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装公司治理评估（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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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泓域/童装公司治理评估童装公司治理评估xx集团有限公司目录一、 项目基本情况4二、 产业环境分析8三、 国内童装行业发展概况9四、 必要性分析17五、 声誉与决策质量17六、 投资人认知差异22七、 群体极化与高管团队决策28八、 群体极化的解释机制32九、 董事团队断裂带34十、 从团队理论视角看决策团队结构42十一、 战略决策质量的影响因素45十二、 决策行为的影响因素50十三、 公司治理研究的趋势52十四、 战略决策研究的发展58十五、 风险投资与技术创新64十六、 董事会特征与技术创新68十七、 法人治理71十八、 SWOT分析86十九、 组织机构、人力资源分析92劳动定员一览表92二

2、十、 发展规划分析93二十一、 项目风险分析100二十二、 项目风险对策103一、 项目基本情况（一）项目承办单位名称xx集团有限公司（二）项目联系人江xx（三）项目建设单位概况公司按照“布局合理、产业协同、资源节约、生态环保”的原则，加强规划引导，推动智慧集群建设，带动形成一批产业集聚度高、创新能力强、信息化基础好、引导带动作用大的重点产业集群。加强产业集群对外合作交流，发挥产业集群在对外产能合作中的载体作用。通过建立企业跨区域交流合作机制，承担社会责任，营造和谐发展环境。未来，在保持健康、稳定、快速、持续发展的同时，公司以“和谐发展”为目标，践行社会责任，秉承“责任、公平、开放、求实”的企

3、业责任，服务全国。公司秉承“以人为本、品质为本”的发展理念，倡导“诚信尊重”的企业情怀；坚持“品质营造未来，细节决定成败”为质量方针；以“真诚服务赢得市场，以优质品质谋求发展”的营销思路；以科学发展观纵观全局，争取实现行业领军、技术领先、产品领跑的发展目标。 公司依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制定并由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董事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对董事会的职权、召集、提案、出席、议事、表决、决议及会议记录等进行了规范。 （四）项目实施的可行性1、长期的技术积累为项目的实施奠定了坚实基础目前，公司已具备产品大批量生产的技术条件，并已获得了下游客户的普遍认可，为项目的实施

4、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国家政策支持国内产业的发展近年来，我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鼓励、规范产业发展。在国家政策的助推下，本产业已成为我国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伴随着提质增效等长效机制政策的引导，本产业将进入持续健康发展的快车道，项目产品亦随之快速升级发展。随着我国经济平稳增长，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为童装市场的发展提供了物质保障。2010年至2021年，我国人均GDP从30,808元增加到80,962元，复合增长率为9.18%，与此同时，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1年的21,810元增长至2021年的47,412元，复合增长率为8.0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1年的6

5、,997元增长至2021年的18,931元，复合增长率为10.47%。（五）项目建设选址及建设规模项目选址位于xxx（以选址意见书为准），占地面积约48.00亩。项目拟定建设区域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规划电力、给排水、通讯等公用设施条件完备，非常适宜本期项目建设。项目建筑面积56706.92，其中：主体工程38016.00，仓储工程11035.20，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5603.56，公共工程2052.16。（六）项目总投资及资金构成1、项目总投资构成分析本期项目总投资包括建设投资、建设期利息和流动资金。根据谨慎财务估算，项目总投资19925.81万元，其中：建设投资15026.85万元，

6、占项目总投资的75.41%；建设期利息395.55万元，占项目总投资的1.99%；流动资金4503.41万元，占项目总投资的22.60%。2、建设投资构成本期项目建设投资15026.85万元，包括工程费用、工程建设其他费用和预备费，其中：工程费用12775.00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用1888.94万元，预备费362.91万元。（七）资金筹措方案本期项目总投资19925.81万元，其中申请银行长期贷款8072.26万元，其余部分由企业自筹。（八）项目预期经济效益规划目标1、营业收入（SP）：39200.00万元。2、综合总成本费用（TC）：33021.47万元。3、净利润（NP）：4510.84

7、万元。4、全部投资回收期（Pt）：6.76年。5、财务内部收益率：15.01%。6、财务净现值：3114.93万元。（九）项目建设进度规划本期项目按照国家基本建设程序的有关法规和实施指南要求进行建设，本期项目建设期限规划24个月。（十）项目综合评价主要经济指标一览表序号项目单位指标备注1占地面积32000.00约48.00亩1.1总建筑面积56706.92容积率1.771.2基底面积17600.00建筑系数55.00%1.3投资强度万元/亩300.942总投资万元19925.812.1建设投资万元15026.852.1.1工程费用万元12775.002.1.2工程建设其他费用万元1888.94

