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工业化不确定性治理向度的服务型政府若干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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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后工业化不确定性治理向度的服务型政府若干思考王勇【专题名称】公共行政【专 题 号】D01【复印期号】2012年12期【原文出处】天府新论(成都)2012年5期第8489页【英文标题】Thoughts about the Service-oriented Government under the Condition of Uncertainty【作者简介】王勇，管理学博士，温州大学法政学院讲师，研究方向：风险社会与政府治理变革。浙江温州325035。【内容提要】后工业化境遇下不确定性丛生，为推进一种网络结构的多元合作治理体系的形成，建构共享领导的服务型政府势在必行。也正由于此，服务型政府被简单理

2、解为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放大，甚至与“公共服务型政府”概念等同使用，这是一种原理性误读。服务型政府为实现密集的不确定性的有效治理，片面拔高多元治理的大众政治取向、否定政治精英的力量，也是极为不妥的，政治精英对于多元力量的教育引导功能以及前瞻性思考能力，在后工业化时期可谓弥足珍贵。服务型政府推动不确定性的多元合作治理，尤其需要形成一种体现信任、声誉和互惠等要素的道德领导力，为此应引入女性视角，凸显情感力量，改造传统男性话语主导的公共行政。【日 期】2012-05-17【关 键 词】后工业化/不确定性治理/服务型政府/精英政治/道德领导力EE712UU8803495中图分类号D035-3文献标识码A

3、文章编号10040633(2012)0508406一、后工业化不确定性治理与服务型政府的缘起很多人相信，后工业化时代已经来临。与晚近科技革命推动工业社会的形成如出一辙，后工业化的兴起同样因源于技术因素信息革命的惊人力量。借助信息技术，后工业化影响深刻，仅就政治层面而言，后工业社会使得倚重信息传播技术的政治营销成为政党政治的新形态1；行政层面，使得电子政务取向的虚拟政府创新蔚为潮流；而从介于政治与行政的中间层面来说，正如简芳汀所言，“因特网引发的制度重组标志着政府制度转型的开始”2。或如迈克尔尼尔森早些年前准确预料，计算机技术和信息交流技术的发展将极大地影响政府的结构和职能。信息技术和网络经济的

4、发展将深刻地改变公众的期望和政府的工作体制。3总之，在后工业化场景下，政府治理变革和体制转型已成为各国不可阻遏的共同趋向。那么，转型的路向何在?为此，就需考量后工业化条件下不确定性丛生的特定景象。正如费勒尔海迪给出的分析，“有关后工业社会或者后现代社会的这些预言，撇开它们的细节不谈，其共同点就是变迁已经有序地开始进行。这个变迁过程正在把现代化的、发达的和工业化的社会带人一个就像它们早期所面临的创伤和分裂那样的时期，或者就像当今现代化中、发展中和工业化中的社会所面临的创伤和分裂一样，它们都具有同样的不确定性结果”4。国内较早推出服务型政府概念的张康之教授同样强调指出：“总的说来，我们处于其中的这

5、一后工业化进程，表现为社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因素的增长人们日益感受到，组织活动开始处于一个不确定性的环境之中了：其一，我们的社会出现了危机事件频发的情况，有些学者甚至说我们进入了一个全球风险社会，它说明人类在工业社会发展起来的组织形式已经不能有效地应对后工业化进程中的各类问题，因而让这些问题在日常性的活动中被掩盖了起来和积累了起来，最后以危机事件的形式爆发；其二，在组织形式方面，近代以来人们一直致力于组织的理性化建构，强调组织结构的稳定性、组织运行机制的统一性、组织活动和管理方案的可操作性。但是，近些年来，在处理一些重大的、紧迫的和一次性的任务时，往往通过设立任务型组织来承担这类特殊任务，而且

6、这种事例在迅速地普遍化。它表明人们开始对近代以来发展起来的科学化、理性化的常规组织功能发生了怀疑，或者说，常规组织在不确定的环境下已经不再能够充分发挥其功能了。”5鉴于这一情形，后工业化在社会以及治理结构上要求发生改变，必须以“网络结构”取代传统政府管理型造的“中心边缘结构”6，唯有如此，方可以集中全社会力量，群策群力来矫治和驯服层出不穷的不确定性。于是，20世纪后半期，尤其是进入80年代，如火如荼的信息革命拥抱后工业化到来之后，出现萨拉蒙所谓的全球“结社革命”，第三部门取得迅猛发展，在新公共管理运动中，与私营部门等社会力量一道，被越来越多地吸纳到公共服务过程中，承接一些“生产”环节的职能。政

