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面 控制面 管理面直面实践的管理研究和德鲁克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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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用户面 控制面 管理面直面实践的管理研究和德鲁克之路 摘要：经过对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学会(IACMR)发展3个阶段和研究社群问题的讨论，深入解读了“直面实践”的内涵并提出了3条标准。研究结论表明，不管是马斯洛主张的“问题中心”的研究还是以德鲁克为代表的管理研究道路全部是直面实践的典范；实践既是管理的工具价值和本体价值之间的联络点，也是本土管理研究走向国际化的桥梁。研究结论有利于揭示德鲁克之路的实践性和可行性。关键词：直面实践/问题中心/德鲁克/国际化作者介绍：赵良勇，南开大学旅游和服务学院，天津 300071；齐善鸿(1963-)(通讯作者)，南开大学商学院，旅游和服务学院教授、博士硕士导师，老

2、子道学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研究方向为管理创新、国学和管理哲学、旅游管理，E-mail：christ，天津 300071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71472093)管理学报2021年第7期刊发了张静等1的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化的演进和展望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学会(IACMR)的发展范例和社群构建一文(简称张文)，引发了我国管理学者的关注。随即，管理学报又发表了蔡玉麟2的也谈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化和管理理论创新向张静、罗文豪、宋继文、黄丹英请教(简称蔡文)一文，对部分问题提出了质疑，并论述了对管理学定位的见解。以上两篇文章讨论的问题包括中国管理研究的过去和未来，事关中国管理理论和实践发展的大方向，值得

3、深入深入探讨。1 IACMR的发展阶段和直面实践IACMR的发展路径和研究社群的展望是张文的两部分关键内容，其中全部有部分可商榷之处，详细以下。有关IACMR的发展阶段张文首先介绍了IACMR的缘起及其学术活动，然后把IACMR的发展历程概括为“引入实证研究”、“强化情境研究”和“回归科学精神”3个阶段。对此，蔡文质疑IACMR发展的“三阶段论”不但“内在逻辑难说清楚”，甚至有些次序颠倒，“因为根据基础逻辑应首先明确研究价值(即研究目标引领研究进程)，而不是以研究范式上路”2。对于正常的科学研究而言，基础逻辑确如蔡文所说：首先，要明确研究目标并基于研究价值的判定而选定研究对象；然后，进行研究设

4、计并依据研究方案的需要而选择和之对应的研究方法；以后，利用该方法展开研究并探寻结论在这整个过程中，科学精神全部是首要的、基础的，也是不可或缺的，它同作为研究方法或研究路径的实证研究和情境研究并非同一个层次的内容。借用中政传统文化的提法，科学精神属于“道”的层面，实证研究和情境研究则属于“术”的层面。不过，作为一个学术组织，它所关注和强调的内容当然能够不按这个正常的次序。依据张文的总结，在IACMR 1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实证研究、情境研究和科学精神分别是该学会在不一样时期所关键关注的内容；文中强调IACMR发展的3个阶段只是侧关键的不一样，这3个阶段“并非替换关系，而是叠加的关系1”。然而，就

5、“叠加”的次序来说，最终才叠加科学精神确实有些不妥；当然，这句话也可能暗示说IACMR一直没有忘记科学精神，不过因为某种客观或主观原因，而把前两个阶段的侧关键放在了实证研究和情境研究上。张文说明了其中的部分原因。比如，“目前，实证主义方法依然是管理研究的主流方法，也是IACMR各项学术活动中的关键方法1”。IACMR一直坚持实证方法的传输和利用，而且为中政管理学界培养了一批熟悉并熟练利用实证方法的学者这正是IACMR的关键贡献之一。但令人奇怪的是，IACMR经过前两个阶段13年的发展，为何又要进入“回归科学精神”的第3个阶段呢？“回归”这个词显然意味着有所偏颇、需要调整方向，甚至是根本回头。金

6、占明等3指出：中国管理学研究存在部分误区，并认为“部分管理学期刊和学者过于迷恋实证方法，出现了矫枉过正和扼杀研究方法多样性的趋势。部分著名学者，尤其是海外华人学者推进中国管理研究规范化和国际化的良苦专心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上述不良倾向”。该文所谈及的这些现象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前文所述中的部分担忧。其实，张文也认识到“现实中的中国管理研究依然存在很多有违科学精神的现象”，在引述了韩巍4和金占明等3描述的目前管理学研究中的部分问题以后，认为“这些问题使得中国管理研究群体迷失，使研究陷入功利主义而离科学的目标越来越远。回归科学精神正是要推进中国管理研究找回真正的学术信仰，敦促学者们保持严谨的态度，听从内