8、2.1.3预备费万元362.912.2建设期利息万元395.552.3流动资金万元4503.413资金筹措万元19925.813.1自筹资金万元11853.553.2银行贷款万元8072.264营业收入万元39200.00正常运营年份5总成本费用万元33021.476利润总额万元6014.457净利润万元4510.848所得税万元1503.619增值税万元1367.3310税金及附加万元164.0811纳税总额万元3035.0212工业增加值万元10605.4513盈亏平衡点万元15813.65产值14回收期年6.76含建设期24个月15财务内部收益率15.01%所得税后16财务净现值万元31

9、14.93所得税后二、 产业环境分析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落实首都城市战略定位、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支撑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战略选择和根本动力。“十三五”时期，要把发展基点放在创新上，增强创新发展能力，深入实施人才优先发展战略，率先形成促进创新的体制机制，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家创新战略高地，成为国家自主创新重要源头和原始创新主要策源地。更加注重增强原始创新能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深入实施全面创新改革，打造技术创新总部聚集地、科技成果交易核心区、全球高端创

10、新中心及创新型人才聚集中心，更好地服务创新型国家建设。强化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在创新发展中的核心地位，充分发挥人才、科技和知识优势，全面提升引领支撑和辐射带动作用，打造全球创新网络的关键枢纽，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加快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是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落实首都城市战略定位的必然选择。“十三五”时期，要着眼提质增效，增强经济内生增长动力，调整三次产业内部结构，推进产业功能化、功能集聚化，发挥高端产业功能区的集聚带动作用，加快形成创新引领、技术密集、价值高端的经济结构，促进首都经济在更高水平上平稳健康发展。三、 国内童装行业发展概况童装是儿童服装的简称，属于服装行业及婴童

11、产业的细分领域，涵盖了0-14岁（有时也会把年龄扩展到0-16岁）年龄段人群全部着装的庞大产业群。根据年龄与身高的不同，童装产品可进一步分为0-3岁“婴幼儿装”和4-14岁的“大龄童装”，按产品类型可以分为连体服、外套、裤子、T恤衫、鞋子等，按功能又可分为休闲装、运动装、校服、居家服等。1、我国童装品牌化起步晚，市场集中度较低我国童装市场发展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大众对童装的需求开始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国内的童装品牌逐渐崛起，海外的童装品牌也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但我国童装市场整体的发展与男女装相比，还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根据Euromonitor的数据，2020年，我国童装

12、市场的前五大品牌市场占有率仅为12.90%，而日本、法国、德国、美国童装市场前五大品牌市场占有率为28.70%、40.30%、42.00%、32.90%，我国童装品牌集中度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说明我国童装市场的发展还处于成长阶段，未来集中度将继续提升。2、我国童装行业仍处于成长期，市场需求增长较快（1）儿童人口基数及新生婴儿数量较大，市场需求旺盛由于童装产品的范围可以覆盖0-14岁，时间跨度较长，因此童装市场需求一方面取决于新生婴儿数量，另一方面主要受儿童人口基数的影响。2015年，我国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

13、策”，促使我国2015年-2017年新生婴儿数量均超过1700万人。2017年以来，我国新生婴儿数量有所下降，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1年末我国0-15岁（含不满16周岁）的人口数量约2.63亿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为18.60%，我国儿童人口基数较大，是当前童装消费的主力群体。2011年至2014年我国新生婴儿数量增长较为平滑，2015年、2016年新生婴儿出现较大数量增长，2017年开始有所回落，从长期来看，鼓励生育的政策仍会在较长一段时期内保证新生婴儿数量维持在较高水平。202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为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

14、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在居民消费支出能力提升、我国三胎全面放开、80后、90后、00后等相继进入婚育年龄阶段等多重因素推动下，我国童装市场零售总额将进一步增加。此外，近年来关于人口危机的问题得到越来越多的讨论，除了继续放开生育，预计国家会继续出台配套措施，刺激适龄人口的生育积极性。比如，2018年新一轮个税改革规定，纳税人的子女接受学前教育和学历教育的相关支出，按每个子女每年1.2万元标准定额扣除，部分起到降低国人抚养子女成本的作用。庞大的新生儿群体以及不断完善的育儿福利政策将进一步促进童装市场需求的增长。（2）物质生活水平提高、消费观念转变促进消费升级随着我国经济平

