼里的长江日报（湖北日报也在其内），并于2月8日在长江日报上发表了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局势的声明。这个被简称为“二八声明”的文章提出，“全武汉、全湖北要大乱、特乱、乱深、

8、乱透”同时声称他们的所作所为，得到了武汉军区的支持，这就加剧了湖北各地的乱揪乱斗现象。为澄清事实，武汉军区于2月28日发表严正声明指出：在“二八声明”上签名的军内那几个群众组织，只能代表他们自己，不能代表武汉部队，更不能代表解放军；武汉部队绝不支持“二八声明”!我至今还记得“二八声明”大毒草中的如下几句台词“二八”有声明，鼓吹一个“乱”；要大乱，要特乱，它满篇是胡言！乱中他捣鬼，乱中民不安，乱了机关乱部队，乱中(他)好夺权。革命的同志们，快快擦亮眼，肃清“二八”的流毒，让它“图穷匕首见”8201部队的10个演出队，就是带着这样的节目轮番在武汉剧院、湖北剧场、中南剧场、清芬剧场、黄鹤楼剧场以及机

9、关、企业、学校的礼堂等场所上演。这样的演出常常带来两种效果：以“百万雄师”为代表的一部分群众组织的观众与演出强烈共鸣，满场喝彩；以“工人总部”“红卫兵二司”等为代表的另一部分群众组织则持反对态度，甚至批评演出队是“保皇队”。一天晚上，我所在的演出一队被安排在湖北剧场演出。表演的节目中，除了二八声明大毒草，还有宣传武汉部队为制止“工人总部”和“百万雄狮”为代表的两派组织不时发生武斗而发布的公告的内容。节目演出引起场内两派观众的激烈争论，相互指责对方是武斗的挑起者，还有人高声指责武汉部队的公告不是支持左派革命组织，而是“和稀泥”，是为保守派撑腰壮胆，剧场内秩序大乱。接着，一部分观众冲上舞台要与演出

10、队辩论。由于当时部队的纪律是：除军事院校外，其他官兵准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军人在与地方群众组织的人员发生矛盾时，对待对方的态度应当是“骂不还口，打不还手”。晚会只好草草收场，我和演出队员们在一片“保皇队”的讥讽声中逃离湖北剧场。鉴于演出队在演出过程中与“观点不同”的观众之间频频发生摩擦，部队政治部结束了在武汉有组织的巡回演出。我所在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驻在汉口利济路口，有时到连队慰问演出，有时应邀参加“百万雄师”等群众组织的一些庆典活动。 私自进北京状告武汉“反军派”8201部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几个月的演出活动中，一次次接触武汉两派群众，一派组织的成员对解放军宣传队围攻、谩骂、敌视，甚

11、至大打出手。另一派组织则显得很友好，发自内心地“见了你们总觉得格外亲”，真正的“军民团结如意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演出队的军人们慢慢就认定：在武汉，拥护解放军、忠于毛主席的组织就是以“百万雄师”为代表的群众组织。那些号称革命造反派的“工人总部”“红卫兵二司”等群众组织，绝不是什么革命派，而是地地道道的“反军派”。我们的思维逻辑是：你“工人总部”，你“红二司”，你和别的群众组织大辩论、搞武斗，那不管我的事；你和解放军也搞对立，你革的什么命，你不知道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亲自指挥的么？由此，演出队与造反派势不两立的情绪，就这么简单地滋生并固化出来了。进入5月中旬，陆续从北京传来中央文革小组支持

12、武汉“工人总部”为代表的一派而责难“百万雄师”为代表的一派的消息，演出队的军人们便沉不住气了，一个很朴素的想法是：中央肯定还不了解武汉两派组织的情况。怎么办？宣传队里有人提议抓紧时间赴北京向军委文革小组、中央文革小组反映武汉两派群众组织的真实情况！根据当时的军队规定，解放军中除了文艺团体、科研院校，所有作战部队的官兵不准介入文化大革命，演出队去北京“反映群众组织的情况”，绝对是违反军令的行为，轻则受处分，重则可能开除军籍。政治部为演出队派来的那位姓邓的指导员，是全队唯一的一名军官（副营级），他坚决反对进京告状。文艺兵们就挖苦他说：“向党中央反映武汉文革真相”这么大的事，你怕丢了官帽子，就不敢去

