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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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为什么说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2009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曾告诫世人：世界经济复苏基础并不稳固，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仍然存在，全球性挑战和压力增大。到了2010年2月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又指出：国际金融危机使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更加突显出来，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表面上是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冲击，实质上是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综合判断国际国内经济形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刻不容缓。据参加此次会议的同志粗略统计，胡总书记总共说了50多次“加快”的字眼。可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的迫切性。理论分析的角度来看，一个国家政策的改变基本可以概括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内压反射型，其政策

2、改变基本上是受到内部压力所致；第二种是外压反射型，其政策改变基本上是受到外部压力所致；第三种是内外压综合反射型，其政策改变基本上是受到外部和内部的双霞压力所致。目前我国基本属于内外压综合反射型的政策改变。从外部压力来看，我们面临着金融危机、气候变化、能源资源和粮食安全这四大难题；从内部压力来看，我们面临着责任约束、环境约束、资源约束和土地约束这四大挑战。也就是说，目前我国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刻不容缓的历史背景不仅在于面临极大的国际压力，也面临着极大的国内压力。 对于为什么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刻不容缓这一问题的探讨，可以有多个角度。本文仅从金融危机、减排承诺、高度耗能和耕地红线这四个视角来分析

3、。 1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对我国依赖出口的经济发展方式造成的威胁主要体现在以下个方面： 国际失业人口增加对我出口构成了威胁。自年9月15日雷曼兄弟倒闭之后，世界爆发了大规模的金融危机。金融危机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失业增加。2010年上半年欧元区失业率已从年同期的95攀升至10。美国2009年6月份的失业率是95，在经过了一年的动荡之后，年6月份的失业率还是95。人们感叹道，折腾好久又回到了一年前的水平。以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总裁卡恩2010年1月15日表示，除非就业危机得到控制，否则政府与IMF无法宣称危机已过，而距离就业问题的解决，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面对这种无就业的经济增长，中国的出

4、口商品成为了世人发泄不满的对象。 国外政府债务增加对我出口构成了威胁。 与就业恶化相伴生的是政府债务的增加，这其实是实施宽松财政政策的必然结果。问题是欧美国家的风险已经超过了两条界线。这两条界线第一条是财政预算赤字与GDP之比不能超过3，而年爱尔兰为147，英国为129，美国为5，希腊为122，西班牙为101，日本为0，葡萄牙为8o，意大利为53；第二条界限是政府债务与GDP之比不能超过60，而年日本达1972，希腊达1249，意大利达1167，美国达936，葡萄牙达846，爱尔兰达826，英国达803，西班牙达663。问题的严重性还不止如此，根据国际清算银行报告，在很大程度上由于人口老龄化问

5、题。导致发达国家政府财政的长期前景极其黯淡。到年，公共债务与GDP之比：意大利为250德国为300，法国为400，美国为450，英国为500，日本为600。要校正突破这两条界线的现状，就必须实施紧缩的财政政策，其结果就会减少需求，进而不仅会对我国的出口造成新的困境，而且“金融危机历史的研究发现，大量危机形成的共同特点是过量的债务累积”国外产业政策的变化对我出口构成了威胁。 最明显的就是美国众议院在2009年6月通过的“2009年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该法案正式提出美国即将在2020年对没有碳定价系统或者没有限制碳排放的国家征收关税。在此政策引导下，美国的新能源汽车等新兴的低碳产业迅速发展。

6、但是我国目前的出口商品中，比重较高的均属于低端加工产业链中的高污染或高能源产业，而一旦实施“碳关税”，不仅中国大量商品将无法以价格优势进入欧美市场，即使略有价格优势能够进入美国市场的商品，也会被背上一个违背企业社会责任的恶名，进而影响我国商品的对外销售。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国都不约而同地采取了各种各样的贸易保护措施。随着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的实施，各国经济逐步呈现出复苏的迹象，世界贸易保护措施数量也有缓和迹象。例如：从世界各国启动反倾销调奁数量的情况来看，2009年第三季度为38起，第4季度为24起，2010年第一季度是起。但令人不安的是，就在这样的形势下，各国反而加强了对我国出口商品的反倾

7、销力度，例如世界各国启动的针对中国出口商品的反倾销调查，年是4起，2009年是12起，而2010年第一季度就达9起。也就是说，在2010年第一季度世界各国新发起的19起反倾销调查中，针对中国出口商品的调查已占总数的47。除此之外，在2010年全球新启动的15项贸易保护政策中，针对中国商品的占10项，比例高达67。显然中国出口商品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中深受其害旧j。而且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按照世界银行的收入标准划分，在对中国出口商品征收反倾销调查的国家中，既有属于高收入经济体的美国，也有属于上中等收入经济体的阿根廷和土耳其，也有属于低收入经济体的印度。 在被反倾销调查的商品中，既有两服，也有电信