15、稳增长，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为童装市场的发展提供了物质保障。2010年至2021年，我国人均GDP从30,808元增加到80,962元，复合增长率为9.18%，与此同时，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1年的21,810元增长至2021年的47,412元，复合增长率为8.0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1年的6,997元增长至2021年的18,931元，复合增长率为10.47%。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以及国民收入水平的提升还带来了消费观念和消费习惯的转变，居民对中高端婴童产品和新兴销售渠道、销售方式的接受程度和消费意向更强。根据国家统计局服装类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数据，从2011年开始，我国居民

16、服装消费价格连续8年保持1%-3%的温和增长。在服装商品供给大幅增加的背景下，消费价格依旧连续多年上涨，可见居民服装消费需求开始由量逐渐向质转变，消费者的观念在改变，更加注重性价比高的商品。而童装作为服装行业的细分子行业，具有儿童成长发育较快、更加注重产品品质、舒适性和安全性的特点，儿童鞋服更换频次较高，使其在家庭消费中具有刚性需求特征。最近几年及未来一段时期，童装市场主要面向上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以及本世纪初以后出生的年轻父母，其品牌意识较强，愿意更多地在孩子身上投入，所以童装购买量和价格都将是个持续提升的过程。根据中华商业信息中心的统计，2018年全国重点大型零售企业服装零售额增长0.9

17、%，其中男装增长0.4%，女装增长0.9%，童装增长6.7%，童装相对增速较快。通过长期的收入水平提升，以及目前主流的“4+2+1”（4个老人、2个父母和1个孩子）家庭结构，现代家庭的孩子的消费支出有两代人的财富积累为基础，放大与促进了婴童商品消费需求的实现。目前有孩家庭有不断增加婴童食品、教育、玩具、服装等方面的支出的趋势，婴童消费已经成为家庭消费的最大支出之一，婴童消费集中地体现了家庭支出的消费升级。（3）与欧美国家相比，我国人均童装消费支出较低，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发展阶段来看，我国童装行业具有增速较快、竞争加剧、细分需求开始出现、消费者开始受品牌及品质等多种因素驱动等特点，仍处于成长期。

18、对比人均童装消费支出可见，2017年我国人均童装消费为19.2美元，日本、英国、美国人均消费支出为57.8美元、98.2美元、117.4美元，我国童装人均消费支出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我国与海外人均支出差距较大的原因主要为人均收入水平存在一定的差距，海外童装具有更细分化、专业化的需求，带动产品单价和消费频次的进一步提升。随着我国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童装行业进一步实现品牌化、专业化、多元化，我国人均童装消费支出将持续上升，童装市场规模将进一步扩大。3、购物中心店和电子商务迅速崛起，逐渐成为品牌童装渠道的主要拓展类型相比于百货商场和街边或社区里的品牌专卖店等传统渠道，近年来购物中心和线上电商作为新

19、兴渠道，发展极其迅速。购物中心店即为在购物中心里面的品牌专卖店。购物中心是将多种零售店铺、服务设施集中在一个建筑物内或一个区域内，通常包含数十个甚至数百个服务场所，可以满足人们全部日常购物、娱乐、餐饮等需求的一站式超大购物平台。它强调从生活情境、购物体验出发，激发出消费者的消费意识和购物行为。我国的购物中心建设起步较晚，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但是近年来以飞快的速度向前发展。截至2017年，国内大中型购物中心数量已超过4,500家。购物中心也是各类消费型企业直营销售的重要渠道之一。在线上渠道方面，随着互联网技术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与普及，物流产业的高速发展，线上渠道成为企业开拓市场的重要

20、销售渠道。线上渠道具有减少中间环节、及时传递、反馈消费信息、无经营时间限制、无经营区域界限限制、可采取精准化的营销策略等突出优点。企业可以借此及时采集信息，优化销售管理、仓储物流管理、生产设计等。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1年网上零售额130,884亿元，比上年增长14.10%。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108,042亿元，增长12%，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24.50%；在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中，吃、穿和用类商品分别增长17.80%、8.30%和12.50%。4、线下渠道逐渐由一线城市扩展至二三四线城市和县乡地区过去十年，一线城市是品牌童装的主要消费地区，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持续推进、人均收入水

21、平的不断提高和婴童消费的品牌化，品牌童装企业的线下渠道呈现出逐渐扩展至二三四线城市和县乡地区的趋势，三四线城市和小城镇的年轻消费者成为消费增长新引擎。近10年来，我国城市化进程保持较快发展，城镇人口数量持续增长。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截至2021年末我国城镇常住人口91,425万人，城镇化率为64.72%。伴随着城镇化建设的推进，大中小城市的协调发展，将加速百货商场、购物中心等主要服装零售渠道在三四线城市的扩张，进而带动国际和国内童装品牌在三四线城市的快速下沉和发展。随着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深入推进以及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深化，县乡地区和三四线城市收入和消费能力的增强，三四线城市外流人口加速回

