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学研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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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理论源泉与研究回顾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理念体现了系统的思想，与技术创新模式从封闭向开放的转变紧密相关，是对自主创新内涵的丰富深化，反映了当前科技改革发展的最新趋势。自从Schumpter提出创新理论以后，许多学者沿着他的思路重构经济理论，创新研究的内涵不断丰富和完善。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Nelson和Winter在生物进化理论的启示和借鉴下，创立了创新的演化经济理论，推动了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融合，引发了从系统总体的视角剖析创新过程机理的大量研究。80年代后，基于科学创新的新兴产业(如生物、信息通讯技术产业)大量兴起，学术研究对产业创新和经济发展的影响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

2、并引发了在政策上关注如何促进科研成果的商业化、加强基础研究与产业发展之间的联系，许多国家通过建立相关法律并完善支持机制，鼓励产学研之间形成更紧密的互动。90年代初，Freeman和Lundvall等学者开创了以国家创新系统为代表的第三代技术创新理论，引发了区域创新系统、产业/部门创新系统、技术系统、创新网络、集群创新等关注制度、环境、网络等层面的研究，产学研结合的思想和原理逐渐在科技管理实践中得到推广和应用。21世纪以来，科技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逐渐形成，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和产业创新之间建立网络联结的观点得到了广泛赞同，涌现出大量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结构、目标、合作各方的组织特征、合作意愿、绩效评

3、价的研究。2003年美国学者Chesbrough提出了“开放式创新”概念1，对企业通过整合内外部创新要素以创造新价值进行了系统研究，认为“知识的创造和扩散以及高级人才流动的速度越来越快，企业应实施开放式创新模式，与大学等外部知识源进行广泛合作”。Etzkowita所著的三重螺旋2更指出产学合作是大学除了教学和研究之外的“第三使命”(thethirdmission)，“大学产业政府”三方在发挥各自独特作用的同时加强多重互动，是提高国家创新系统整体绩效的重要条件。我国的产学研协同创新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1992年国家经贸委、教育部和中科院联合组织实施了“产学研联合开发工程”，促发了大量有关产

4、学研合作的动因及影响因素、组织模式与治理机制、组织间关系及演变、交易成本和制度安排、合作效果评价的研究。近年来，我国的理论工作者已逐渐认识到，国家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并非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各个创新主体的能力要素的简单叠加，需要各类互补性要素之间的协同及其整合。其中，郭晓川完成的“大学企业合作技术创新行为的实证研究”、柳卸林的“中国技术创新系统”、鲁若愚的“企业大学合作创新的机理研究”、佟晶石的“产学研合作创新体系的历史与实践分析”、王成军的“三重螺旋:官产学伙伴关系研究”、郭斌的“知识经济下产学合作的模式、机制与绩效评价”等，是国内产学研协同创新思想的雏形。陈劲在教育部重大专项研究成果新形势下

5、产学研战略联盟创新与发展研究一书提出“产学研战略联盟”思想，为从战略层面探索产学研协同创新的诱发机制和模式选择提供了新的思路，指出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开放式创新日盛、自主创新能力成为国家关键竞争力的新形势下，企业和大学及科研机构应相互联合，结成产学研知识联盟正成为一种新的知识生产和技术转移方式，是国家创新系统的重要组织形式3。协同一词在英文中有synergy、collaboration、cooperation、coordination等多种表述，在汉语大词典是齐心协力、互相配合的意思。1971年，德国学者Haken在系统论中最早提出了协同的概念，指系统中各子系统的相互协调、合作或同步的联合作用及

6、集体行为，结果是产生了1+12的协同效应。随后管理研究者将这一思想应用到企业新产品开发(NPD)领域，并扩展至企业与价值链上下游企业、互补企业甚至竞争企业在产品设计、制造和销售的资源共享及协作运营。80年代后，科技与经济的结合日趋紧密，协同的思想在创新系统理论中得到重视和深化，并以“产学研合作”为主题探索企业与大学、科研机构或中介组织之间如何通过要素的互动形成创新合力。目前在以下四方面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1)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概念、动因、机理及模式选择。产学研协同创新是合作各方以资源共享或优势互补为前提，以共同参与、共享成果、共担风险为准则，为共同完成一项技术创新所达成的分工协作的契约安排，