7、府不再是公共服务供给的唯一主体，社会整体朝向一种多中心方向发展，进而就形成后工业化时代的“网络结构”。这一发展的深远意味在于，其既可以改进公共服务效率，更可以实现后工业化条件下对于四处衍生的不确定性及其所致社会风险的有效治理。如何确保“网络结构”合作治理体系的形成?显然，这对于政府管理也有着全新的要求，即政府不应再高高凌驾于社会之上发号施令，而是要懂得与各种各样的社会治理力量平等合作。在“网络结构”中，政府既不可能仅仅扮演统治者的角色，也不可能只扮演管理者的角色，而是更多地作为一个合作伙伴出现。统治是一个单向支配的过程，统治者无时不在贯彻着统治意志而施行着对被统治者的支配。管理有所不同，尽管管

8、理也表现为一种支配行为，但管理者会更多地借助于法律和规则去达成支配的目的，会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听取甚至接受管理对象的意见。合作则更为不同，它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不再存在来自某个“中心”地带的稳固的支配性行为，合作在行为上所表现出的互动也会要求进入合作过程的每一方都努力去扮演服务者的角色，以服务的精神和理念去引领各方的行为选择。同时，服务精神和理念要想能够一贯地落实到行为上，又取决于这种精神和理念物化为制度以及组织载体的状况。需要指出的是，合作治理体系的生成并不意味着政府的消失，政府仍应作为合作治理体系的主导力量。但是，合作过程的互动性以及合作体系中各方力量的相互制约，必然会使政府发生质的改变，此即

9、转变为服务型政府。7二、服务型政府不等于公共服务型政府由上可以领悟后工业化时期我们为何需要以及必然出现一个服务型政府，这在当前有着很重要的认识论意义。事实上，考虑到当下中国政府加强社会管理、推进社会改革的背景因素，服务型政府经常被片面理解为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释放，缘此，服务型政府有时又不假思索地被称作“公共服务型政府”。正如谢庆奎教授明确断言：“服务型政府与公共服务型政府这两个概念并不是对立矛盾的，可以同时使用，在完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前都应该是建立服务型政府的阶段，下一个阶段就是大力提倡公共服务型政府。”迟福林教授显然也持以相同观点：“在改革攻坚阶段，准确把握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本质内容

10、很重要。以公共服务体制为重点，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是一场深刻的政府革命。政府转型已经成为十一五时期改革攻坚的中心和重点，以建立公共服务体制为重点是推进政府转型的主要任务。”如果沿用上述思路，将服务型政府仅仅视作政府公共服务功能的放大，而将其与“公共服务型政府”概念混用，甚至更庸俗意义上，一些人认为“集中服务提供，改善服务态度，设立政务超市、阳光大厅、一站式服务、审批中心等的尝试，就是在进行服务型政府的建设”。8如此，我们是无法确切领会建构服务型政府的深切意义的。毋庸置疑，任何时代的政府都需要也一定会提供公共服务，至多在不同时期，存在着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发挥程度不一的问题。例如西方古典自由主义时期，

11、政府公共服务职能较为有限；新自由主义思潮占据主流之后，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开始迅疾扩大；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保守自由主义取得主导地位，公共服务开始引入多元力量，实施民营化战略职能，但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并未见削弱，反而能力更强、手段更加多样了。要之，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是近现代以来政府恒定的职责，而这也是根植于近现代以来各国民主体制的纷纷确立，无论是先发的资本主义民主制下，还是后发的社会主义民主制下，恰如科恩强调：政府部门所代表的政治社会均应“以取得有利于全体成员的一切为目的，特殊目的也只能在这一总的服务机能中产生”9。政府部门从而均须担负公共服务职能，并且将增进社会公平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就像弗雷