22、流，消费群体稳步扩大，消费潜力将进一步释放。随着人们对品牌化童装的需求增加，童装品牌尤其是国内的童装品牌将借助品牌专卖店快速下沉，原本占据这些市场的部分无品牌或小品牌低档童装会渐渐被知名品牌童装所取代。5、童装行业具有一定的季节性和区域性特征我国地域辽阔，气候差异以及生活习惯区域性差异较大，南北方对服装功能性、舒适性、保暖性和时尚性等的要求均略有差异。而且，不同地区存在文化差别，更需要童装企业在服装款式和设计方面注意地域差异性。服装行业随季节气候的变换，呈现出明显的季节性特征。一般而言，因面料材质、厚薄长短等的差异，秋冬款服装的销售单价通常显著高于春夏款，企业及行业秋冬款产品的销售额也普遍高于

23、春夏款。同时市场对秋冬装品类的需求较多，因此，秋冬季的销售总额一般高于春夏季。此外，在“六一”、元旦和春节前夕，以及“618”“双11”“双12”等节日性消费的集中释放通常也会带来较明显的销售旺季。四、 必要性分析1、现有产能已无法满足公司业务发展需求作为行业的领先企业，公司已建立良好的品牌形象和较高的市场知名度，产品销售形势良好，产销率超过 100%。预计未来几年公司的销售规模仍将保持快速增长。随着业务发展，公司现有厂房、设备资源已不能满足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公司通过优化生产流程、强化管理等手段，不断挖掘产能潜力，但仍难以从根本上缓解产能不足问题。通过本次项目的建设，公司将有效克服产能不足对

24、公司发展的制约，为公司把握市场机遇奠定基础。2、公司产品结构升级的需要随着制造业智能化、自动化产业升级，公司产品的性能也需要不断优化升级。公司只有以技术创新和市场开发为驱动，不断研发新产品，提升产品精密化程度，将产品质量水平提升到同类产品的领先水准，提高生产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契合关键零部件国产化的需求，才能在与国外企业的竞争中获得优势，保持公司在领域的国内领先地位。五、 声誉与决策质量对一个组织而言，战略决策将产生重大影响，并对组织提出相应的资源需求。所以，组织的业绩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战略决策制定的质量和决策的实施情况。“决策质量”是指一个决策对达成组织目标的贡献，能否积极实施决策又依赖于决策制

25、定小组对执行决策的承诺。“决策承诺”是指决策小组成员接受并同意战略决策的实施，本篇主要指管理者的决策承诺。决策质量和决策承诺共同反映决策制定的质量。公司治理与战略决策密切相关，根据公司的战略规划，高层管理者都有一套决策规则，并根据此规则进行战略选择。公司治理关注的是不同的组织形式和治理机制如何影响管理者制定决策，因为管理者制定的决策不一定总能产生所有者所期望的结果。委托代理理论认为，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导致管理者和所有者的目标是不一致的，管理者可能为了自己的目标制定决策而损害股东的利益。在中国的国有企业中，所有者的缺位可能导致这种现象更加严重，所以如何提高公司的治理效率从而提高公司的决策质量，

26、仍然是中国企业公司治理研究的重点。目前，国内关于公司治理的研究基本聚焦于以董事会为核心的内部治理机制和企业绩效的直接关系。例如，杜莹等（2002）研究股权结构和公司治理效率的关系，研究结论是股权集中度与企业绩效呈倒U曲线关系；浦自立等（2004）分析了董事会领导结构和公司绩效的关系，得出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合一和公司绩效负相关。上述这些研究，一方面对完善公司的治理结构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但同时也说明了中国企业以董事会为核心的公司治理结构经常处于“失灵”状态。如何弥补以董事会为核心的内部治理机制的不足，实际上已经吸引了国内外学者越来越多的关注。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战略管理的相关问题在这种背景下逐渐成为

27、战略管理研究的主流，以关系契约理论为基础，关注社会交往的相关因素，如声誉、信任等对企业战略决策的影响逐渐成为许多学者研究的焦点。代理理论认为，股东和管理者之间的目标分歧使得管理者可能制定有损于股东价值的决策，这些决策最终将影响公司的资源配置、现金流分布和公司价值。在股权分散的大公司中，管理者和股东在风险承担上存在不一致性，管理者可能比所有者承担更多的风险，因为此时的所有者可以通过分散化投资降低自己的风险，而管理者的人力资本都专用性地投资在一个公司，转移成本很高。如果没有一个积极有效的监督系统，管理者很容易将公司的资源配置在低风险、低收益的项目上，以降低自己的风险暴露水平。公司治理的目的就是决定