7、以企业为技术需求方、以大学/科研机构为技术供给方的研发合作是主要形式4。Lee5指出，获取互补性研究成果、进入新技术领域、开发新产品、接近大学的重要人员、提高学术研究是企业参与产学协同创新的主要动机。而大学也能从合作中获得企业对其研究的经济支持、推进研究的实用性、探索新的研究领域以获得更多的学术成果6。协同创新机理的核心主要包括知识产权的归属、经济利益的占有比例7、知识转移8、过程管理9等。协同创新的模式选择受到企业规模和所在行业、企业创新目标、大学研究能力、产学间地理距离等影响，划分的标准涉及到组织资源的参与程度、合作协议的时限、合作关系的正式化程度、知识转移方向、合作中的交易费用结构、协同

8、的功能指向等。如张米尔和武春友10区分了技术入股、提成支付、紧密合作、技术接力和自主产业化5类模式，Fontana等11识别了合作研发、合同研究、合作教育、技术产业化4类模式。Inzelt12、DEste和Patel13都发现，正式的合作形式（如联合研发、研发外包、技术许可、合资公司）对产学双方都更具吸引力，但非正式形式（如人员交流、成果互引、信息沟通、研讨会）也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2）产学研协同创新中的技术特性与知识管理。Bonaccorsi和Piccaluga14认为，产学研合作的本质是知识的跨组织转移和学习管理，知识转移中的时间跨度和知识特性（专用性、缄默性、复杂性和普遍性）决定了产学

9、研合作的组织结构和运行过程，合作项目所涉及知识的缄默性越高，双方更愿意采取非正式的协同方式（如非正式信息交换、人员交换、通过个人渠道进行信息交换）。由于大学在科技成果评价中过于追求学术价值，科研不是面向产业需求，企业难以识别所接受知识的市场价值，因此导致了技术供给与技术需求的错位，提高了合作双方的信息不对称性和知识交易成本715，因此Carayannis等16和Koschatzky17指出，提高协同创新绩效关键在于综合考虑合作中的知识特性、合作各方的知识结构、知识共享的意愿、知识转移渠道的选择等。（3）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地理因素、制度环境及政府行为。集群创新和新地理经济学指出，企业倾向于与地理位

10、置上接近的大学及科研机构开展合作创新，比如科学园和工业区作为“本地创新系统”就具有显著的本地化技术外部性18。而政府的各类创新政策工具（如公共计划、科技与教育、财政与税收、法律政策等）对产学合作创新的需求和模式有显著影响19，如政府部门对产学合作行为的引导、对产学合作的资源投入与优惠政策、中介机构对产学合作的促进作用等20。尤其是中介组织和金融及风险投资机构，能降低产学研协同创新过程中的搜索成本和风险水平21。李廉水22也认为，传统的产学研合作忽略了调动中介、金融等相关参与方的积极性，造成产学研合作的生态环境恶化，影响了协同创新的质量与成功率。（4）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效率评价及影响因素。Bona

11、ccorsi和Piccaluga14认为产学合作的效率依赖于知识转移过程的特性、合作关系的结构（过程）这两个维度的匹配，而且协同创新绩效的评价不能只围绕企业对合作的期望，大学在评价中不能处于被动地位。郭斌20提出“要素过程绩效”的评价模型，从企业财务绩效、技术创新、技术转移和满意度测量协同创新绩效，认为企业的吸收能力、合作关系稳定性、技术特性和外部环境是绩效影响的主要因素。Plewa和Quester23从关系营销和技术转移角度探讨了研发导向的产学合作关系的动态演变，发现信任、承诺和互动对合作绩效有持久影响。此外，学科与产业的一致性和互补性、合作历史、项目管理、人才流动的地理限制、合作者来源的多

