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论近代农民离村原因1

《也论近代农民离村原因1》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也论近代农民离村原因1（6页珍藏版）》请在装配图网上搜索。

1、也论近代农民离村原因历史研究 1999年第6期农民离村是早期工业化进程中的一种普遍现象。但是中国近代的农民离村不同于西方工业化国家,英、美等国的农民离村既解决了工业发展所需的劳动力,促使农业劳动力的非农化,同时也促进了农村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革,而中国近代农民离村却带来了许多负面效应,应该引起学术界重视。王文昌同志在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发表20世纪30年代前期农民离村问题一文(以下简称王文),读后深受启发,作者对30年代前期农民离村的特点、影响等方面的分析,笔者完全赞成,但对农民离村原因的探讨,似有可以讨论之处,特撰文向王文昌同志请教。 一 王文指出:近现代中国农村人口密度,与世界各国

2、相比,属高密度之列。但简单地将人口密度等同于人口压力,并没有多少说服力。譬如,30年代前期各地荒地增加这一状况,就很难以人口压力说来解释。(第105页)很明显,王文不同意用人口压力来解释30年代前期农民离村的原因。笔者则认为,人口压力不仅是20世纪30年代、而且是近代中国农民离村的主要原因。 人口压力是人口再生产对物质资料再生产所形成的压力,即物质资料再生产满足不了人口再生产的需求。在研究人口压力时,当然不能将它简单地等同于人口密度,如城市人口密度高,但不能简单地说城市人口压力比农村大,即使是人口密度相同的农村,那些自然条件较好、土地较肥沃的地区,人口压力可能较小或不存在。探讨人口压力应将静态

3、考察与动态分析结合起来,从静态角度看,在传统农业社会里,人口压力是指人口与土地的比例关系,当人口数量超过了土地的承载力时,便形成静态的人口压力。动态的人口压力,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其一,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物质生产能力的提高,人口压力的大小处在不断变化之中,科学技术越发达,土地产出越高,可以承载的人口就越多,人口压力就越小;其二,不确定的因素如自然灾害、战争等原因造成土地抛荒、粮食种植面积下降时出现的人地比例关系的紧张。静态的人口压力,持续时间比较长,主要表现为耕地的增加跟不上人口的快速增长,它的消失有赖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口再生产的节制;动态的人口压力主要体现为某一特定时期或特定地区

4、不确定性因素发生作用时耕地面积直接或变相的下降,其爆发性强,但持续时间短且可以预防。在传统农业社会中,人口压力还表现为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剩余,即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为零的现象。当静态与动态的人口压力结合在一起时,便会形成人口的频繁流动,中国近代农民离村就是一种人口压力下的特殊流动。 首先考察近代中国的静态人口压力。清朝是中国人口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自1712年实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及随后的摊丁入亩政策之后,清朝登记在册的人口数字直线上升,记录显示,1741年人口突破1.4亿,接着在1762、1790、1834年分别突破2亿、3亿、4亿,到1840年鸦片战争发生时,全国共有412 814 828人跨入

5、近代中国的门槛。与此同时,垦田的面积也有所增加,1712年为6 930 444.55顷,100年后的1812年达到7 889 256顷(注解：南开大学历史系编清实录经济资料辑要,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8页。)。但是,耕地面积的扩大跟不上人口的持续递增,人均拥有土地的数量逐年下降,1724年全国人均耕地面积5.5亩,1822年下降到2亩（注解：孙毓棠,张寄谦:清代的垦田与丁口的记录,清史论丛第1辑,中华书局1979年版。）。 从1840年到抗日战争发生前的1936年,虽然由于战争、饥荒、瘟疫等天灾人祸的影响,人口增长的势头趋缓,但人均占有土地的数量并未上升,人多地少现象依然是近代中国最基本的

6、经济国情。据统计,人均耕地面积1851年1.75亩,1873年2.73亩,1887年2.27亩,1901年2.14亩,1911年2.67亩,1932年2.71亩（注解：参见梁方仲编著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孙毓棠、张寄谦:清代的垦田与丁口记录;国民政府实业部:中国经济年鉴,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王毓霖编经济统计摘要;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下),正中书局1948年版。）,始终未能超出3亩。 在传统农业条件下,人均不足3亩是否表明近代中国存在着人口压力呢?或者说人均占地多少才能维持基本温饱呢?在此,我们必须对近代主要农作物单产量和人均粮食需求量做一些实证分析。