28、和控制一个组织的战略方向和业绩表现与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董事会对管理者的激励和惩罚机制主要是将管理者的报酬和企业的业绩联系在一起，但美国大公司的丑闻、许多公司低迷的业绩和高层管理者的高报酬之间的强烈对比，引起了人们对高层管理者激励机制的思考（希特等，2005）。在中国，企业双重代理问题普遍存在，在董事会监督和激励机制经常失灵的情况下，引入更多的外部社会因素加强对管理者行为的约束是必然的选择。经济学从理性人的角度出发，研究了声誉的价值，认为经营者追求良好的声誉是为了长期利益的最大化，是长期动态重复博奔的结果。因为市场信息不完全，声誉的形成需要一个长期过程并且以信任为前提，而信任需要通过多次的

29、交往才能发生，声誉也就是由在这种长期交往过程中表现出的彼此诚信所决定的。没有长期化行为，也就没有经营者的职业声誉。而企业声誉是顾客对企业是有能力企业的事先预期，有能力企业通过选择高的努力程度来将自己区别于低能企业。本书认为，这种对企业声誉的分析逻辑也完全适用于属于个人声誉的管理者声誉。管理者的声誉是外界（特别是股东）对管理者是有能力的事先预期，有能力的管理者通过选择高水平的努力将自己区别于低能的管理者。所以，管理者在关注自己在人才市场的声誉的同时，实际上也在通过努力提高所在企业的战略决策质量来提高财务业绩。承诺在心理学中被定义为“一种个人对与其有联系的组织的态度或定位”，交易理论认为，承诺是与

30、某种行为相联系的一种语言形式。休谟对承诺作过这样的经典论述：“为了区别那两种计较利害的和不计较利害的交往，人们就给前者发明了某种语言形式，借以束缚自己去实践任何某种行为。”这种语言形式就构成了我们所谓的承诺，在作出承诺时，除了“说出”或者“书面写出”这种行为之外，所承诺的行为都是将来时的行为（周祯祥，1994）。企业管理者对战略决策的承诺，意味着管理者同意已经制定的战略决策，并将为战略决策的实施尽最大努力。企业的高层管理者对企业战略决策的承诺非常重要，因为高层管理者是企业的主要决策者和决策实施者，决策者所制定的决策的质量和决策实施的效果会影响企业最终的业绩表现。在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世界里，管

31、理者的决策权是股东授予的，为了降低管理者的机会主义行为，股东通过董事会对管理者的行为实施监督和约束，目的不仅是要提高决策的质量，也要提高已经制定的决策的实施效果。在董事会监督机制失灵或不利的情况下，寻求外部社会因素，如声誉机制对管理者承诺的补充约束，是一种非常必要的选择。Holmstrom（1982）考察了经营者对声誉的关注是如何影响经营者行为的，研究结果表明，声誉具有一定的激励作用，能够使经营者努力工作。法马的研究表明，在竞争的经理市场上，经营者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完全责任，即使没有显性激励的合同，经营者也会努力工作，因为这样做可以改善自己在经理市场上的声誉。Holmstrom的代理人市场声誉

32、机制说明，市场上的声誉可以作为显性激励契约的替代物，因为代理人现期的努力通过对产出的影响，改进了市场对代理人经营管理能力的判断。六、 投资人认知差异不同类型投资者的进入增加了企业潜在利益冲突和认知差异，同时也带来了更高的代理成本和认知成本。新创企业投资者和创业者的关系不同于成熟企业，现有的公司治理体系忽视了新创企业的创业者与不同类型投资者关系中认知差异及治理的问题。关于创业者与投资者关系的治理问题的相关研究基本都是以代理理论为基础，研究问题主要集中在通过规则和制度减少代理成本进而提升企业的业绩，如以董事会权力为核心的投资者保护问题，基于所有者结构的契约及激励问题。但Graebner&Eisen

33、hardt（2004）的实证研究表明，外部投资者在新创企业公司治理中扮演的角色更多是提供支持性战略的合作者，而不是委托代理关系中的“监控者”投资人及创业者在企业战略制定及业绩实现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取决于双方各自的认知背景（如经验、教育、理念、决策制定方法等）及相互影响（如学习、认知过程等）。认知问题在新创企业中至关重要，基于认知视角的创业者与投资者间关系的公司治理研究对以代理理论为基础的主流公司治理研究提出巨，大的挑战。虽然传统的公司治理机制在创业者及投资者关系的治理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在新创企业的早期成长阶段，认知问题的治理可能更为重要。目前，分析投资者与创业者关系的主导理论框架是代理理论