12、德里克森所告诫：“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公共行政对公平和平等的承诺，都应该与对效率、经济、和效能的承诺同等重要。遵循公平与平等原则能够把我们时代的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同时也使我们与未来一代的联系更加紧密”10。依此观之，从政府必须加强和完善公共服务的视角来提出“服务型政府”概念，亦或“公共服务型政府”，在学理层面是缺乏说服力的，甚至可谓同义反复：“政府”概念本身即内蕴着公共服务的规定性。而且可以追问，是否相应也存在着一个“非服务型政府”，此即无法或根本不愿意担当公共服务职能的政府?事实上，不用说近现代以来民主社会下，即便是在以阶级斗争为主要职能的统治型政府下，这样的“非服务型政府”也是无法存

13、在的。恩格斯就曾断然指出：“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11。从加大公共服务职能的角度使用“服务型政府”或“公共服务型政府”概念，其中潜含的对于我国各级政府过去公共服务职能严重缺失的深刻检点与批评。基于以上分析，时下有关服务型政府的各种探讨，首先须正本清源，明晰这一概念发生的确切场景应为后工业化情势下不确定性或复杂性因素的显著增多，而这一情况如前所述“至少部分是由于当代生活中的技术导致的”12，此即较多源自后工业化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应对这些令社会险象环生的不确定性，就需整合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形成多元合作治理的“网络结构

14、”。在这一结构体系中，政府主要实施一种共享领导，不但鼓励公民参与划桨政策的执行，而且推动民众参与掌舵提供政策咨询，协助政策项目设计。也正由于政府并非诸事亲力亲为，仅仅起到“鼓手”引领旋律的作用，在这样的服务型政府下，平等参与公共事务的各方在决策行为中方可以采用把公开性、平等和包容性最大化的协商手段，最终就可能实现各自利益相对均匀的分割，社会公平由此得以体现和增进，而这恰是服务型政府的精髓所在。一些学者乐于借鉴西方理论资源，尤其是登哈特夫妇创立的新公共服务理论，推及于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但总有生硬之嫌，因新公共服务理论意在强调公民权及社区层面的公民参与行为，要求政府必须坚持转化领导，这种领导不是

15、试图掌控社会新的发展方向，而是被当作延伸到整个团体、组织或社会的一种职能，转而强调共同愿景的确立、分享以及对价值观的充分关注。13显然，这与很多学者如上抱持的以强化公共服务为主旨的“服务型政府”可谓大相径庭。但若基于后工业化场景及其不确定性合作治理诉求的角度来理解新公共服务理论，与我国正要建构的服务型政府就可以顺利实现话语对接，后者也才可能真正从前者汲取重要启示。三、多元治理与精英政治并行不悖后工业化信息技术日新月异地发展，使得以土地、劳动和资本为生产要素的传统工业经济逐步让位于以知识和信息为主要资本品的“知识经济”。率先对于后工业化作出预想的美国未来学家丹尼尔贝尔，对此很早即有深刻洞见。其认

16、为，“工业社会是机器和人协作生产商品。后工业社会是围绕着知识组织起来的，其目的在于进行社会管理和指导革新与变革”；而“对于组织决策和指导变革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理论知识处于中心地位那就是：理论与经验相比占首位”。“实际上，理论知识正日益发展成一个社会的战略源泉，而大学、研究机构和知识部门等汇集和充实理论知识的场合则成了未来社会的中轴结构”。从这一研判出发，贝尔确信，专业和技术人员将会惊人增加，他们是构成后工业社会的关键集团。14贝尔由此揭示了后工业社会技术精英治理的基本命征，这也正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专家治国”逐渐流行各国政坛所印证。而这又似乎与上文强调的后工业化境遇下服务型政府要求实现不确

17、定性多元合作治理的主张相左，后者明显体现出大众政治取向。笔者则认为，其与一定程度的精英政治之间很可能是并行不悖的关系。正如有学者指出，认为体现公民本位的服务型政府必定是个软政府，这是对于服务型政府的一个误读。15由于公众并非一个匀质的集合体，各自需求和认识水平并不一致，即便是社会公平，不同阶层或个体的评价标准和结果也会呈现出千差万别之貌。而且西方国家公众普遍存在一种“财政幻觉”，“经常低估自己的纳税额”，“最终结果是促使政府增加服务，人们相信这些是免费的，或至少物有所值”16，如此就往往造成公共服务过量供应的情形，或者政治家和官僚片面迎合公众短期利益，导致公共服务供给并不能真正符合社会共同体的