12、样性、大学的研究能力和规模、大学技术转移的意愿、文化与价值观的差异等也被认为影响着协同创新绩效2425。2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概念框架和理论模型基于以往的大量研究，本文提出产学研协同创新分析的新框架:战略协同层面、知识协同层面、组织协同层面（见图1），借此来阐明作为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是如何利用知识和资源在组织间的快速互动、共享与集成，加快提高国家和区域创新系统的效率。协同过程的核心层是“战略知识组织”的要素协同，支持层是政府的政策引导、项目推动和制度激励，辅助层是中介机构、金融机构以及其他组织（如风险投资）的参与。协同创新的过程和模式选择受到合作各方的利益分配机制、合作历史、组织间关系，以及企业

13、吸收能力、创新复杂度和产业环境动荡性的影响，提高协同创新绩效的关键还在于综合考虑“互补性差异性”和“成本效率”的动态均衡。下面重点论述各要素协同的基本原理。21协同创新的基础产学协同创新建立在参与各方通过能力上的优势互补，在与各自需求相匹配的合作期望上达成一致。在国家创新系统中，企业和大学/科研机构既存在着明确的创新职能的分工，也存在着各自的创新资源缺口。大学知识扩散的需要与企业技术创新知识源的需要，构成了协同创新的供需市场4。大学/科研机构的能力优势是基础研究、专业人才、科研仪器设备、知识及技术信息、研究方法和经验，资源的需求是资金和实践信息;企业的能力优势是技术的快速商业化、相对充足的创新

14、资金、生产试验设备和场所、市场信息及营销经验，资源需求是基础性原理知识和科技人力资源。相比企业之间的协同，利益获取的非竞争性是产学研协同创新的优势，关键在于选择双方的利益兴趣点并达成利益分配规则。_随着技术创新成为商业竞争的关键，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追求产业共性技术或前沿技术，使探索性研究及需求导向研究紧密结合，为大学的靠近知识前沿优势与企业的贴近市场及系统化资源优势之间的协同创造了条件26。从交易成本角度考虑，如果在产学合作中企业获取知识的成本低于内部开发的成本（或期望从中获得更高价值的知识），同时大学能获得超出独立研究的额外利益（如获得更多的经费支持、提高研究的针对性和社会效益），协同创新就

15、能顺利开展。只有合作各方形成了共同的利益基础，设定风险分担和利益分配机制并辅以一定风险投资机制，才能使长期被分割在经济型组织（企业）中的经济要素与科技型组织（大学与研究机构）的科技要素打破组织界限，进行融合与重组。22战略协同产学研的深度合作需要战略协同，它首先包含了产业界和学术界在价值观和文化上的协同。企业、大学/科研院所由于在创新过程中的定位、资源和能力、发展目标上存在着差异，形成了不同甚至是潜在对立的组织文化和行为准则27。在产学合作中，企业通常具有明显的利润导向，注重合作带来的经济价值;大学则是科研导向，考虑合作是否有利于学术研究。这种价值观的分歧影响着各方对合作利益的评价及合作范围和

16、模式的选择28，造成大学所提供的科技成果与市场脱节，而企业则过多地干预大学研究20。实际上，大学的研究型文化在本质上并不排斥企业的应用型文化，真正的障碍是两种文化之间缺乏认同和包容529。Geisler认为产学合作双方在价值观和文化的上认同感越强，就更容易形成互赢的心理预期，合作关系也越持久27。因此，大学应从战略上重视关注如何将知识研发服务于企业，积极开展科技成果转化，为企业培养所需科技和管理人才;企业则应更关注如何准确地提出知识需求，为大学参与创新提供资金和物力上的支持，并友好沟通知识产权和项目收益上的归属。其次是基于信任和交流的愿景协同。信任关系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合作参与方对自身优