34、。Jensen&Meckling（1976）提出，在一个创业企业中，由于个人，资金的约束，创业者为了持续创造价值，会选择对外销售股票，此时的创业者有动机为了自身的利益而损害新的所有者的利益。而外部投资者在投资过程中可能面临四种风险，包括投资前创业者的逆向选择、投资后创业者的道德风险、投资后被创业者“敲竹杠”、风险投资者与创业者再投资后的冲突等，从而在企业内部产生代理成本。公司治理充当制约的角色，当外部投资者意识到代理风险增加时，他们倾向于强化这些代理机制，恰当的监督及激励机制可以减少代理成本。在最初的代理模型中，外部股东对构建投资机会本身没有发挥任何作用，投资机会是给定的，外部股东的作用局限于

35、提供金融资本和帮助承担剩余风险，同时通过保证信息流的透明化来控制他们的投资用在不偏离其投资目的的领域。在这样的模型中，外部股东的治理行为局限在监督和合同的执行。代理理论关注于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利益冲突导致，的成本控制，投资者通过实施适当的监督减少信息的不对称，激励将创业者与外部股东的利益连接起来，进而提升企业价值。但是，Jensen（1993）提出，创业者与投资者关系中代理理论分析框架的一个重要缺陷在于它对创造价值的机会来源及识别的模糊假设。代理理论认为，战略机遇的来源和识别是外生的，要想实现价值最大化，外部投资者必须激励创业者尽可能多地获取关于好项目的信息。但是，战略管理方面的研究很早就认识

36、到制定一个有竞争力的战略不仅需要信息，决策者的认知和难以模仿的能力同样重要。已有研究显示，企业家独特的受教育背景和工作经历可能导致其发现不同于常人理念的商业机会，并影响其决策制定过程；Hambrick&Mason（1984）的高阶理论也将公司战略和业绩看作决策者认知基础的反映，任何关于价值创造的信息的解释依赖于决策者接收到相关信息时的思维模式和知识结构，创业者的特定思维模式和知识结构对企业的战略制定及最终的业绩有很大的影响。但企业家也许缺乏必要的管理能力来开拓已经察觉的商业机会，并维持高水平的增长。战略形成过程的认知特征说明，市场机会不是独立存在于特定环境下的，也不是单单依赖于控制利益冲突的能

37、力，而是与发现者密切相关，是在个人和组织的互动与学习过程中被创造出来的。外部投资者的进入对新创企业战略机会的识别、获取和开发的过程有重要影响。即使外部环境信息对决策团队成员来说是对称分布的，如果创业者与外部投资者对价值创造机遇的认知不一致，投资者的监督和激励等措施并不一定能够增加企业价值并支持其增长。创业者和投资者之间不是简单的投资关系，而是一种要通过相互学习来实现价值创造的社会关系。正如Conner&Prahalad（1996）所说的那样：“真实的人事实上可能会在未来进行的业务活动中存在分歧，分歧通常来源于在意见不一致情况下不能完全传递给别人的个人知识。”他们在判断哪个是最优战略方面存在冲突

38、，因而对创业者和投资者之间关系的理解应该基于认知的不对称，而不是单纯的信息不对称。这种认知的不对称可能导致创业者和特定外部股东之间相互误解，进而引起冲突。对新创企业而言，外部投资者的引进不仅导致所有权结构的重大变化，而且不同类型的投资者与创业者间的认知差异成为影响企业持续成长的重要因素。强调认知差异和代理冲突，具有根本上的不同是很重要的。事实上，代理冲突总是会降低价值，只要监督和激励的边际成本低于剩余损失的边际减少，剩余损失的最小化就会实现价值的最大化。而认知差异却不是这样，其可能会起到价值提升的作用，因为它开辟了新的战略选择视角，并且使得持续的学习和创新过程得以维持。认知差异不是根植于相互间

39、不一致的利益，无法通过传统的代理理论所提出的单纯的利益联合方法加以解决。真正的解决方案取决于利益相关者的初始技能和知识，以及他们学习的意愿和能力。代理理论聚焦于代理矛盾的解决而不是认知冲突的影响，外部投资者主要通过积极的监督和合约条款的设计等治理机制减少代理风险，增强对企业的控制，限制负面风险和激励创业者创造价值。外部投资者的认知特征不同于创业者，这不仅带来了认知成本，也可能为企业带来新的视角和宝贵经验，进而产生认知价值，具体作用取决于他们认知特征与创业者的匹配程度。如果一个特定的投资者与创业者间的认知差异很大，严重误解会导致双方关系遭受巨大破坏，而客观信息的缺乏不再是关系破坏的主要原因。具有