18、根本需要。鉴于这些原因，后工业社会下，服务型政府期许实现对于种种不确定性的多元合作治理，但同时也应认可由具有知识与技术特长、更为了解公共信息的政府官员对于社会公众和其他多元主体发挥必要的引导作用。正如库珀指出，“公共行政，从它的几个特征来看，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教育问题。无论是市政议员、国家政府官员、某行政部门首长作为公共行政管理者，都必须具有良好的表达能力，以便向人们说清楚问题的现状、未来的走向以及可能采取的措施”17。进一步说开去，由于信息技术突飞猛进地发展，以及全球化进程史无前例地加快，造成了后工业化条件下不确定性空前增多。以当今最为严峻的气候变化问题来说，其本质上体现为科技发展使得人类改

19、造自然能力大大增强的结果，而其所致的不确定性却十分巨大。正如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马斯谢林所列举：如果置之不理，有多少二氧化碳会进入大气层?为此，全球气温平均来说将要升高多少?又会怎样进一步转变为各地的气候变化?山上的积雪会不会变成水，在灌溉收益之前积雪层是不是就会融化?这种气候上的变化对生产力会产生什么影响?特别是在农业、渔业、林业以及舒适度和健康等方面?生态系统和脆弱的物种将会发生什么变化?民众、企业、政府和团体要怎样去适应气候变化?当然，还要考虑不同的减缓策略的潜在成本有多大?最后，当气候变化一旦变得剧烈，地球会在50年、75年或100年后变成怎样?18面对这些林林总总、飘忽不定

20、的不确定性，十分需要吸纳多元治理主体共同作出研究和应对。然而对于普通民众而言，诚如澳大利亚学者希尔曼与史密斯所析，“在我们(指民众)的个人需要和欲望与认识到我们个人必须做些什么来减轻威胁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突，我们像许多被告知诊断出癌症的病人那样，我们理解这种诊断却忙于否认这种冲突是政府的花言巧语之后紧随着紧张症的原因。政治家们不仅需要应付我们大家都经历的个人利益冲突，而且他或她还要对付重选、大多数人的消费冲动这样的职业性矛盾。重选依赖于经济增长和经济繁荣，而这正是气候变化和我们的可用资源迅速消耗的根本原因。这一根本的政治悖论在英国首相布莱尔的观点中表达出来。2005年2月，在达沃斯经济论

21、坛上，他表达的意思是，如果我们想拿出一种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方案，就意味着经济增长或者生活水平的大幅下降，这种解决方案是否正义并不重要，只不过不会有人同意这种方案。换句话说，民主存在着大问题。”19质言之，后工业化下实现不确定性的多元合作治理势所必然，然而将其过于简单化理解，同样是十分有害的。由于普通民众在利益立场上的狭隘与分散，加之对于各种公共信息的了解相对欠缺，从而对于气候变化及其所致不确定性的感知与思考能力总体不佳，由此，以建构多元治理为由，认为后工业化条件下一切均须仰赖利益各方的共同认可来作出决策与采取行动，其结果就可能造成在气候变化这样严峻且紧迫的问题上，布莱尔这样的政治家毫无作为，贻

22、误时机。希尔曼与史密斯醒目地将此归结为气候变化挑战下的“民主的失灵”。基于此，就须充分意识到后工业化呼唤多元合作治理的形成，但适度的精英政治不可或缺，尤其是位居决策层的政治精英，其所体现的对于不确定性及社会风险超乎寻常的捕捉、分析与决断能力，将构成后工业化条件下服务型政府异常宝贵的治理资源。当然，作为问题的另一方面，政治精英也须尽力加强自身的战略修养，注重形成这样的前瞻性思维：“向前看；识别问题与机遇；尽量重新组织问题，将消极面转化为潜在的积极面，从而为发展带来新通道；要抓住、塑造和发展这些机会，确保它们转化为现实。”20四、服务型政府的道德领导力与女性视角贝尔预言了后工业化的到来，其同样注意