13、啦；你不去我们去，我们没帽子可丢。他只好妥协，表示：自己不能去，但是“为演出队的行动保密”。我自己在去不去的问题上，也曾经有过犹豫，因为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的宣传口径看，中央确实是支持武汉“工人总部”他们那一派的，北京方面不会为一群士兵的意见而改变这种态度。我在讨论去不去的问题时说，搞不好，我们从北京返回，就会被首长送进军队农场劳动改造。队友们讥讽我是“动摇派”。我怕被战友们小瞧，就硬着头皮加入了进京行列。最终，演出队14名成员中，9人自愿组成“进京上访队”。其中有：演出队长、创作员，余家进；手风琴演奏员，张伟；胡琴演奏员，刘殿荣；三弦演奏员，林邦勇；笙演奏员，朱学诗；说唱表演，杨黎明、罗学柏

14、，还有二位忘了姓名。5月19日下午，演出队的9名文艺战士带着所收集到的有关“工人总部”“红卫兵二司”“武钢九一三”群众组织反军队、搞武斗等劣迹的一大包罪证材料，各自带着自己的乐器，瞒着部队首长、冒着受军纪处分的危险，偷偷溜出军营大门，进入汉口火车站，等待进京的列车。当时，中央已经叫停了免费乘车大串联，上车开始验票。好在事前已经获悉，本次进京列车上的乘务人员多属于“百万雄师”。列车员听说我们到北京状告，是为他们的组织伸张正义，就很客气地让我们免票上车。这里还有一个不大不小的插曲。由于火车晚点，我们在等待发车期间突然发现月台上出现了邓指导员等几位干部的身影。队长余家进说：“坏了，一定是我们的行动被

15、团首长发觉，派人来阻拦了。”于是我们立即分头躲进乘务员休息室，邓指导员他们艰难地在车厢里挤来挤去，始终未能发现目标，列车启动的笛声拉响，他们一行只好怏怏下车。下午5时许，火车驶离汉口站，上访队员们才舒了一口气。为了答谢列车工作人员，也为庆贺自己的首战告捷，我们在列车播音室为全体乘客表演了想念毛主席军民鱼水情等器乐节目，我的演奏的是笙独奏北京的金山上。第二天中午时分，火车抵达北京。上访队员们一出站便直奔设在三幢门的中央军委文革小组。军委文革小组接待室里，来自各军区的军人上访者很不少，大都是穿四个兜军服的军官。我们在接待室排队等候接谈，从下午两点一直到下班，都没轮上。晚餐没钱吃馆子，每人买了块面包

16、对付。入夜，大家就在接待室后边的一个大礼堂的舞台上“就寝”，夜来冷风袭人，我只好顺手放开身边的一卷写好未贴的大字报，一张张盖在身上，一夜难眠，一阵阵生出悲凉。第二天上午，我们很早就起了“床”，第一个受到接待。余家进、杨黎明、张伟他们作为上访队的代表，将所带的反映武汉造反派种种“罪行”材料一卷卷呈递给接待人之后，又慷慨陈词地作了口头陈述。负责接谈的军官一面放好材料，一面静静地听着，并不表态。他问了我们的部队番号、为什么要来北京、部队首长知不知道等问题，我们一一如实回答。他还说，现在各地来京的军人不少，多半来自院校及文艺机构，像我们这样的部队战士来反映情况的还不多，他要我们尽快返回部队坚守各自的战

17、斗岗位，离京时间确定后，他帮助解决返程火车票。接待人员那和颜悦色的言语以及对我的关心，稍稍平复我们昨夜的悲情，但是他的承诺显然让我们失望。他明显已经送客了，但上访队头头依然心有不甘。余家进问：“武汉的工人总部、红卫兵二司他们，明目张胆反对武汉军区，把矛头指向解放军，这能算革命派吗？”“毛主席不是指示军队要支持左派革命群众嘛，如果有人不是支持左派呢？”接待人微笑着反问。张伟接着问：“我们看到的是，百万雄师他们不上街，不停产，不串联，始终坚持生产岗位，怎么就成了保守派组织呢？”“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抓革命，促生产；促生产的前提是抓革命嘛！”接待者说得很有底气。“你们是武汉独立师基层连队的战士，”接待