40、创业背景的天使投资者与创业者在认知过程和知识方面存在很多相似之处，但是这种相似性也是不完全的，虽然有很多共同点，他们仍然有不同的思维方式和知识基础。真正的解决方案取决于创业者和外部投资者间的团队进程、关系互动及行为整合的意愿和能力。陈闯等（2010）对风险投资者与创业者之间信任影响因素的不对称性进行的跨案例研究表明，创业者与投资者之间力量的不对等、风险的不对等及不同角色定位等关系特征对双方合作过程会产生重要影响。在投资者与创业者的关系中，信任不仅能够降低交易费用，而且可以通过促进互补资源融合，提高团队士气来为企业创造价值。对天使投资者投资过程的研究发现，他们更多依赖自己的判断和可信来源的信息，

41、而不是广泛的尽职调查。天使投资者通常在投资以后与创业者建立信任和积极的关系互动，他们认为可以通过事后参与实现积极的结果。天使投资者通过积极深度参与和与创业者的密切互动，能以相对较低的认知成本分享他们的创业经验，提供指导并填补现有决策团队能力上的不足。天使投资者与创业者间的互动通过学习可以产生高的认知价值，创业者能从天使投资者以往的创业经验中获得更多的益处。然而，如果新创企业与天使投资者距离很远，与创业者保持密切的互动可能产生非常高的成本。相对而言，因为风险投资者与创业者间知识基础、经验、认知过程不同，在新创企业成长的早期阶段，风险投资者与创业者间认知的差距可能大于天使投资者与创业者间的差距。在

42、决定投资前的阶段认知差异可能很明显，风险投资者与创业者间的认知成本很高。但风险投资者也能看到合伙投资的主要优势：一是天使投资者在投资后的积极参与；二是其能够填补创业团队可能存在的能力不足。当风险投资者和天使投资者共同投资一家新创企业时，基于两者异质性的认知资源，他们发挥着相互补充的作用。天使投资者可以在资金募集阶段充当有用的角色，在付出较低的认知成本的条件下，帮助创业者向潜在的风险投资者解释企业项目的内在价值。而风险投资者的认知特征和对业绩的增强作用在企业成长过程中的后期阶段体现出来，可以促进企业在推动职能专业化方面的努力。七、 群体极化与高管团队决策群体极化是一个心理学概念，自从20世纪60

43、年代群体极化的概念被提出，群体极化理论被广泛运用于法律、传播学等诸多领域，把群体极化理论引入公司治理中，解释董事会或高管团队决策问题的时间则没有那么长。理论研究方面，Westphal&Bednar（2005）提出在团队决策时，持有与大多数成员不同意见者通常保留而不是表露自己的意见Lorsch&Maclver（1989）提出这种不同意见因为会对多数成员的意见带来不确定性而被压制。在董事会讨论中，如果大部分成员反对，持不同立场的成员若还坚持自己的立场，可能会得到负面的评价，且因此变得不自信。而心理学的研究发现社会规范鼓励董事以自信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这会导致董事会决策时持不同意见的少数董事会选择

44、沉默，从而导致强化群体极化现象。除此之外，董事长权力越大，对决策的影响越大，在一定程度上团队决策可能演变成董事长个人的决策。兼任CEO的董事长权力会得到强化，对董事会的决策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这种“一言堂”的情况也会导致强化群体极化。董事会决策之外，董事之间交流很少的事实，会导致董事没有机会通过非正式的信息交换纠正认知的偏差，也会造成董事会决策的群体极化现象。实证方面，目前涉及群体极化和董事会团队或高管团队决策的文章并不是很多。由于研究群体极化现象需要研究人员比较群体决策相较于群体讨论前个人决策的倾向，知道群体决策前个人的决策倾向或立场必不可少。换句话说，当小组成员没有明确的预先立场或倾向时，群

45、体极化现象预计就不会发生。基于实验室实验的研究通常会先评估参与者在群体讨论前的个人倾向，或者使用各种刺激材料诱导参与者的倾向。依靠档案数据的研究就需要用非直接的指标来捕获群体决策前个人的决策倾向或立场。Zhu（2014）探讨了董事会在作CEO薪酬决策时出现的群体极化现象。研究发现，在作CEO薪酬决策时，当独立董事群体之前在其他不同的董事会经历了比市场较高或者较低的CEO薪酬时，他们会倾向于在现公司作类似决策时支持相对而言更高或者更低的薪酬。群体极化理论对此的解释是，在董事会讨论前独立董事平均来说倾向于支持相对高或者低的CEO薪酬时，集体讨论后他们会支持给出更高或者更低的薪酬。此外，独立董事们在