7、心的召唤1”。由此可见，IACMR的第3个阶段之因此要“回归科学精神”，也是因为发觉了中国管理学研究中存在着部分错误倾向或严重问题，为了纠偏、也为了“听从内心的召唤”而选择回归。诚然，以上描述的这些问题并非IACMR所造成，且和IACMR提倡的初衷相悖，不过最少说明IACMR前两个阶段的努力不但无助于以上问题的处理，而且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一些不良倾向，所以，近几年才不得不把发展的侧关键扭转回来，重新强调科学精神。可能正是基于上述原因，蔡文认为张文所描述的IACMR发展3个阶段的“循序渐进”说是不成立的，而且认为中国原本含有的后发优势假如发挥好的话，应该“能够避免走无须要的弯路”2。这里争论

8、的关键不但仅是IACMR发展阶段正确是否的问题，而是包括到管理学研究的指导方针问题。正如张文所言，学者们进行科学研究的初衷原来应是基于“内心的召唤”以追求“科学目标”，对于这种召唤的回应甚至能够上升为一个“学术信仰”。这一信仰的关键就是“科学精神”，而研究方法只是表现这一信仰的手段或路径；这里的关键目标是唯一的，但实现的方法、路径或手段应该是多样的，而且任何时候全部不能以某一个方法替代科学精神的关键地位。以哲学语言来表述这一管理学研究的指导方针，就是必需“以道御术”，而不能相反。正所谓“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道是关键根本，离开了就会犯错；术必需受道的制约，当术强调多了、超出了应

9、有的范围就必定会走向反面，最终还要回归于道。IACMR发展的3个阶段恰恰能够证实这一规律的颠扑不破。研究社群和直面实践张文还引入了一个“社群”的概念，并把“中国管理研究社群”定义中的几类主体安排在了一个以学者为中心的架构图中显然这是一个理想中的结构(各主体相互联络，共同服务于我国外学者的研究)，因为在现实中，学者之外的几大主体全部远比学者处于更为强势的地位。张文似乎很重视这么的“社群构建”，不但这个词出现在该文的标题中，而且在该文的第4部分又用较大篇幅针对这些关键的社群主体提出了不少的改善提议。从这些提议中，能够看出目前存在于中国管理研究领域中的部分问题，不过下一步要怎样处理这些问题并构建中国

10、管理研究社群呢？需要指出的是，张文提出的提议大多是呼吁性的，因为即使是像IACMR这么“含有较大影响力的国际性学术组织1”对于这些研究社群主体所含有的直接影响力也是十分微弱的，而所谓的“中国管理研究社群”并未真正形成有效的管理沟通机制。问题还不止于此，这里的研究社群并未包含管理研究结果的最终“用户”，即现实中的管理实践者，假如只是在这个研究社群圈子里推进中国管理的理论研究，很可能会形成学者们自娱自乐或自说自话的局面，使得现在管理理论研究和实践需求脱节的情况愈加严重。追溯历史能够发觉，自从“管理学科正当化”运动以来，管理理论和实践相脱离的程度在逐步加深。因为这一运动肇始于美国，所以，这种管理理论

11、和实践的脱节不但发生在中国，在美国也早就能够看到。比如，德鲁克5就指出：“当管理科学首次出现时，管理人员曾为之欢呼。从那以后，出现了一个崭新的专业人员管理科学家。她们有自己的专业协会，有自己的学术杂志，在大学、商学院中有管理科学这门学科。不过管理科学却使人失望并没有为实际的管理工作者带来革命性的改变。实际上，现在极少有管理人员重视它。”这段话确实是对这一问题的鲜明写照。现在，摆在管理研究者面前的问题是：是否要容忍这种管理理论和实践脱节的进程继续下去？张文也提到了“管理学科正当化”运动，并将其作为IACMR支持和推进实证研究的理由之一。蔡文对于IACMR力推的实证方法提出质疑，并进而认为“历史上