17、劣势的准确判断，否则就容易引发角色错位和过多干预的现象。因此，协同创新无论是采取模块化方式（如合同外包研发、项目咨询）还是嵌入型方式（如合资创办新企业、共同参与国家计划项目、人才互访和培养），都要求合作各方找准自己在创新链中的角色定位，厘清各自的关注点和资源优势，对合作关系中各自的分工进行战略部署，实现学科链和产业链的有机衔接。沟通导致合作中的信任，还与产学双方共同开展研究项目的先前经验（这类经验越丰富，相互信任度越高）、合作的渠道与形式（多样化的合作模式提高了利益偏好分布，相互信任度也更高）有关。因此，在协同创新过程中保持信息的交流和各种渠道的沟通是非常重要的，这有利于增进双方对合作前景的了

18、解，建立利益双赢导向下的相互信任，避免后期引致的纠纷，通过优势互补与资源集成达成协同效应，为双方带来新的利益。三是风险和利益观念上的协同。产学研合作削弱了单个组织对创新的控制权，提高了知识的交易费用，存在一定的风险。Bruneel等30认为产学合作障碍包括导向型障碍（大学和产业具有不同的目标导向）和交易型障碍（包括知识产权和合作利益_分配的冲突），后者源于合作各方在知识产权的价值评价及成果占有和利用方式上出现分歧，使知识的转移和共享变得困难。在合作初期，由于各方在参与合作的资源上具有不同的比较优势，形成谈判地位的差异，产学各方可能还比较容易达成一定的协议，但随着合作项目的开展，合作各方在利益分

19、配上常常不能达成一致，矛盾也也随之频发7。如果合作双方不能对合作中的知识创新和技术商业化风险，以及派生的管理成本、机会成本和沉没成本达成一致，就会使合作项目成为“一次性事件”甚至中途夭折。如何在战略上设计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达成“利益均衡点”，是产学协同创新的关键31。为达成产学研的战略协同，有必要建立基于风险共担和利益共享的产学研战略联盟，它是一种是以“知识技术信息”交流为主要方式的知识生产与创造网络和新型的产学研结合组织形式，旨在使产学研合作各方保持长期、稳定、互惠、共生的协作关系3。过去我国的产学研合作大多以资源交易为主，企业关心从大学获得技术解决方案，大学则希望从企业拿到科研经费，合作

20、层次停留在某一个项目或技术开发上，有些合作仅仅通过是临时组合来争取政府项目，属于短期性、形式化和松散型的“一槌子买卖”，导致大学抱怨无法得到更多的利益（如成果报奖），企业也难以参与核心技术的开发，忽视了通过合作提升组织能力，不利于形成产学研协同创新的良性循环。产学研战略联盟可以实现产学研各方在战略层次上的创新协同:企业利用高校的科研、人才优势，在技术攻关上的全面合作，推动技术创新，通过人才联合培养丰富人力资源储备，实现企业整体竞争力的提升。高校在现实技术需求的推动下，加强科学研究及转化，注重应用型、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有利于进一步提高科研水平和教学质量，有利于改善学生的实习和就业环境，弥补科研与

21、教学经费的不足，强化其服务社会的功能。产学研战略联盟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之间建立一种长期的伙伴关系，使产学研合作关系趋向长期性，推动双方在资源共享上承担更多的义务，这是促进企业和大学在风险和利益观念的协同的基础，为解决科技与经济结合找到了有效途径。23知识协同知识协同是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核心，属于知识管理的协同化发展阶段，是知识在合作组织间的转移、吸收、消化、共享、集成、利用和再创造17，本质上是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所各自拥有的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的相互转换和提升过程9。知识协同包含着多个反馈与回路，是各种知识流在创新主体头脑中的风暴式重组，其理论逻辑类似于Nonaka提出的知识创造SECI过程3