7、据卜凯于1921年至1925年对中国7省田场的调查,水稻亩产约341斤,小麦亩产约130斤（注解：卜凯:中国农家经济,张履鸾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291页。）。根据20世纪30年代有关书刊所载主要农作物的总产量及总播种面积计算出的单位面积产量如下: 吴慧对20世纪30年代粮食作物单位面积产量的计算更为合理,计算对象包括稻、小麦、高粱、谷子、玉米、大豆等6种重要粮食作物,并将大豆和甘薯分别折算成稻谷和原粮,同时还参考不同地区、不同作物的复种因素,其结果如表2: 上述各种计算结果说明,20世纪20-30年代的粮食作物亩产量在300斤左右。 关于人均粮食需求量,明清两代的记载大体相同,即

8、人日食米一升。据吴慧考证,明清一升大米重量合1.53市斤至1.55市斤,月食三斗合45.9市斤至46.5市斤,年需粮食550.8市斤至558市斤。明清时食一升,大致是丁男之食量,或说是相当于男女大小平均每人的口粮加其它用粮数量。（注解：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第81页。）按清代中叶55.7%的成品率计算,一人的大米年消费量约需原粮988.9市斤至1 001.8市斤之间。民国时期消费结构变化不大,所需大米消费量基本相同,据陆精治在中国民食论中以1914年和1915年两年大米和小麦总消费量计算得到的人均大米消费量为3.9149石,小麦消费量为0.724石(折合市制为557市斤,原书作者以120

9、市斤为1石)（注解：陆精治:中国民食论,第380-384页,上海书店影印本民国丛书第5编第34册。）,约需原粮1 000市斤。 也就是说,在传统农业条件下,近代中国约需3.5亩才能维持1 000市斤左右的粮食产出,这是保证生存所必需的人均土地面积,因此,以13.5作为近代全国范围内人口与土地比例的参数是可行的。 再看看当时人对人均土地需求量的议论。清人洪亮吉(1746-1808)对这个问题早有探讨,他认为:今日之亩,约凶荒计之,岁不出一石,今时之民,约老弱计之,日不过一升,率计一岁之食,约得四亩,十口之家,即须四十亩矣。（注解：洪亮吉:卷施阁文甲集卷一,意言生计。）近代关心民生问题的学者也采纳

10、洪亮吉之说,认为:以今日田亩计之,每亩之所获,岁约一石(此指今日中国普通田而言),又以人民之所食计之,每日之所食,人约一升。率一岁之所食,统计之,约以四亩供一人之食。（注解：论中国治乱由于人口之众寡,东方杂志第1年第6期,社说,第117-118页。） 但是,由于土地肥沃程度、水分充沛量、农作物品种以及农场经营规模等农业生产条件的差异,在中国南方和北方、沿海和内地、丰年和灾年,单位面积产量的差别较大。这种差别必然导致不同地区间适度人口的差别。大体说来,北方人口与土地的适度比例低于南方。以华北平原的直隶望都县为例,以人民之食料而论,每人所需日约一升,非有六亩之田,不足以供一人之用。（注解：李文治编

11、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1840-1911),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664页。）又如山西省较为富庶的解县,当全盛之时,户口七万有零,平均分之每人四、五亩旱地,终岁辛劳,丰年略可自饱,仍不能事父母,畜妻子,一遇荒歉,死亡殆尽。（注解：民国解县志卷三,丁役略。）可见,人均5亩耕地在北方是难以维持生计的。南方的情况明显好于北方,据陈翰笙先生研究,南方稻作区每户平均至少需要6亩至10亩才能维持生计,即人均需地2亩至2.5亩,如果是佃农,则所需耕田还要加倍（注解：陈翰笙:解放前的农民和地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0页。）。从这些议论来看,全国人均需土地4亩左右。 因此,从静态角度看,人

12、均耕地面积不足3亩的事实说明,中国近代存在着很大的人口压力。对于以农立国的中国来说,土地资源的短缺必然造成物质资料再生产的严重不足,从而产生大量的相对过剩人口,他们必须在农业之外去寻求生存条件。二 其次分析近代中国的动态人口压力。 王文不同意人口压力是农民离村的主要原因,认为其直接原因是,其一,农业危机的急剧加深和苛捐杂税的加重,使农民在经济上遭受严重打击,贫困加剧(第101页);其二,连年战祸使农村社会环境进一步恶化(第102页);其三,灾荒频仍,迫使大批农民逃荒谋生(第103页)。的确,这是30年代前期农民离村的直接原因,但这与人口压力说并不矛盾,因为正是这些因素加剧了人口压力,使中国近代

13、局部地区人均土地面积急剧减少,或粮食种植面积下降,农村人口相对过剩问题更加突出。 第一,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减产现象。近代中国的灾荒情况已有专著论述（注解：参见邓云特中国救荒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李文海等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等论著。）,在此不赘述,灾荒中的大量灾民就是耕地受灾而暂时无地可种的农民,他们的出现加剧了灾害年代人与土地的紧张关系。 第二,军阀连年混战,不仅消耗了巨额的军费,而且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兵灾所造成的损害同天灾所带来的损失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如1930年的蒋、冯、阎大战中,根据有明确记载的各种报纸,洛阳等27县兵灾的损失平均竟占农产常年值1