12、的管理科学化运动背离了管理学的根本属性，理应及早中止”2。作为科学研究的一个“术”，实证研究方法经过一个时期的“补习”以后不应再被过分强调，尤其是当这种方法可能加剧管理理论和实践相脱节的时候。孙继伟6曾把“管理理论和实践脱节”解释为“理论难以指导实践、难以处理实践问题，尤其严重的是，管理理论的大多数研究者陷入了用户迷失的尴尬处境，对实践插不上嘴，只能自娱自乐、做练习式地做研究”。很显然，这种情况下产生的管理理论研究结果不但缺乏实践价值，甚至也难以含有多少理论价值。假如现在这种管理理论和实践脱节的情况继续泛滥下去，终将严重损害管理理论研究的整体价值。假如管理理论研究结果只是在研究社群的小圈子内得

13、到认可，却对于现实中的管理实践缺乏指导意义，那么使人不禁要扪心自问：这么的管理理论研究的意义何在？管理研究者所追求的科学精神又在哪里？其实，和其它学科相比，管理学的一大特色就是含有很强的实践性，这和纯自然科学或纯哲学思辨不一样。这一特征也是由管理学的本身禀赋所决定的：管理学的理论来自于管理实践的经验总结；管理学理论研究的目标是为了处理实践中的管理问题；管理理论研究结果的正确和有效性需要经受管理实践的考验而经受实践的检验恰恰是最本质意义上的“实证”。此处的“实”不是某种方法或数据而是实践，或也能够说，经受实践检验的实证过程就是管理学研究的科学探索过程。简言之，管理学理论来自于实践、为了实践，并要

14、接收实践的检验这3点概括起来说，就是管理学理论研究必需直面实践。2021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提出了“直面中国管理实践”7的问题，这一方向选择得到了越来越多中国管理学者的认同和支持。郭重庆8指出：“中国管理学界的历史责任是发觉规律、解释现象、指导实践明确地提出实践导向。”刘源张9把“管理科学，兴国之道10”和“学以致用”解读为3个“绝不是”，其中第一条便是“绝不是在所谓的顶级期刊上发表文章”。张玉利11也认为，“管理学科的特征决定了管理理论来自于实践”，并经过延伸性分析认定“学术界和企业界脱节问题的本质是理论和实践的脱节”。吕力12在追溯了实证主义方法的发展史以后，指出“管理学自诞生

15、那一天起，对实践的关注就是其理论的最终目标”。管理学报主动响应了“直面中国管理实践”的研究要求，专设了“管理学在中国”特色栏目，并于2021年开始每十二个月提议主办“中国实践管理”论坛，现在也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认可和关注。理论和实践并非是天然矛盾的，实证研究原来正是二者之间联络的纽带之一，但现在有些研究把实证分析简化为数据的搜集和统计，醉心于形成和发表脱离实践的，斩断了理论和实践关系的空洞理论脱离实践的管理理论就如空中楼阁，是难以“顶天立地”的。正是为了驱散这一实证“迷雾”，便更需要强调直面实践的管理理论研究，就是要从实践中来、再到实践中去，理论研究贯穿其间，起到提炼、升华和指导的作用；管理的

16、研究者们要走向管理实践，进行实践体验和实践总结，挖掘出实践中的真理要素，再进行理论化处理，反过来指导、提升实践，最终实现真正的“学以致用”。2问题中心和德鲁克之路直面实践的理论研究也是含有人本思想的学者们的共同选择，其中就包含开创了人本主义心理学的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和“以人为本的管理学大师”德鲁克13。问题中心就是直面实践在20世纪5060年代的美国，实证主义方法在学术界大行其道，马斯洛14对这股时尚进行了有力的批评，她在动机和人格一书中尤其用了一个章节的篇幅讨论“方法中心和问题中心”。比如，马斯洛14指出：“我用方法中心一词指代这么一个倾向：认为科学的本质在于它的仪器、技术、程序、设备和方法

17、，而并非它的疑问、问题、功效或目标。方法中心的一个强烈倾向就是不分青红皂白地过高看重数量关系，而且将它视为目标本身。”故此“方法中心论往往将技师、设备操纵者而不是提问者和处理问题的人推至科学的统帅地位。”在马斯洛14看来，方法中心看似严格、完美，其中却可能缺乏科学的灵魂；而问题中心可能确实有模糊甚至是错误的部分，但那确是真正的科学所要探索的内容。换言之，以方法为中心的科学研究带有形式主义的倾向，是偏离科学精神的。鉴于此，马斯洛14坚持认为，以问题为中心才是科学研究的正确出发点。“科学研究的起点是问题即矛盾15”是大多数学者的共识。IACMR付出了很多努力在学界提倡和推广实证方法的使用，但也一样