18、的军官劝告说，“依你们的身份是不能介入地方群众组织之间的矛盾的懂吧？”最后，他再次叮嘱：“你们要尽快确定返程日期，记住来我这里取火车票9张吧？”一边旁听的我，心里冒出一股股凉气。我从其言谈中朦胧地感到，接待人员似乎很了解武汉两派组织的情况，这说明原先得到的北京方面支持“工人总部”、责难“百万雄狮”的消息并非空穴来风。这对我们的上访行动，无疑一记无声的闷棍。原打算去中央文革小组碰碰运气的，现在也打消了念头。上访队发言人神情恍惚地把剩余的材料装进黄挂包，示意我们出门，但是往哪儿去呢事前并未联系好住宿的地方啊。“介绍你们去八大处解放军后勤学院住可以吗？”一位年长些的接待军官似乎发觉了我们的无助，主动

19、开口，“那里可以住宿，也有食堂，都免费。”我们千恩万谢之后，带着一封便笺，坐很长时间的公交车，在后勤学院住了下来。解放军后勤学院的师生都停课闹革命去了，我们住在学生宿舍里，每天早餐馒头、稀饭、咸菜，中晚餐米饭不限量，萝卜、白菜，周末加豆腐，比在部队食堂强不少。但是，回部队怎样面见首长，如何汇报进京上访取得的成果才不至于挨批评、受处分，却让头头们很伤脑筋。经过几天的集体讨论、反复修改，余家进起草了一个汇报提纲：一是我们进京上访的目的是为了维护解放军的权威，这一行动得到部队内外革命派的大力支持，比如铁路方面的百万雄师群众就协助我们免费乘火车顺利抵达北京。二是我们一行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进京途

20、中和在京期间从未出现违纪现象，还在列车上表演节目，向革命群众宣传文化大革命，密切军民关系。三是我们向中央军委文革小组首长详细汇报了“百万雄师”等组织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革命行动，也揭发了“工人总部”等组织反军乱军的恶劣行径。四是我们上访队的行动得到军委文革首长的肯定和鼓励，比如他们的热情接待，还周到地安排我们的食宿，并解决我们的返程车票。有了这个汇报提纲，大家心里就比较轻松了一些，就一道去八达岭登长城，去天安门照相留念。本来还准备多呆几天的，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我们提前打道回府。5月25日，我们入住的宿舍里安排进来了一批来自内蒙军区的士兵，一问，他们也是来京告状的，说晚上他们到政协礼堂与中央领导

21、见面。当晚，我们获准与他们一起“混”进了会见的礼堂，发现整个会场坐满了军人，有军官也有战士。内蒙军区政委吴涛以及解放军总部首长李天佑、徐立清等在台上就座，与军人们对话。首长们劝来京上访的军人们立即返回内蒙。谁知这些上访的军人在台下与首长辩论一阵后，突然冲上主席台，将吴涛的头按在舞台上磕碰，并抓掉了一缕缕头发，那场面实在吓人！台上台下顿时一片混乱。第二天清晨大约三四点钟，我们的住处突然进来一卡车荷枪实弹、佩戴白色袖标的军人。他们重重地敲门：“内蒙的，起床，跟我走！”又对我：“你？”我战战兢兢地答：“武汉的。”结果，昨晚在政协礼堂闹事的内蒙军人被带上卡车，送出了校门。我们上访队的全体人员全无睡意，

22、一个个呆若木鸡。“回去吧。”很快就统一了认识。大家吃过早饭，收拾好行装，赶往军委文革小组接待室，领到9张去武汉的火车票，下午3时许就登上了南下的列车。 冲进东湖与中央首长面对面第二天上午，上访队返回在团机关的集体宿舍。团首长不知道该怎样处置我们，要我们先去师部汇报。下午，余家进、张伟、杨黎明他们作代表前往武昌的8201部队师部，向师长牛怀龙、政委蔡炳臣等首长汇报北京上访的情况。他们按照事前商定的那个提纲，又随机增加了一些平时所见的生动材料，首长们听了很满意，还夸奖我们的北京上访是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要关心国家大事”的一次实际行动。团首长获悉师首长对告状队北京上访的态度，对我们刮目相看起来，