14、60.2%。（注解：方华:灾荒中的河南农村,新创造第2卷第1、2期,第237-238页。） 第三,耕地抛荒与改种,粮食种植面积下降。晚清时期,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战争曾使江、浙、皖三省土地大量荒芜,如浙江省在太平天国失败以后,据各属册报荒芜田、地、山、荡至112 366顷74亩有奇截至宣统元年止,尚有荒芜未垦者40 144顷有奇。（注解：财政说明书浙江省,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160-161页。）民国时期土地抛荒趋势更为明显,1934年,南京政府土地委员会对于我国垦地之荒废情形,曾作14省89县之调查,总计10年内已垦地之荒废者计占原垦地面积10.64%（注解：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

15、中国土地问题之统计分析,重庆正中书局1941年版,第48页。）。有些地方的抛荒比例更高,据天津大公报及西安民意日报20年(1931)调查(陕西)19县所得之结果,每县被弃不耕之田地,平均占总耕地面积70%（注解：邓云特:中国救荒史,第181页。）。因此,尽管从晚清政府到南京政府都比较重视垦荒问题,尤其是东三省及云南、贵州等地区的垦边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人口递增与土地抛荒同时并存,使得近代中国的耕地面积所增无几。据计算,以1873年耕地面积指数为100,1893年仅上升到101,到1933年仍然停留在这一水平上（注解：近代中国农村人口和耕地面积指数,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907页。）。可

16、见,人口压力依然没有缓解,荒地的增加并不是因为人均土地面积过多、劳动力短缺,而是自然灾害的打击、军阀混战的侵扰、苛捐杂税的重压等动态因素所造成的。因此,并不是如作者所说,30年代各地荒地增加这一状况,就很难以人口压力说来解释,恰恰相反,荒地的增加表明,当时中国已很严重的静态人口压力并不是有所缓解,而是进一步加剧。 另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逐步深入,农产品进一步商品化,农业经营中弃粮他种的现象日益突出,尤其是罂粟、烟草种植面积的扩大,占据了大量的耕地。据英文中华年鉴记载,1905年,中国每年种着37 600担鸦片,等于22 000吨。（注解：英文中华年鉴(1928年),

17、第526页,转见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210页。）1906年产量更高,国际鸦片委员会报告书估计,中国20个省区的鸦片产量达584 800担,按每亩产鸦片50两计算,需占用耕地18 713 600亩（注解：各省鸦片产量估计(1906年),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457页。）。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的1925-1926年,全国普遍种植鸦片毫无限制。吸烟是自由和普遍的行为,鸦片产量约与1905年相同。（注解：英文中华年鉴(1928年),第526页,转见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210页。）南京政府一面倡导禁烟,一面开征烟亩税,鸦片种植禁而不绝,据时人对30年代的估算,中国种烟的面积,当在800

18、万亩左右。（注解：许涤新:捐税繁重与农村经济之没落,见中国农村问题,上海中华书局1935年版,第60页。）烟草种植面积也不断扩大,产量逐年递增,以安徽、河南、山东三省烤烟产量为例,1917年为1 300万磅,1927年达1 800万磅,1937年上升到21 000万磅（注解：陈翰笙:产业资本与中国农民附录3,第93页,转见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202页。）,罂粟、烟草种植面积的扩大是以粮食播种面积的下降为代价的。 还应该注意到的是,在微观动态层面上,作为直接生产者的小农承受着更大的人口压力。小农无地或少地的情况十分突出,这是近代中国地权分配严重不均的结果,农村中各种封建性经济关系的存在,

19、也使得小农租地经营的积极性不高,他们离村出走的可能性也最大,如王文指出,离村农民中,拥有10亩以下耕地的农民占72.9%,拥有5亩以下耕地的占42.2%,80.5%是中下层农民(自耕农、佃农和其他农民),占了绝大部分(第99页),这一事实恰好说明了人口压力是农民离村的主要原因。三 最后探讨人口压力下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 王文也认为农村中相对过剩人口的压力是存在的。由于农业生产季节性强,劳动力利用一般不足,往往存在相对过剩人口(第105页)。笔者认为,把农村剩余劳动力仅仅归结为季节性的劳动力闲散是片面的,而应透视人口压力下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 上文的分析表明,近代中国面临着很大的人口压力,在