18、赞成并期待“问题驱动的研究”。张文引述了徐淑英的看法，认为“科学始于问题，而不是理论。即从现象出发、从管理实践中鲜活的问题出发去结构研究的科学问题，并寻求适宜的科学研究方法去处理问题，才能更加好进行理论创新1”。据此能够认为，现阶段IACMR提出“回归科学精神”说明IACMR即使强调一些研究方法的使用，但却并不认同以方法为中心的科学研究。那么，以问题为中心的科学研究应该怎么做呢？首先，需要发觉问题并界定问题。管理学的问题蕴含在管理实践当中，所以，必需直面实践、从实践中去发觉问题，这正符合本研究在前文中提出的“直面实践”的3条标准中的第一条“来自于实践”。笔者体会马斯洛14所提的“问题中心”一样

19、包含有上述3条标准中另外两条的意涵，即以问题为中心的科学研究最终是为了处理实践中的问题(如马斯洛所从事的心理诊疗是要帮助病人处理心理问题)，而能不能有效地处理问题正是检验理论研究结果的根本标准扩展开来即所谓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因为满足了这3条标准，所以，也能够说“以问题为中心”就是直面实践。实践中存在着很多能够研究的问题，所以，发觉问题以后还需要辨识问题和界定问题。陈春花16就曾提出“框定问题优先于界定方法”，并认为“管理首先是实践，全部的管理理论一定是基于实践而得出的规律性的认识”；她还强调中国目前需要的管理研究应是“直面中国管理实践而非国际一流学术标准”。换言之，以问题为中心的

20、管理研究应该以实践需求为准，而不是以一些学术标准为判定或评价的依据。可能正是因为IACMR依然看重并激励学者们追求国际一流学术标准，造成蔡文质疑“以IACMR为代表的发展道路”(简称“IACMR之路”)2对于中国管理研究的导向作用。辨识实践中的管理问题需要深入的反思，因为只有触及问题的根本才能抓住问题的实质。为此，齐善鸿17曾就“管理学关键命题”进行过反思，并在此基础上重新界定了管理的11个关键命题。管理学报刊发过的由39位学者联合署名的倡议性文章出路和展望：直面中国管理实践18(简称出路)也是由“追问”开始的，即要首先提出问题，而且是由读者、管理者、企业家等实践者来提出问题。出路一文在管理学

21、术圈内引发了不少回响，相继有多位学者发表了回应或批评的文章。刘祯等19认为，“出路的意义最少有3个方面：将矛盾和问题拿到台面上来，提出了部分较为尖锐或敏感的话题，对未来处理问题有着主要的主动意义；第一次较为全方面地讨论了直面中国管理实践的内涵；引发了更多学者对中国管理学科发展的争鸣和思索”。由此，也能够说，出路一文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提出问题、辨识问题并引发更多讨论的作用。德鲁克之路在有关出路一文的回应文章中，韩巍20首先提出质疑，随即吕力21指出了“中国管理学界深层次痛苦”的存在，认为“这种痛苦实质上于没有明确地建立起传统和现实之间、工具价值和本体价值之间联络的桥梁”。另外，吕力21在“管理学

22、主流范式”和“管理学的元问题”之间做了明确区分，认为“管理学的元问题是无法在管理学的主流范式框架中得到解答的”。由此就出现了一个主要问题，即管理学的工具价值和本体价值能否统一在一起的问题。需要说明的是，“管理学的元问题”的研究应该得到重视，但对元问题的研究也不能沦为纯粹的哲思，即使这类研究关键是思想上的探索，但仍需要深入转化为可实践的理论，再进而衍生出详细的管理方法、管理模式和管理工具，从而把思想的结果有效地应用到实际的管理过程中去，这么才能表现出思想的价值。由此，直面实践才是将管理的本体价值和工具价值融合在一起的最好路径。换言之，实践能够解除“中国管理学界深层次的痛苦”，因为实践正能够成为“