23、不仅没有批评处分我们，还让我们继续保留宣传队建制，继续在武汉进行演出活动。有一天晚上在汉口中南剧场参加一次义演，第一个节目是与省市文艺界人士同演大合唱，由我任指挥。当我举起指挥棒扫视合唱队列时，心里不禁砰然一动：在电影洪湖赤卫队里扮演女主角韩英的大名鼎鼎的王玉珍、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关正明、李蔷华等也在其中。当时，像她们这些名人，已是被打翻在地的“牛鬼蛇神”，根本没有上台演出的机会，只能“混迹”于战士演出队里与观众见面。那天的大合唱，唱了敬爱的毛主席大海航行靠舵手，还唱了为林彪语录谱曲的老三篇：“老三篇，不但战士要学，干部也要学”每一支歌唱完，台下都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我得意洋洋，以为是指挥得漂亮

24、，事后知道那是观众们为重见他们久违了的心中偶像而欢呼。这样呆到了7月中旬。一天，演出队获知，周恩来总理将于16日来武汉，要代表党中央毛主席对各派群众组进行表态。我们一听，既兴奋又担心。兴奋的是，武汉的群众组织，谁是革命派，谁是保守派，即将见出分晓来了；担心的是，如果总理表态把百万雄师他们称为保守派，而把工人总部他们划为革命派联想我们在军委文革小组接待室的感受，这是很有可能的那该多么不可思议呀！“走，到东湖去，把我们知道的真相告诉总理！”演出队员们越想越担心，要去总理下榻的东湖宾馆反映情况。“位卑未敢忘忧国”，这在那个年代是一种很普通的“全民觉悟”。然而，部队首长告诉我们，普通战士是不会随便见到

25、中央首长的。于是，演出队内就议论开了：正常途径见不到总理他们，能不能采取非正常途径传递普通士兵们的意见呢？于是，便有人想到了“上街游行”。想“上街”的想法其实很简单：武汉部队从上到下是支持“百万雄师”一派群众的，但是总理他们可能并不知晓。我们一上街游行，这个信号就被总理接收了。总理就要考虑：解放军支持的组织怎么能随便打成保守派呀于是，总理就要说百万雄师是革命派啦。但是，一生出上街游行的念头，连我们自己也倒抽一股寒气：这对于战斗部队的军人来说，可是严重违反军队纪律的行为呀！一连几天，从总理下榻的东湖那里传出不利消息：百万雄师是群众性保守组织呀，工人总部、红卫兵二司、武钢九一三是革命组织呀等等。我

26、们实在坐不住了，年轻的头脑也渐渐在失去理智。7月19日晚餐时间，演出队9人围着水泥地上的一个菜盆，边吃边议论那半信半疑的“总理指示”。议着议着，大家越来越不服气，饭也吃不下去了。“总理怎么不听听部队的意见呢？”“总理也应该听听我们战士的心声嘛！”“朱学诗，你当过教员，把这些话写出来！”余家进向我吩咐。于是，我用粉笔在饭堂门前的一块黑板上写下“请求中央来汉首长听听战士们的心声！”在公开场所写标语，等同于写大字报，在部队也是被禁止的。我的这几个字，顷刻间被正在吃饭的团部干部和战士看到了、传开了，几乎所有的人表示支持，甚至有人欢呼：“宣传队的同志说得好！”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把声势搞大些。余家进让人找

27、来一个脸盆，倒进黑墨水，又找来一只大排笔，对我说：“把标语写到篮球场的地上，字写大些！”“强烈要求中央来汉首长下部队听取广大指战员的呼声！”“请求”变成了“要求”，有人还在“中央首长”几个字的旁边，加上了“周恩来”三个字。这下，团部上下沸腾了，情绪失控了。余家进让宣传车司机开来了宣传车，高喊：“宣传队的同志上车！”很快大家都到齐了，我也在车载广播器旁就位，调好了麦克风。大家都心知肚明，这就要上街了，游行了。“坚决支持宣传队的革命行动！”团机关的干部战士们一旁为我们壮胆助威。宣传车轰鸣着，正要冲出营房大门，忽见团长贠恩良、政委周德芳急急赶到，他们双双挺身站在车头前，政委还俯身趴在车盖上，苦苦相劝