8、；既有无缝钢管，也有玻璃纤维加强材料等。尤其是奥巴马于3月份公布的旨在五年内将美国出口翻一番，创造200万个就业机会的美国出口倍增计划，显然对我国出口构成了威胁。尽管美国制造业的凋敝是其金融霸权所造成的美国式的“荷兰病”，但是美国人还是会把这股怨气撒在中国人身上。典型的表现就是迫使人民币升值。 面对这些新情况，一方面，我国的外贸商品的生产方式不能一味青睐贴牌生产(0EM)、全散件组装、准散件组装(SKD)等类型的低增值方式，而应该在创新方面多下工夫，多出口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商品。另一方面，必须加快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步伐，应该尽快杜绝为了吸引外商投资，拼命维持扭曲的生产要素价格，包括低工资、低能源

9、价格、低地价、低水价、低污染环境的惩罚成本等。只有这样才能在国际贸易领域消除“搅局人”或“以邻为壑”的不良形象，这也是全球经济均衡发展对我们的责任约束。 2 减排承诺 通过2009年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大会，国人深切感受到了世界对我们的压力和期望。我国政府承诺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年下降40一5，这个举动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赞赏。其实中央政府早在5年前就曾经承诺过让国人呼吸到新鲜的空气，喝上干净的水和吃上安全的食品。这一承诺曾在5年前的两会期间得到过代表们的热烈响应。但是时至今日这一承诺还没有完全兑现，原因之一是我围经济发展过程中“高碳”特征非常明显。2007年我国已经成为全球第

10、一大碳排放国，占全球排放总量的217，在全球新增碳排放中占比高达83，由此可见，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方面，我们面临的减排压力巨大。 造成我国这一尴尬局面的主要原因就是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耗结构。1990年至2009年期间，我国能源生产总量中，煤炭所占的比重从1990年的2上升到2009年的772，原油所占比重从年的19下降到2009年的99，天然气从年的2上升到2009年的41，水电、核电和风电从1990年的48上升到2009年的88。也就是说，在这近20年的时日里，在能源的生产结构中，原油所占比重下降了9个百分点，而天然气、水电、核电和风电总共才提高了61个百分点，所以在要素供给方面又不得不依靠煤

11、炭来填补这3个百分点的缺口。据计算，每燃烧一吨煤炭会产生的二氧化碳气体比石油和天然气每吨多30和70，因此煤炭消费比重大，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就较高，其结果必然带来高污染，造成巨大的经济福利损失。除了二氧化碳之外，造成大气污染的主要来源还有二氧化硫(SO2)颗粒物和二氧化氮(NO2)。世界卫生组织对这三种污染物的污染浓度制定了年平均指导值。第一个是关于二氧化硫(SO2)的年平均指导值为20毫克立方米。但在被调查的我国24个城市中，昆明数值最低，但仅比WHO标准低1毫克，贵阳数值最高，比WHO标准高404毫克。第二个关于直径小于lo微米的颗粒物的年平均指导值为毫克立方米。但在被调查的我国24个城市中

12、，数值最低的大连比WHO标准还高30毫克，数值最高的天津比WHO标准高105毫克。第三个是关于二氧化氮(NO2)的年平均指导值为40毫克立方米。但在被调查的我国24个城市中，南昌的数值最低，比WHO标准低ll毫克，而数值最高的广州则比WHO标准高96毫克。到正因为我国空气污染严重，所以2005年在瑞士达沃斯正式发布的评估世界各国(地区)环境质量的“环境可持续指数”结果显示，在全球144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位居第位，全球倒数第12位。由此也可以看出，目前的经济发展方式使中国经济增长越来越接近了环境约束的边界。 3 高度能耗 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是以高增长着称的。但是人们往往忽略了伴牛的一个问题，即

13、在单纯追求高增长的背后是能源利用的低效率。如果按市场汇率计算，2004年时我国单位GDP所消耗的能源数量大约是日本的87倍、美国的43倍、欧盟的2倍、印度的15倍。Mo所以不仅在国际能源市场上出现了“中国买什么，什么就贵”的现象，而且这种高耗能的现状已经把政府的政治承诺逼到了墙角。例如“十一五规划纲要”曾要求2010年单位能耗比2005年降低20左右，然而累计到2009年只完成了1438；国家原预期2020年全国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3l亿吨标准煤，但是2009年已经达到了30亿吨，几乎提前10年达到了这一界限。o由此也可以看出，目前高度耗能使中国经济增长越来越接近了能源禀赋的约束边界。 在一个国

14、家既存的要素禀赋格局下，这种高耗能的经济发展方式加深了对国际市场的依赖。例如从要素供需的角度来看，2009年我国的能源生产总量为275 000万吨标准煤，但我国能源消费总量却为306 600万吨标准煤，这就需要从国外进口来弥补这3l 600万吨标准煤的消费缺口。由此也增加了国际市场风险的不确定性对国内经济稳定增长的影响，尤其是石油进口和铁矿石进口的风险对国内经济的冲击更是明显。 究其原因，这种高耗能的能源消费结构是我国工业化发育程度的反映。目前我国工业在能源总量消费中大约占72，这种能源消费结构造成了我国产业结构优化的长期滞后。例如，2009年我国按三次产业划分的产值结构分别为106、468、