23、传统和现实之间、工具价值和本体价值之间联络的桥梁”。其中的原因也很显著，直面实践的管理既需要认识清楚管理主体的问题，又要深入思索管理和制度的本质等问题这些问题包括管理的本体价值；同时，直面实践的管理还担负着处理管理过程中多种实实在在问题的责任，所以，从发心到结果全部一直要追求管理的工具价值。基于此，直面实践的管理研究必需融合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只有二者的汇聚结合才能得到更有价值的研究结果。另外，在现实的管理过程中，传统的文化积淀和现实的目标追求也全部聚焦在当下的实践中，所以，实践是不可或缺的这些全部成为坚定沿着直面实践的道路进行管理研究的理由之一。这条直面实践的管理研究道路在蔡文中被称为“德鲁

24、克之路”，因为德鲁克是把管理研究和实践结合在一起的典范。更为可贵的是，德鲁克认为“企业管理的特点在于应用过程而不是规律本身，这就更增添了其管理学的实践意义21。”自从1942年德鲁克受聘成为通用汽车企业的顾问以后，企业顾问几乎就是伴随她终生的职业之一。德鲁克出生于1909年，马斯洛出生于1908年。1954年，马斯洛出版了动机和人格一书，德鲁克也以其名著管理的实践开创了管理学的新篇章。但当初的美国学术界，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占据着统治地位，德鲁克和马斯洛碰到了一样的挑战，但她们却不改初衷，一直坚持实践的道路。这两位大师级人物的经历和成就也再次印证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因为真正能留在人类历

25、史中的成就必定要经受住实践的检验。罗珉23认为，“管理学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应用科学，它重视将管理知识应用于实践，并能处理详细的管理问题”，并指出“德鲁克深信，任何一个知识，只有当它能够应用于实践，并改变大家的生活时，这种知识才会有价值”；德鲁克坚持“理论命题应该来自于管理实践并需要经过实践的验证”，并认为“能提出管理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并能处理这些问题，才是管理学进步的标志。管理学应被看成是从问题到问题而进步的，伴随这种进步，问题的深度也随之加深”。笔者认同德鲁克的上述看法，并认为直面实践地处理管理问题是管理学研究的应有之义，这也应该是“德鲁克之路”的主要标准之一。陈春花24指出：“沿着德鲁克有关

26、管理基础假设的研究思绪，我们能够了解到管理需要面对活生生的现实，需要对全部实践的基础问题做出回应，也应该总结出规律性的认识，并指导大家的实践。在实践研究的基础上所做的判定，才含有真实的研究价值。”德鲁克一再强调实践是管理学的灵魂，并以现实世界和原始观念(指理论)的吻合程度来检验理论的有效性，她更明确地指出，管理就是实践行动，管理学研究是实践行动的结果23。德鲁克还提出了若干著名的管理理论或概念(如目标管理和自我管理等)，和通常学者不一样的是，德鲁克对自己提出的理念身体力行，不但是一个管理理论研究者，更是一个管理的实践者；不但做了很多教学和管理咨询工作，还是一个社会活动家，致力于人类的社会进步。

27、“德鲁克用一生的实践推行了其致力于改进人类生活的使命比使命更主要的是实践，就像德鲁克先生倾力实践她的使命一样。”25由此，能够说，蔡文所提出的“德鲁克之路”不但是一条学术研究之路，更是一条人生实践之路。3中国管理的思想基础和国际化困扰中国管理学研究的另一个主要问题是本土化和国际化的矛盾，这一问题和直面实践也有着亲密的关系。中国管理的思想基础依据直面实践和问题中心的标准，中国的管理研究首先要面对中国管理实践中的问题，而中国的管理实践又是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当代思想沃土中的。由此，出路一文概要性、对比性地提出了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的一些特质(现有优异的一面，也提出了问题)。韩巍20对此提出质疑，认为

28、“比较突兀”；吕力21却认为此处对中国文化高端思想的“表述基础上是没有问题的，它表示的是这些思想作为本体或最终价值在管理中的意义，但问题是出路没有看到或忽略了管理工具价值的一面”。如前文所述，管理的本体价值和工具价值能够在实践中得到统一，因为直面实践的管理强烈追求实践的效果实现，而良好的实践结果恰恰能够充足表现出管理的工具价值。对应的，“德鲁克之路”的卓越之处也在于把理论思索融会于管理实践之中，并十分强调理论和实践的结果有效性“管理就是一个实践，其本质不在于知，而在于行。其验证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结果，其唯一权威就是成就26！”“直面中国管理实践”首先要追求管理的实践成就，其次也要直面中国的思想文