28、：“同志们呀，这样做不得呀！有什么意见就告诉我们，我们负责往上面反映。”我们在车上议论：他们谁敢去向中央领导讲真话，他们怕掉了官帽子，我们没有什么帽子，我们不怕。与此同时，营房里的一群群战士，也一个劲为我们鼓劲。相持一阵后，有两名战士悄悄从团长、政委身后靠近，猛一下分别将他们拦腰熊抱起来，离开了车头。于是，“轰”的一声，载着全体宣传队员的卡车冲出了营房，驰上汉口利济大道。“中国人民解放军8201部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大幅红旗，在明亮的路灯下猎猎飘扬。“朱学诗，呼口号！”余家进发出指令。“强烈要求中央来汉首长到连队听取广大指战员的呼声！”“解放军战士坚决支持百万雄师革命群众！”“8201战士永

29、远和革命群众在一起！”“王力把矛头指向解放军，绝没有好下场！”宣传车上一遍遍响起这些紧急拟定的口号，高亢、明亮，一次次划破沉静的夜空。这样的口号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声音，立即引起各方面的关注。飘着部队旗帜的卡车，响着立场鲜明的口号声，从汉口到汉阳，再到武昌。自7月19日晚7时左右，到7月20日凌晨，一直奔驰不停。宣传车每到一个地方，凡赞同口号声中所表达的观点的单位或群众组织，且又有车辆的，立即组织人员乘车参与到游行的车队行列中。深夜，我们的宣传车开到了位于汉口江岸区的武汉肉类联合加工厂，这里是百万雄师的大本营。工人们见来了解放军的宣传车，听到喊出的口号声，下夜班的工人都聚到车旁。“知道了吧，中央

30、的人说你们是保守组织呢。”余家进他们对工人说。“啊啊，我们这么攒劲搞生产，还不是革命组织呀？”工人们又急又气愤，“那我们把厂里的猪都放到大街上吧”“猪可不能放出来，”余家进他们鼓动说，“开上车，与我们一起向中央首长反映情况去！”那时，各单位经常组织群众参与集会游行，车辆时刻处于待命状态。很快，肉联的百万雄师车辆就加入了游行队伍，跟在我们宣传车后面一起上街游行了。后来有史家在文章中说，“720”期间上街的车辆有数百台，上千台，说法不一。我所乘的车辆始终处于第一的位置，却顾不上观察后面究竟跟随了多少车辆。游行过程中，车辆越来越多，也不断获得新的消息，我在宣传车上呼叫的口号也变得多样和激烈起来。“王

31、力欺骗党中央，欺骗毛主席，绝没有好下场！”“王力支一派压一派，我们坚决不答应！”直接对中央文革的红人点名道姓地“炮轰”，在当时确实如一声惊雷落地。当时喊这几句口号时，既无上面指示，也无确凿证据，只是一时感情涌动，自然也顾不上考虑后果。车辆大游行持续到7月20日清早6时，我所在的宣传车领头驶向东湖方向，来到蔡家嘴附近，车头向右欲进入中央首长下榻的客舍。这是，只见卫兵放下了门前的栏杆，阻止车辆进入。守卫东湖客舍的也是8201部队军人，宣传队不少战士与他们是老乡，经常往来。宣传队长下车，问卫兵：“你说说，百万雄师是不是革命组织？”卫兵说：“那当然啊。”“王力要把他们打成保守派，你同意？”“当然不同意

32、啊！”“我们进去向中央首长反映真实情况，你支持吗？”“这”趁着卫兵的犹豫，队长一手抬起栏杆，宣传车顺势开了进去，后面的游行车辆也紧紧跟进。宣传车在客舍前的草坪上停下。演出队三名队员进入客舍房门，一阵空调冷气迎面吹来，餐桌上已经摆好了碟、筷和白色的餐巾，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陪着谢富治、王力等，正准备用早餐。“同志们，你们”陈司令一见几名穿军装的士兵进来，大惊失色。“陈司令，您好。”宣传队的罗学柏曾在省委门前站过哨，经常和陈司令打照面，又是麻城人，和陈司令是老乡，便用麻城话说：“您放心，我们只是向中央首长反映情况，您放心。”“那就好，那就好啊，”陈司令用几乎颤抖的声音，反复说，“不准打人，不准动