23、到技术主导下的这一时期，由于经济的发展更多地依赖于科技进步，需要不断开辟新的技术领域，而新的发明、创造具有“不确定的性质”。如何有效化解不确定性?贝尔主张有意识、有计划地推动技术变革，控制技术发展，重视技术鉴定，以减少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并且在决策过程中，以现代系统理论为基础的新的“智能技术”，即体现于自动化装置、计算机程序，基于某些统计资料或数学公式的一套指令性规则系统，取代人的直观判断成为决策选择的支持系统。21贝尔应对后工业化时期不确定性的设想，实质上并未走出工业社会官僚制的惯性思路和治理模式，即是力图以规则系统提供的确定性来对付外部世界的不确定性。工业社会下，由于技术进步以及社会经济交

24、往面的扩大，工业社会的不确定性较之农业社会已显著增强，现代官僚制行政应运而生。官僚制最为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对效率的推崇，而如何增进效率，根本的途径则是确立法理型权威，作出一种规则至上的理性设计，例如等级化的办公体制、条例规章化的办公程序、专业化的工作任务、非人格化的运作、工作过程有记录并存档、工作人员实行薪金制、有运作资源的保证。规则而非人的因素占据了主导地位，这样的官僚制行政除可以明显改进效率之外，还由于规则实际上构造了确定性，据此就可以有效降低和消化工业社会的不确定性。具体机理则在于：规章化的办公程序，尽可能降低了对环境条件和决策结果预测的主观随意性；一致性的办公准则，增进了各层次、各部门决

25、策结果的一致与协调；永久性档案的设立，增加了官僚们的知识，使得即使是年轻的官僚也有足够的经验将陌生的问题熟悉化；森严的办公体制与规则本身就是一定范围内的规律总结等。22遗憾的是，后工业社会中，不确定性已远远超出于工业社会、几乎成为社会常态特征，希图继续以理性规则和计划去应对不确定性充斥的后工业社会，如此就未免捉襟见肘了。23非得“让决策者与不确定性或风险斗争只能是徒劳的，即使决策者通过集中各方面的智慧且充满与不确定性和风险斗争的热情和信心，也会在昙花一现的成功之后遭遇挫败。一次又一次地唤回信心其实仅仅达到了自我欺骗的效果。”24鉴于这一情形，如前所言，单单依靠政府的努力或无济于事，更重要的是发

26、起全社会的治理力量，建立一种更具开放性和平等性的多元合作治理。维系这一网络式治理结构的深层次力量已非先前官僚制行政娴熟运用的各种理性规则，而是信任等道德要素的力量。正如拉森的判断，“治理的网络方式”强调了“声誉、信任、互惠以及相互依存”。或者干脆如弗朗西斯等所言，“如果说价格竞争是市场的核心协调机制、行政命令是等级制的核心机制的话，那么，信任与合作则是网络的核心机制”25。在社会学者看来，信任、声誉、互惠等道德指标正可以形容为一种极其重要的“社会资本”，由此应可认为后工业化条件下建构服务型政府，对于官员而言，最应注重的即是作为“代表性公民”，用“乐善好施的爱国主义精神”(弗雷克里克森语)，引领

27、社会资本建设，实现一种难能可贵的、有利于增进社会公平与团结的道德领导力。服务型政府尤须考虑引入女性视角来改造公共行政，以便更好地落实道德领导。长期以来，被规则的技术理性限定的官僚体系仅仅作为男性话语的产物，男性通常被认为经验丰富，体现出刚毅、力量以及侵略的品性。更重要的是，基于西方思想的深远传统，男性气概被与科学的严谨和客观等同起来，26从而理应由其主导公共领域。而女性则天然是伦理、情感、无序和混乱者，与理性、克制、勇敢和秩序无关，因而是不适合过公共生活的，换句话说，是应该被政治所排斥的。鉴于此，传统官僚制行政在其诞生伊始即形成一个彻头彻尾的男性版本，无处不体现出男性特征：规则的理性和刚性设计