29、化，因为这些思想文化是渗透在管理实践之中的。由此，出路一文中提出的“中国文化中也有着丰富的高端思想，这些思想没有因为历史而褪色；相反，经历了几千年的实践检验以后，却愈发光彩照人。儒家的义利观、修齐治平、内圣外王等思想仍然光彩夺目；佛家的内观、缘起、八正道、“人人是佛”的思想，对于今天浮躁的大家了解自己是很美妙的法门；道家的无为而治、不争而达不可争、大私天下、无我大我、反成、有没有相生的智慧，至今在管理学的思想中仍然为人津津乐道18”。毋庸置疑，这些思想和中国的管理实践存在着血脉关系，因为它们是中国管理思想基础的主要组成部分。在这里，实践成就和思想基础之间的关键连接点就是管理的实践者。大部分的中

30、国管理实践者自幼就浸润在中国文化当中，即使不十分了解上述这些优异思想的来龙去脉，也最少对相关名词有所耳闻，甚至不一样程度地被其潜移默化；同时，越靠近这些优异思想的管理实践者越可能在管理实践中取得很好的成效，即这些优异思想能够直接影响管理实践成效的大小。近些年来，中国的企业家们学习国学的热情连续不退，这说明企业家们对于中国文化优异思想存在着一定的需求。中国的管理学研究应该直面这么的实践需求，努力提供满足这一需求的理论供给，并到实践中去检验理论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可惜“现在学者的文章甚至连她们的同行全部不会去看一下。读者就在那里，实际上她们正在那里饥肠辘辘地等候着27”。徐淑英28也认为“孤立存在的

31、理论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当它们能够解释或处理实际问题时，它们才有意义”；她还认为“用中国的文化来了解现代中国的管理实践是很好的想法”。可见，直面实践也是中国本土管理理论研究的必由之路，因为中国的思想文化渗透在中国管理实践的方方面面之中，二者是不可分割的。思想文化对管理实践的渗透关键表现在和管理相关的人的身上，这些人既包含直接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也包含和管理活动相关的多种利益相关者。正如出路一文指出：“管理是人的行为活动，是人的心智模式决定的行为活动，是管理者心智决定的行为对被管理者的心智和行为的影响活动，是集体的心智决定集体行为的活动：一切管理模式的形成和创新全部离不开这么一个根本点18。”曹祖

32、毅等29也认为，“管理学的基础理论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已经将研究的对象锁定在了组织的建设和发展上；也清楚地认识到对组成组织的基础元素人的分析和探索是研究的关键内容；管理是对人进行管理，直面也应该以人为管理关键而展开。”人是管理的关键，不但因为管理实践者首先是人，还因为管理的关键对象、管理过程的互动、乃至管理的根本目标全部离不开人，而人的行为又受思想的左右，所以，深入挖掘影响管理活动中人的思想基础是有意义和必须的。当然，和管理相关的多种人的思想基础也是有所差异的，管理实践者们接收并践行的思想现有居于庙堂之中、也有处于江湖之远，现有中国的、也有外国的。这种情况在现实中也是不可避免的，就中国的当代思

33、想而言，它既是接续中国传统文化发展而来的，也是引进、吸收并和部分西方文化相融合后的产物。由此，对外国有益的思想文化不应排斥，而应努力将其和中国的优异文化相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异思想滋养了历代中国人(其中的很多人就是优异的管理者)，并引发了不少西方思想家的关注，且不会因为时代的变迁而丧失价值。由此，为了更加好地促进中国管理实践者的成长，争取更加好的实践结果，有必须弘扬“经历了几千年的实践检验以后愈发光彩照人18”的中国优异思想，扩展、升级中国管理的思想基础。有关国际化基于中国文化或中国情境的管理研究常被称为本土管理研究。和“本土”相对应，就有些人提出了一个“国际化”的问题。在此能够简单地“把

34、国际化了解为走出本土，其最高境界便是全球化”30。IACMR的关键目标之一就是推进中国管理研究的国际化，在张文的标题和文章中全部突出了这一目标追求，但蔡文对张文所定义的“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化的3个方面”提出了质疑，并认为现在“从形式上看，国际化进程加紧；从实质上看，理论创立徘徊不前”2。这里一样包括到形式和实质的问题，学术文章符合主流研究范式或国际一流期刊标准、学者含有较高的英文交流水平只能算是管理研究国际化的部分外在标志，而我国外众多管理者和研究者所期待的是对管理问题含有深刻洞见、对管理实践含有实质性指导作用的管理理论。真正的国际化管理研究应满足上述的实践需求，并在国际上含有广泛的理论和应用价