33、手，啊”“放心吧，您放心吧。”说着，宣传队员们就把谢富治请到了门外的草坪上。此刻，我扫视眼前，草坪周边至少有十多辆游行车，除了陆军的，还有海军、空军以及百万雄师等群众组织的车辆。车上的人员都下了车，把不大的草坪围了一层又一层，还有一些人爬到树丫上拍照。咦，人群中发现了我们的师长牛怀龙吗，他身着淡黄色府绸便装，神色凝重，我知道他在暗中履行自己神圣的安全保卫职责。人们一见谢富治出来了，立即上前纷纷发问。“您说，我们武汉军区的支左大方向真的错了吗？”军人们问。“解放军三军指战员们，”谢富治平静地答，“你们不论支持哪一派，都是毛主席的好战士！”“您说，我们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吗？”群众组织代表们问。“百

34、万雄师的同志们，”谢富治依然平静地答，“你们无论是什么派，都是忠于毛主席的好同志！”对于谢富治的回答，一开始，人们曾报以掌声，随后一回味，好像他并没有回答出实质性的问题。人们觉得不满意，又一时无计可施。冷静一阵之后，一位百万雄师的人捋下自己的红色袖章，让谢富治戴在胳臂上，谢富治微笑着照办了，人群中响起了掌声。接下来，红武兵、红卫兵、红城公社（均被称为武汉“保守组织”）的袖章，也如此这般地一件件戴上了谢富治的手臂。左臂戴满了，又戴右臂，最后，谢富治伸开两只手臂，让人们把袖章一直戴到他的中指尖上，接着，还转动身子，绕场一周。场内再次响起掌声，人们多少得到了一些精神安慰。人们把谢富治送回房间，又将王

35、力拉了出来。接下来的表演，王力与谢富治迥然不同。“王力，你凭什么说武汉部队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王力，你凭什么诬蔑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无论怎么问，王力一言不发，且一脸不屑地傲视天空，不与人们对视。接着，又有人取出袖章，要他戴上。他竟然连忙把双臂紧紧抱在胸前，以示拒绝，人们愤怒的情绪达到顶点。“王力，你不配佩戴我们的袖章！”僵持了一会儿，人们终于怒不可遏，“把他带上车，上街听听武汉广大人民群众的呼声！”轰隆隆，车辆一台台发动了，王力被一辆游行车带走了。我所在的宣传车启动时，一男一女不请自来，硬要上车，他们说是随从王力来武汉的首都革命造反派组织的革命战士，男的告诉我，他叫张根成（音）。宣传车带着

36、北京来的革命战士，继续在武汉三镇游行，所到之处，受到沿途的市民的热情欢迎和赞许，还为我们送上汽水、冰棍以示慰问。车上的宣传队员为北京的革命小将递上饮品，真诚地对王力的这两名随员说：“你们看看，民心都向着何方？”可惜，他们俩和王力一样，一言不语。下午一时许，宣传车行至汉口中山路，那两位声称小解，就下车离开了。他们二人以及王力后来的遭遇，我们未能见证。游行途中，传来消息称周总理要来武汉，飞机将在王家墩机场降落。我们的宣传车立即响起“总理来武汉，王力要完蛋”的口号，快速奔向王家墩。一路上，我们商议着向总理报告情况的提纲。可惜的是，一直等到下午三点半，仍然未见总理的专机落地。我们和一起列队准备欢迎总理

37、的人们各自散去。7月25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百万军民欢迎中央代表团归来”的大会，谢富治、王力，还有随从来武汉的张根成他们，都在天安门亮了相。团政治处首长转述了这些消息，宣布立即解散宣传队，队员们各自回自己的连队。我当天下午就回到在武汉市郊的九峰山开凿“战备山洞”的六连驻地，继续当我的六班长。8月1日晚，按照毛主席关于让8201部队“政治野营”的指示，全连指战员趁着夜幕开赴黄陂县蔡榨公社进行助民劳动，与社员一道割水稻，拣棉花，拔棉杆。一个多月后，我们住进了位于黄陂水塔的空降兵45师部队营房。我们被告知，给家里写信时不再使用8201部队番号，改为7212部队，黄色的陆军裤也换成了深蓝色的空军裤。2012年2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