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可行性的学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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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可行性的学理分析 文郝铁川上海文史馆馆长原文刊载于法制日报2021年12月13日第10版法学院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政治必须性，已毋庸置疑。那么，从学理上来说，二者的结合能否立得住呢？笔者认为完全能够成立。理由是第一，以德治国不但重视动机文明的建设，同时它也重视知行合一，关注“行为文明”的建设，这和法律着重于调整大家的行为特征，是相当吻合的。以德治国的根本目标是提升人的素质。从人的活动过程看，包含着“动机文明”和“行为文明”两个基础内容，而在这两个方面中，我们轻易求得的是“行为文明”，而较难取得“动机文明”。因为“动机文明”既源于动机的内隐、复杂

2、，也出于由此而来的不易梳理和表述。行为科学告诉我们，人的行为是外显的、可感知的，行为背后的动机有时却是隐蔽的甚至是极其隐秘的、不可感知的。相同的动机能够表现为迥然相异的行为，相同的行为也能够源自大相径庭的动机。而支配人的行为的动机，通常全部是很多单向动机交互作用而成的融合物，显意识和潜意识交织、融合在一起，其纷纭复杂，甚至连行为者本人全部难以言说清楚。另外，和含有社会公共生活意义的“行为”不一样，“动机”纯属个人头脑中的思想、情感活动，并无社会公共性。因此要求人的动机文明，是必须的，但却是比较困难的，而且还要预防“思想侦查”倾向。因此，以德治国最终会落脚到“行为文明”的建设上，行为文明应是以德

3、治国的生长点、出发点和纲领。抓住了它，以德治国的全局就可纲举目张，稳收事半功倍之效。假如这一看法能够成立的话，那么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就顺理成章了。因为相对道德而言，法律关键调整大家的行为，它要求从外部遵守现有的规则。当然，它也不是绝对不考虑人的动机。犯意是定罪量刑时考虑的原因之一，过失责任也是民法的主要标准。但法律决不搞“诛心”，关键是看行为法律同道德一样，全部负有培育大家良好品质的使命，只不过二者的路数不一样。法律的路数是：经过管住人的行为，然后提升人的觉悟。而道德的路数是：经过教育、启发大家觉悟，然后端正大家的行为。二者异曲同功、殊途同归。从实践来看，各地开展以德治国的做法通常全部

4、落脚到乡规民约、行规条约等详细行为文明建设上。第二，以德治国的基点是建设“群体行为文明”，这和法律“稳定性、普遍性”的特点是相当吻合的。中央一系列有关精神文明建设、以德治国的文件数次表述一个看法：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要把优秀性要求同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十分主要的问题。不讲优秀性，思想道德教育就可能迷失方向。但不讲广泛性，思想道德教育的可接收性和社会文明的整体提升，就会成为问题。因为一个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毕竟不能完全等同于个人的修身养性。个人修身养性是社会组员的个体活动，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却是社会全体组员参加的规模宏大的群体活动。这个区分看似十分显著，却往往被大家忽

5、略。长久以来，我们在精神文明建设中，一直在用对待个体活动的方法对待群体活动（中国历史上儒家的全部错误几乎全部可归结为这一点），即把全社会参加其事的精神文明建设，看成了个人的修身养性之事。这一偏差关键表现在以下多个方面：把着眼点放在培养个体经典上，认为多个优秀个体的出现就是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全部任务，或说认为精神文明建设就是培养若干优秀个人即可完事；在衡量、评定精神文明建设时，以优秀个体的多寡为尺度，而不以社会整体风气的优劣为标准。上述偏差的要害是忽略了群体活动和个体活动的差异。首先，个体的精神文明情况当然对群体精神文明状态有影响，但毕竟和后者是两回事。任何时代的任何民族和国家，全部不乏极为优异

6、的文明个体，但这并不意味着和优异文明个体同时的社会群体的文明水平全部很高，群体精神文明水平的高低并不完全取决于优秀个体的行为。其次，个体活动和群体活动在动力机制上有着重大差异。个体在其活动中既可能以经济利害关系为转移，也可能以人的超功利的信仰、道德、情感等精神性原因为转移，直至为之牺牲自己的生命。而群体活动则不然，群体在其活动中首先考虑的是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条件，对信仰、道德、情感等原因采取何种态度，全部最终取决于对经济利害关系的衡量和选择。所以，我们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当然要树立一批批时代的英雄模范，重视文明个体的楷模示范作用，而且必需认可楷模的力量是巨大的，但同时必需以“群体行为文明”为基点

7、。优秀的个体当然多多益善，但和群体相比，她们总是少数和例外，精神文明建设的对象、载体和主体，一直是群体；精神文明建设的重心，一直是“群体行为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衡量尺度，一直是“社会风气”。假如这一看法也能够成立的话，那么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也就顺理成章了。因为法律含有“普遍性”的特点。即：法律调整的是群体行为，而非个体行为，法律从不特意为某人所设。博登海默指出：“法律和普遍性概念之间的亲密联络，常常为哲学家和法律书籍著作者所注意。亚里士多德说：法律永远是一个普遍的陈说。伯比尼安把法律描述为一个普遍的箴言。乌尔比安指出，法规不是为部分人制订的，而是普遍地适用的。而卢梭说：法制的对象永远是

8、普遍性的，约翰奥斯丁认为，只有普遍地强制一个阶级去作为或不作为的命令才是法律。”法律不管公民性别、出身、信仰、地域等方面的差异，是一个普遍适用的规范性控制模式。以上是从学理层面论证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可行性。从实践方面来看，它早已被部分精神文明建设的成功经验所证实。世界上现在有两个被世人公认的“花园国家”：一是欧洲的瑞士，另一个是亚洲的新加坡。这两个国家全部很重视法治在培育社会文明中的作用。比如，在倒垃圾这件小事上，新加坡要求：乱扔垃圾，罚款1000新元，并穿上犯了罪才穿的衣服扫地一天；随地吐痰，可罚款700新元。中国很多城市在借鉴新加坡经验的基础上，制订了垃圾袋装化、不准随地吐痰、不准乱扔纸屑、不准在街头巷尾乱贴广告等一系列章程，严格管理，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