20、这样一个以农业为主的、人多地少的大国,农村存在着大量的劳动力使用不足、甚至无地可种的现象,那么,究竟有多少农村剩余劳动力呢?为了弄清这个问题,必须考察近代农民的劳动生产力,在劳动力充分使用的条件下,一个农民耕种多少土地才能达到理想的产出,超过这个数量或增加劳动力都不会影响农业生产水平。 从历史记载看,近代中国农民的劳动生产力因不同的自然条件而产生较大的差异,北方旱地较多,农民以粗放式种植为主,南方多水田,集约化经营占主导地位。北方一人的耕作面积,普通为20亩,最大为40亩（注解：日长野郎:中国土地制度的研究,强我译,上海神州国光社1930年版,第354页。）。在黑龙江垦区,壮健单夫治二三垧(按

21、:据同时期文献记载,一垧约等于12亩)地（注解：徐宗亮:黑龙江述略,第22页,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618页。）,即一个全劳力可耕地约36亩,田场如果超过5英亩,便非一人所能胜任。如超过的不多,便在春秋两季雇用短工。但要把5英亩地耕好,就得整整要一个人的劳力(该项材料中以6华亩折合1英亩)。（注解：满洲苏格兰长老会牧师约翰罗斯的报告,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652页。）根据这些记载,可以将北方一个农民耕种土地的适度数量定为30亩。 同一时期关于长江流域及南方稻作区农业劳动力的能耕地数量大大低于北方。湖北黄梅10亩耕地劳动力的分配,需长工1人,配以耕畜1头（注解：穆严:湖北农村经济概观

22、,政治月刊创刊号,1934年4月。）。在湖南洞庭湖,以普通年成为标准,预计每一个农民每年耕田12亩（注解：每周农情述要,天津益世报1937年4月24日。）。在江苏,以佣人耕者推之,人耕十亩。广东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如果不需车水,一人可以独力耕种6亩地,如果这些田的水源经常不断而且地位便利,三个强壮的农民便可以耕地30亩。（注解：有关江苏、广东等地的农民劳动生产率参看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669、638页。）历史上的这些记载虽然没有经过严格测定,但对研究农民劳动生产力仍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据陈翰笙先生对广东的考察,由于南方土地的生产力较高,普通进行集约耕作的农田面积少到5-7亩（注解：陈翰

23、笙:中国农民,见汪熙、杨小佛主编陈翰笙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40页。）。今人的研究也表明,20世纪30年代的江南稻作区,在单季水稻+冬作物的一年两熟地区,每个农业劳动力可耕种水田8亩而不需雇工在棉稻兼作区,每个劳动力可耕种6亩土地而不需雇工。（注解：曹幸穗: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9页。）可见,在长江流域及南方稻作区,一个劳动力的适度耕地数量在6亩-12亩之间。为了叙述方便,本文以人均耕地10亩作为南方省区的理论劳动力需求量。下面以近代人均耕地面积较高的1932年为例,以人均耕地30亩和10亩分别作为北方和南方省区农村劳动力需求量的理论参数,分

24、析全国农村的理论劳动力剩余量,如表3。（注解：在制作本表时,大体以长江为界划分南方和北方,考虑到淮北及苏北的自然条件,将其中一省即安徽省划入北方省区。另外,原材料中缺青海、西康及广西三省土地数量。参见中国经济年鉴(1934年)第六章(F),第1-2页。） 按表3,1932年全国农村劳动力的理论需求量为68 542 423人,1932年全国人口为423 253 508人（注解：王毓霖编经济统计摘要,北平友联中西印字馆1935年版,第1页。）,按15的丁口比例计算,全国成年男性劳动力数量应为84 650 702人,加上与此等量的女性劳动力人数,全国处在劳动力年龄阶段的人数应为169 301 404

25、人,以此减去农村理论劳动力需求量,全国有100 758 981个劳动力应在农业以外的其他劳动部门就业。 在探讨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时,不能仅仅满足于理论上的分析,各种自然灾害的侵袭、苛捐杂税的繁重、地权分配的严重不均以及由此产生的地租剥削的残酷,导致如前所述的土地大量抛荒现象,造成近代中国始终存在着有人无田种和有田无人种的奇怪现象,都可能使实际失业劳动力人数大大高愈理论上的劳动力剩余量。据陈翰笙先生估计,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全国失业人口至少有60 000 000人（注解：陈翰笙:现代中国的土地问题,陈翰笙文集,第72页。）。这一估计不一定十分准确,但所反映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的严重性,则是无可置疑的。 综上所述,近代中国一直存在着十分严重的人口压力,20世纪30年代也不例外,只不过30年代的那些如王文所列举的直接原因对人口压力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使得静态的人口压力与动态的人口压力结合在一起,加剧了20世纪30年代前期的农民离村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