15、6，从结构优化的程度来看，我们至今还没有达到1980年世界的平均水平，而1980年世界的平均水平按三次产业划分的产值结构分别为7、38、。再例如，我国“十一五规划纲要”曾要求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提高3个百分点，即由2005年的403增加到2010年的3，但实际上到2009年只累计提高了23个百分点，假设我们到时完成了这一指标达到44，但是离世界1980年55的平均水平还差11个百分点。 如果从就业结构来看，我们就显得更加滞后。 年我国按三次产业划分的就业结构分别为1、278、341，这一格局不仅离我国“十一五规划纲要”曾要求2010年服务业就业比重提高4个百分点的约束指标相差甚远，而且

16、这只相当于1955年日本的水平，后者按三次产业划分的就业结构分别为376、244、38。了解了这些数据后，我们就会知道此时盲目宣传什么“超过日本”是多么的不合时宜。4 耕地红线 在应对这场金融危机中，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取得了明显的进展。各地政府试图通过土地开发加快城市化步伐，努力摆脱我国城市化率只相当于美国年水平的这一局面。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已经忘记了国家规定的保持18亿亩耕地红线的界限。颇具讽刺意味的是，2009年的富有商人被人们戏称为“土财主”。 国土资源部负责人曾透露，目前，我国建设用地中闲置土地、空闲土地、批而未供土地大约有400万亩，即使把这400万亩土地全部利用，由庞大的投资计划

17、引致的耕地需求仍有160l万亩，远远超出了政府目标。即使在这一轮投资热潮过后，按照20世纪年代的用地水平(每年300万亩_400万亩)，在年保住1805亿亩的耕地红线也是“不可能的任务”。这话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年底，全国耕地面积为182580亿亩。根据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到2010年和2020年，全国耕地保有量，应分别保持在1818亿亩和1805亿亩。但实际情况却是背道而驰。2009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24 846亿元，2010年按照最保守的20的增速计算，2009年和20lO年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也将达到2亿元。按照每亿元投资需要44亩地的

18、一般标准来计算，完成这高达494 6612亿元的投资，则需要土地21765万亩。也就是说，如果这样发展下去，2010年的耕地保有量将降到1804亿亩。这意味着不仅今年会突破2010年的1818亿亩耕地保有量红线(亦即超过红线1400万亩)，而且也可能提前突破2020年的1805亿亩耕地保有量的红线(亦即超过红线100万亩)。如此发展下去，我们无法应对粮食安全问题的挑战。 “合成谬误”的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各地城市化不能无限侵占耕地，否则就会威胁粮食安全。目前，全国34个省市自治区中耕地面积超过l亿亩的只有14个：黑龙江、内蒙古、山东、河南。但过去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我们已经丢掉了相当河南一个省

19、的耕地面积，而河南一年能打1000亿斤粮食。 据主管农业问题的负责人讲，我们过日子一年没有万亿斤粮食过不去。目前，虽然全国还有未利用土地面积39亿亩，但可开垦土地面积只有6448万亩，主要分布在西北干旱、半干旱地区和青藏高原。今年8月俄罗斯的一场大火，只是毁掉了将近万公顷的森林和耕地，但是俄罗斯也不得不实行到年底之前暂时停止任何粮食出口的决策，以保障其国内人们的生活和社会的稳定，这难道不应该引起我们的深思吗?在国家发改委开展的我国“十二五规划”前期39个重大问题的研究课题中，粮食安全问题的研究被列为第10位，这是值得认真对待的。 5结论 国际和国内的双重压力逼迫我们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国际压

20、力要求我们充当负责任的大国，国内压力要求我们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至于怎样才能有效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尽管学者的建议已经很多，但是不能忽略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里的真知灼见，他第一位强调的是心理建设，其次才是物质建设。 他特别指出，我们老祖宗所说的“知易行难”是不正确的，应该是“知难行易”。也就是说，他强调要了解清楚一件事如何做是很难的，而一旦了解清楚后于起来就很容易。今天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方面也是如此，国外是如何做的我们清楚吗?例如当今许多发达国家都已将可再生能源作为能源消耗的基本选择，但我国在这方面则是落在了后面。例如，年在利用地热、太阳能、风能等消费方面，我国仅相当于同期日本的16。在利

21、用新能源方面，我们与日本的差距之所以很大，原因之一是缺乏有力的政策推动。自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日本就运用法律有力地推动新能源开发，1974年实施阳光工程(Sunshine Project)，1980年通过法律成立了新能源产业技术组织即The New Energy and Industrial Technology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 (简称NEDO)，1992年开始了新阳光项目(New Sunshine Program)，2002年又颁布了关于利用新能源的特殊措施的一系列法律法规，etc)。就正是在这样的法律背景下，日本的新能源开发取得了明显的进展显然，我们不能只陶醉于“黑色”GDP超过日本，更要在“绿色”方面超过日本。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地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