28、；效率至上的追求；排斥参与的高层决策；单向度的命令式执行；宏大叙事的政策议题；雷厉风行的领导作风诚然，官僚制行政凭借这些男性特征对于推动大工业时代许多宏伟图景的实现确实起到了重要作用，以至可以认为“现代文明的进步和官僚制的完善，是携手并进的”27。然而如上所言，与工业社会相联系的官僚制行政在后工业化条件下，对于大批量出现的不确定性治理明显力不从心。从亟待加强的道德领导力角度来审视，例如：规则导向的非人格化作业，未免显得冷冰冰而不近人情；决策权收紧，高层与基层官僚及公众之间缺乏平等、真诚的话语沟通，民情表达不畅；官员尤其决策层关注的话题过于华丽，却往往忽略了很多十分紧迫而实在的民生议题；领导风格

29、强势，情感内敛，气质淡定，却难以打动有血有肉的行政对象，取得后者的真心认同和支持。男性话语构造的官僚制行政所有这些弱点，归结为一点，即是道德领导力极为匮乏，相比较而言，女性视角的引入正可以对此作出弥补。天生的母性和对弱者的同情、自我牺牲精神、美德守护者的角色意识、发达和外露的情感力量、富有耐心和乐于倾听、对于底层政治的兴趣和细致观察能力，所有这些可以归属于女性的典型特点，在传统官僚制下并不被看好或有意忽略，但在后工业化条件下，对于公共行政部门形成一种道德领导力，实现不确定性的多元合作治理，却可以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女性主义视角的引入，一是要作出一种“去官僚制”的有益尝试，将女性上述特点有机融合

30、进传统公共行政，凸显情感因素的力量，重视社会公平，拓展弱势群体生存空间，加强社区层面的参与行为和政策论辩；二是完善宪制设计，鼓励更多富有亲和力的女性官员直接走向前台，与男性分享愿景，合作共事，形成性别混合型组织。有研究充分表明，这样的组织将是充满生机和富有成就的，28更有益于形成服务型政府的道德领导力，实现后工业化时期对于不确定性的多元合作治理。注释：服务型政府的几种理论观点争鸣J.人民论坛，2006，03/A：10-13.【参考文献】1赵可金，曾庆峰.政治营销：后工业社会下的美国政党政治J.美国问题研究，2008，(1).2美简芳汀.构建虚拟政府信息技术与制度创新M.邵国松译.中国人民大学出

31、版社，2004.63纪丽萍.价值理性视角下的电子政府与网络政府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7，(4).4美费勒尔海迪.比较公共行政M.刘俊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50.5张康之.论不确定性条件下的组织活动J.理论探讨，2008，(5).6张康之，张皓.在后工业化背景下思考服务型政府(J.四川大学学报，2009，(1).815井敏.试析我国服务型政府认识中的几个误区J.社会主义研究，2006，(4).9美科恩.论民主M.聂崇信，朱秀贤译.商务印书馆，1988.259.10美弗雷德里克森.公共行政的精神M.张成福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204.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人民

32、出版社，1995.523.12美B. 盖伊彼德斯.官僚政治M，聂露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6.13美登哈特夫妇.新公共服务服务，而不是掌舵M.丁煌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34-149.1421美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M.高铦等译.商务印书馆，1985.34.42.16美E. S. 萨瓦斯.民营化与公私部门的伙伴关系M.周志忍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26-27.17美菲利普J. 库珀.二十一世纪的公共行政：挑战与改革M.王巧玲，李文钊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2-3.18曹荣湘.全球大变暖：气候经济、政治与伦理M.社会科学文

33、献出版社，2010.48-49.19澳大卫希尔曼，约瑟夫W. 史密斯.气候变化的挑战与民主的失灵M.武锡申，李楠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3.20加加里斯摩根.驾御变革的浪潮：开发动荡时代的管理潜能M.孙晓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5.22武玉英.变革社会中的公共行政前瞻性行政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1.23黄建刚，李百齐.“合作型信任”视域中的诚信政府J.探索与争鸣，2008，(12).24张康之.历史转型中的不确定性及其治理对策J.浙江学刊，2008，(5).25俞可平.治理与善治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95.2628戴黍，牛美丽.公共行政学中的批判理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43，46.27美文森特奥斯特罗姆.美国公共行政的思想危机M.上海三联书店，1999.38.NU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