35、值，不然只能算是形式上的国际化，并可能陷入圈子化或伪国际化的泥潭；相反，能够满足上述需求的管理理论并不需要刻意地去追求国际化，因为在认识到其价值以后，世界各地的大家会自然而然的接收它、传输它；或也能够淡化本土化和国际化之间的区分，只从全球的视野探寻深入揭示管理本质、有效指导管理实践、含有人类普遍价值的管理理论。通常而言，能够走出本土、走向全球的思想或理论关注的全部不是一个国家、一个组织或组织中部分人的某个特定问题，而是人类含有一定代表性的问题及其背后的思想理论根源；因其所关注的是人类含有普遍性、根源性的迷惑，所以，这么的思想或理论一旦面世，必定含有国际化的影响力。比如，道德经在关注人类命运的同

36、时，还关注到了天、地、万物，甚至“天地母”；只就人类而言，它关照到了“身、家、乡、邦、天下”等几乎全部的人类社会层次。徐淑英28认为，道德经“是有关人生和生活的一个哲学，像圣经一样，道德经是人类一个生存模式，其中包含部分生活的基础标准”。从管理的角度来说，道德经一向就是帝王之学，是相当于领导学的至高学问。在中国历史上，汉代文景之治和唐代贞观之治等上升期全部和采取“黄老思想”治国相关。治企如治国，所以企业家们学习道德经也是在学习属于自己本职员作所需要的学问。道德经在国际上有很高的著名度，并被翻译成很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流传，因为真正的优异思想会自然感染到知晓它的每一个人(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

37、像莱布尼兹、黑格尔、托尔斯泰、海德格尔、爱因斯坦等不一样时代的哲学家、文学家、物理学家等全部能从道德经中受益。和之相同，孙子兵法即使是一部兵书，却也包含了大量的管理思想，所以，不但在美国的西点军校要对之进行学习，在日本管理学界中，研究孙子兵法的人也很多，甚至有所谓管理学中的“孙子兵法学派”31。现今世界上，孙子兵法最少有日、法、英、俄、德、捷等29种文字的译本流传，相关的研究著作极为丰富。由此可见，孙子兵法和道德经的国际化程度是很高的，但它们的国际化过程却并不需要中国人的主动奔走或主动推荐，因为它们全部是中国古人从实践中提炼出来的智慧结晶，并经受了长久的历史和实践的检验，所以，国外人士一旦接触

38、到这些优异思想，常会主动学习和传扬，甚至为之着迷。在现实中，研读道德经或孙子兵法并从中领悟出管理智慧的中外企业家大有些人在。正是因为这些经典富含真正的人类智慧，即使穿越千年或跨越大洲，依然对人类活动含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当下这个时代真正需要的理论创新不是要达成国际一流期刊的标准，而是要在管理的思想基础上扎根深远，而且能够促进管理实践者的真实成长，成功改善管理实践中人和人、人和环境情况的管理理论这么的管理理论即使是完全来自于中国情境，由其深刻的思想基础和良好的实践效果，也终将会实现很好的国际化。德鲁克的管理理论能够从一个侧面证实这一点，作为美国的管理学家，她在中国有很多忠实的拥趸；“大师中的大师”

39、是国际上共同认可的对她的称谓，这些认可并非来自宣传运作，而是来自实践的效果。真正的大师通常不会拘泥于某种主流范式，她们是理论的发明者而非追随者，她们经常从哲学的高度关注社会、组织、个人的普遍性迷惑及其发展潜力，因此她们的管理思想经常能开辟一条更丰满的价值通路。鉴于此，很多中外企业家(如韦尔奇、盖茨、张瑞敏等)全部尊崇德鲁克的思想、坚持研读德鲁克经典著作，并取得了切实的结果。德鲁克管理思想的国际化程度是无可置疑的，但其国际化的传输却并非因为达成了什么国际学术标准，而是基于其实践效果自然而然达成的。由此，能够说，实践是管理理论走向国际化的桥梁。其实，只要对于管理实践者含有真实的指导意义，不管是中国