22、2，包括社会化（隐性知识之间的交流，如人员互动）、外在化（隐性知识转化为显性知识，如专利许可）、整合化（显性知识之间的交流，如共同发表论文）和内在化（显性知识转化为隐性知识，如对外部信息的内化学习）四个阶段。Schartinger等33根据知识互动的正式化程度、隐性知识的转移、人员接触方式等区分了专利许可、联合研发、共同参与会议、学术创业、非正式研讨、通过项目培训学生、人员互流等16种知识协同形式。跨组织的知识转移及协同过程通常是非常复杂的，需要超越传统的成果转让的线性思维，受到合作双方的战略意图、组织能力匹配、伙伴选择、信任、知识特性、知识转移渠道、组织间距离（包括地理、知识和文化距离），以

23、及学研方的知识可靠性、知识转移愿景、沟通和编码能力等因素的影响824。知识互补性和文化相近性能减少双方在合作中的冲突以及知识转移中产生的信息破损。特别是对于隐性知识的转移、学习和吸收，合作各方应在知识协同中建立开诚布公的态度和透明化的机制设计，尽量避免知识交易中的机会主义行为和衍生成本，提高知识发送方和接受方的利益期望34。体现知识协同的主要措施包括提高产学研之间的心理沟通和信息流动、搭建知识协同的平台、尊重合作者的知识产权等:（1）充分沟通。产学研合作各方要加强沟通、增进了解，不仅要理解另一方的政策和实践，还要了解对方在经济社会中的角色定位和资源优势，以达成知识评价上的一致，缩小知识需求与知

24、识供给的差距。沟通容易达成双方之间的知识信任，降低知识转移中的粘度，提高知识的共享与利用成效。(2)搭建知识协同的平台。为最大程度地减少或消除利益导向不同的产学各方出现知识摩擦与信息损耗，合作方要共同创建、参与和管理多种形式的知识交流与共享通道，改变传统产学合作中企业存在的急功近利思想和片面理解，从单纯的“大学提供成果企业将成果转化为产品”的“交钥匙工程”观念，转变为双方共同进行知识创造的持续合作思想，组织好知识互补的专家共同领导知识协同过程，提高产学研合作的整体效率和绩效。(3)尊重合作者的知识产权。尽管产学研知识合作_相对其他途径来说具有较低的交易成本(尤其是在一些关键性技术上，大学在知识

25、供给上设置的壁垒相对较弱)24，但由于企业和大学对自己在知识协同中的资源付出持有不同的评价标准，往往导致知识产权纠纷问题并影响后续的合作发展。因此，在合作开始前双方应当签订知识产权协议和技术管理计划，以此作为协调和保护各方利益的工具。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创新所需的知识的更新速度超过了单个组织内部储备知识的速度，产学研各方都迫切需要合力推进知识的扩散，通过整合外部的公共知识来弥补内部的知识落差，构建由多个知识个体及相互之间存在的关系所构成的知识协同网。基于跨组织知识转移的特性和过程，可以大致描绘出产学研合作中知识协同的模型(见图2)。图中，由共同的价值观、外部环境、协同主题、知识差距与需求等，对

26、企业、大学或科研机构选择知识协同伙伴有直接影响，组成合作关系的产学组织内的个体知识通过知识转移和组织交换进行交换形成了合作小组知识，合作小组知识同时包括显性和隐性知识，进行共享。通过网络化的知识协同将个体知识交织融汇所形成的小组知识，形成了全新形态的多个子知识库，这些子知识库为产学合作各方所吸收、利用和集成，在扩充自身知识库的同时，通过知识平台进行再一轮的组织间学习，包括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互动，进行知识的逐步再生，最终实现产学研知识库的知识螺旋发展。为此，需要构建产学研知识联盟来达成提高知识协同效率的目的，它是一种全新的产学研知识合作关系，通常以网络化的虚拟组织形式而出现，是企业与大学、研究机构为了各自的战略日标，通过各种契约方式或股权而结成的、共同创造新知识和进行知识转移的网络组织，旨在共享知识、促进知识流动和创造新知识，是以知识为纽带的互补性、风险共担的知识联合体35。图2产学研知识协同过程产学研知识协同的具体运作要考虑以下四个因素:(1)产学研对隐性知识协同的重视程度。在开放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