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产重组需要法律和社会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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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破产重组，需要法律和社会联动 内容提要: 日航破产告诉我们：破产并非坏事，但破产重整绝不能单纯依靠市场本身，破产企业失业职员的社会保障、就业安置等问题，应有政府的参加；破产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缺乏正确的法律机制和社会机制处理问题。 “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个问题”。莎士比亚提出的这个“问题”，现在轮到刚刚进入破产更生程序的日本航空企业去认真思索了。 本2021年1月19日，日本最大的航空企业日本航空企业(以下简称日航)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正式申请破产保护，即申请适用企业更生法的程序，以求取得挽救。据报道，日航破产重整案是日本金融机构以外最大的破产案件，也是日本历史上第六大破产案。那么，今后次日航破产

2、案中，我们能够得到哪些启示呢？谈到破产，大家全部认为这不是件好事情，其实不然。人有生老病死，市场经济下的企业亦然，优胜劣汰乃自然和社会规律，无人能够抗衡。那些经营不善、负债累累又无挽救期望的企业让它们有秩序地退出、消亡，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假如还让其继续留在世间，便似生长在社会肌体中的癌症，难免四处扩散债务危机，贻害她人，危及公众利益和社会秩序，故破产实乃社会自我调整的必须制度，这已是国际上的通则。不过，企业尤其是大型企业的破产，往往会造成大量职员失业、相关企业连锁破产，引发经济衰退，造成很多社会问题。因此，当代破产法不但包含破产清算制度，还创设了以挽救债务人免于破产、维护社会整体利益为目标的重

3、整等法律制度(日本的企业更生法、民事再生法均属于重整立法)。我们常在报刊上看到的某某企业申请破产保护，就是申请适用重整程序，避免破产，并不是关闭企业进行破产清算。在这方面，中国的企业破产法也要求了重整制度，实践中也有部分上市企业等大型企业适用重整程序取得了再生。但总体上讲，主动利用重整制度挽救困境企业，还未被企业界及政府相关部门所重视，大家碰到问题仍习惯于找政府使用行政手段处理。因此，日航破产案给我们的第一个启示就是，要主动主动地利用破产和重整法律制度，以应对世界金融危机，处理经济和社会问题。其次，破产重整即使是市场经济的标志性法律制度，但并不等于说政府就此便能够袖手旁观。像日航这么的超大型企

4、业，危机爆发后困境颇深，社会影响极大。据报道，日本航空的破产将对约1500家和其有直接业务往来的日本小企业产生广泛的影响，而总计有近3000家日本企业和日航有业务往来。因此，假如政府不合适地施以援手，其挽救往往也难。故此，日本政府和民间共同出资组建的“企业再生支援机构”已决定向日航提供援助，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也表示，政府会支持全部为日航重组做出的努力，期望大家能够继续乘坐日航的飞机，并频频经过外交路径向相关国家说明现在情况，请求给予合作，以增强日航的信用。而在美国的金融企业和通用、克莱斯勒等大型企业陷于危机时，美国政府也不得不直接出手，“拉弟兄一把”。为此，中国在碰到这类情况时，不但司法机关要

5、能动司法，各级政府也应该主动介入，配合司法程序想措施处理社会危机，共度难关。不过，这种援助绝非要恢复到过去计划经济的直接行政干预局面。探究日航破产之原因，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总的来说，政府因官僚的“政绩思想”而造成的决议失误在其中难脱干系。有报道称，1953年日本航空成为国有航空企业后(后又私有化)，在自民党长久执政时期，成为政府拉动就业的政策工具，增加大量不盈利的航线，造成负担愈重。同时，日航本身成为国土交通省官员退休的“好去处”，企业越来越官僚化，活力渐失，沉疴难医，且人事关系复杂。华尔街日报专栏xx约瑟夫史坦伯格撰文认为，日本错误地期望经过基础设施建设刺激航空业发展，使日航成为

6、受害者。政治家期望将当地的交通便利看成自己的“政绩”，于是各地频频修建飞机场，以保留当地的建筑工作岗位，拉拢选票。官员们为迎合政治家的意图，依然维持赤字航线和高额的机场费用，也给日航造成严重的亏损。言及此，不禁想到，类似的问题在中国是否也存在。她山之石也是含有借鉴意义的，及早处理这些问题，能够避免我们再蹈日航之覆辙。在市场经济下，企业的破产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缺乏正确的法律机制和社会机制处理问题。中国新破产法的出台，为我们依法处理困境企业问题提供了法律依据，下一步便是怎样确保破产法的正确实施。破产法的实施和其它法律有所不一样，因为一个企业的破产会产生众多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即使是随企业破产而产生的，但并非是只靠一部破产法、仅靠人民法院就能处理的。很多社会问题并不属于破产法的调整范围，也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审判职权范围，而是需要多部门主动相互配合、主动地发挥综合作用才能完成的系列社会工程。日航的破产也向我们昭示了这个问题，比如破产企业失业职员的社会保障、就业安置等问题，就应该由社会保障法、劳动法等立法处理，由各级政府相关部门而不是人民法院经过推行行政法定职责处理，不然便难以顺利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下的友好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