40、的还是外国的管理思想或理论全部会自然的扩展到全球，这么的国际化是自然的国际化而非人为的国际化，也是长久的、真正的国际化。4结语总而言之，针对张文对IACMR发展阶段和国际化努力的总结，蔡文提出了很多质疑，并谓之“IACMR之路”，和之相对地提出了“德鲁克之路”。这两条道路的提出引发了笔者的部分思索，经过对“直面实践”的深入解读，发觉不管是马斯洛14主张的“问题中心”的研究还是以德鲁克27为代表的管理研究道路全部是“直面实践”的典范；而中国文化中的高端思想不但是“直面实践”的管理研究所必需面正确客观存在，更是其向前发展并取得成就的思想基础。在中国管理学界，“直面中国管理实践”的呼吁和探讨已经有1

41、0多年的时间了，越来越多的学者也全部认识到目前的中国管理学研究中存在着不少误区(张文也指出了这一点)。那么，应该怎样去改变这种局面呢？显然，含有“直面实践”典范意义的“德鲁克之路”为管理研究者们指出了一条可行的出路，沿着这条路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切实深入到实践中去发觉问题、处理问题，到实践中去验证理论的成效，而最终能够经过实践检验的管理理论也终会达成国际化的效果。参见中庸第一章。马斯洛也研究过管理，并著有优心态管理一书。 （原文刊于管理学报(武汉)2021年第11期）原文参考文件：1张静，罗文豪，宋继文，等.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化的演进和展望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学会(IACMR)的发展范例和社群构建

42、J.管理学报，2021，13(7)：9479572蔡玉麟.也谈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化和管理理论创新向张静、罗文豪、宋继文、黄丹英请教J.管理学报，2021，13(8)：113511493金占明，段霄，刘星，等.管理学研究的理性回归和道德坚守管理学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J.管理学报，2021，11(7)：9379434韩巍.管理学术圈里的“三种人”J.管理学家，2021(2)：1001025德鲁克PF.管理：使命、责任、实务(实务篇)M.王永贵，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21：1346孙继伟.管理理论和实践脱节的界定依据、深层原因及处理思绪J.管理学报，2021，6(9)：114311497管理学报

43、xx部.直面中国管理实践催生重大理论结果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第二届第一次教授咨询委员会扩大会议纪要J.管理学报，2021，2(2)：1271288郭重庆.中国管理学者该登场了J.管理学报，2021，8(12)：173317479刘源张.中国实践管理J.管理学报，2021，9(1)：1410朱镕基.管理科学兴国之道N.人民日报，1996-07-25(1)11张玉利.管理学术界和企业界脱节问题分析J.管理学报，2021，5(5)：33637012吕力.“黑板管理学”的3个操作主义视角下管理理论和实践脱节问题分析J.管理学报，2021，7(8)：1123112913STERN S.以人为

44、本的管理学大师纪念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J.张征，译.北方经济，2021(12)：373814马斯洛A.动机和人格M.许金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23723915欧阳志远.别让平庸论文充斥期刊N.光明日报，2021-02-21(13)16陈春花.目前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管理研究J.管理学报，2021，7(9)：1272127617齐善鸿.面向实践的管理关键命题的重新思索J.管理学报，2021，9(1)：323718齐善鸿，白长虹，陈春花，等.出路和展望：直面中国管理实践J.管理学报，2021，7(11)：1685169119刘祯，陈春花，徐梅鑫.和而不一样：管理学者争鸣和反思的价

45、值贡献J.管理学报，2021，11(9)：1294130120韩巍.珍爱学术表示的自由对“出路和展望：直面中国管理实践”的响应和批评J.管理学报，2021，8(3)：36537021吕力.管理学的元问题和管理哲学也谈出路和展望：直面中国管理实践的逻辑瑕疵J.管理学报，2021，8(4)：51752322王广军.当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J.中外企业家，2021(9)：747523罗珉.实践德鲁克管理思想的灵魂J.外国经济和管理，2021，29(8)：586524陈春花.中国企业管理实践研究的内涵认知J.管理学报，2021，8(1)：1525陈春花，陈鸿志.德鲁克管理经典著作的价值贡献J.管理学报，2021，10(12)：1860186726齐善鸿.大向砥砺学术铿锵批评引发的思索J.管理学报，2021，8(5)：66166527德鲁克PF.管理新现实M.吴振阳，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21：21228徐淑英，吕力.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对徐淑英的访谈J.管理学报，2021，12(3)：31332129曹祖毅，伊真真，谭力文.回顾和展望：直面中国管理实践基于“中国实践管理”论坛的探讨J.管理学报，2021，12(3)：32233130蔡玉麟.科技期刊国际化漫议J.xx学报，(1)：48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