46、人口统计学上的同质性和少数董事之前决策情境的相似性（公司规模和行业）会弱化群体极化效应，而独立董事权力和内部董事的相关性会强化群体极化效应。相对于内部董事，人数不多的独立董事之前参与决策的情境如果和现在的决策情境相似，他们会更敢于表达自己的观点，从而削弱群体极化效应。而如果独立董事之间的人口统计学上的同质性更高的话，他们会认为自己的观点更容易得到独立董事群体的支持，从而更愿意提出与内部董事不同的观点或者以沉默来反对大多数人的观点，削弱群体极化效应。但是，如果独立董事的权力和内部董事紧密相连，也就是说内部董事对独立董事有较大影响力时，独立董事在作CEO薪酬决策时表达不同观点的可能性就非常小，会加

47、剧群体极化现象。研究利用了19952006年财富500名单上的326家公司和2467条公司CEO的年薪决策数据，证实了董事会决策过程中群体极化现象的存在。站在股东的立场上，过高的CEO薪酬会提高公司经营的成本，而过低的CEO薪酬可能会导致CEO的自我补偿和离职行为，这些都会对公司产生负面影响。这篇研究也给了我们一个启示：正确发挥独立董事的作用能够减轻董事会决策中出现的群体极化现象。Zhu（2013）还验证了董事会在收购溢价决策中的群体极化现象，如果在董事会讨论前董事平均来说倾向于支持相对高或者低的收购溢价，集体讨论后他们会支持给出更高或者更低的收购溢价。研究同样验证了董事人口统计学上的同质性的

48、负向调节作用，以及董事会影响的正向调节作用。国内的相关研究文献方面，李维安等学者（2014）以20042012年实施IPO的762家公司为样本，基于中庸思维和团队极化的逻辑，检验了董事过去IPO定价的经历对本次定价行为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受到团队极化影响，董事会整体拥有平均IPO定价溢价较高或较低的经历，会促使本次IPO定价溢价会更高或者更低。虽然团队极化可能在决策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然而在中国情境下决策可能受到传统的中庸思维的影响。初始存在冒险倾向时，团队决策会减少冒险的倾向；而初始存在保守倾向时，团队决策会减少保守的倾向，即中庸思维会削弱团队成员的平均初始立场。在中国情境下，中庸思维的影

49、响大于群体极化的影响。值得关注的是，当董事长与CEO两职合一时，经过拥有较高平均IPO溢价经历的董事讨论后，本次IPO溢价降低的幅度会缩小。这表明董事会团队决策时，因两职合一权力得到强化的董事长更容易发挥自己的影响而使团队决策演变成个人决策，削弱中庸思维的影响。高管团队或董事会决策过程中可能出现群体极化现象问题已经被上述研究证实。群体极化将导致企业采取更加保守或冒险的策略，可能使企业失去有利时机或过度承担风险。研究也证实了中庸思想、两职合一等因素会影响群体极化的发生。利用中国特有的文化或国有企业特有的股权结构等因素，建立群体极化发生的调节机制，可以提高群体决策的合理性。民营企业创始人或国有企业

50、内拥有高行政级别的管理者的“一言堂”情况很容易诱发群体极化。深化股权制度改革，建立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对控制群体极化，提高决策合理性依然至关重要。八、 群体极化的解释机制不同的学者已经从多个理论视角解释了群体极化现象的产生逻辑。社会比较理论利用社会动机和社会情感过程来解释群体决策结果的转移。社会比较理论认为，在团队讨论中，个体成员会通过与他人比较来对自己的观点和能力作出评价。该理论强调个体期望获得有利的自我感知与自我呈现，会为了维持社会期许的形象而调整自己的反应，群体讨论后加强了个体原本的倾向。群体成员在作决策时，首先是将个人观点暴露在持有不同偏好的团队中，然后会将自己的观点与群体其他成员的观点

51、相互比较，在了解群体中大多数成员所接受的观点后，个体可能会使自己的意见顺从群体的偏好。而且当个体发现其他人和自己保持相同观点时，为了得到其他人的认可和喜欢，会将自己的观点表达得更为强烈，群体极化就会发生。Pruitt等（1971）认为，当个体发现他人比自己预期得更偏好自己所持有的倾向时，他的态度会发生偏移，可能因为他发现群体比自己想象得更偏好自己的初始倾向，也可能是因为当个体发现群体中的其他人比自己更为极端以后，为了获得更高的群体认同，会更强烈地表达自己的观点。社会理论认为，群体讨论时所产生的新论点起不到实质作用。些学者基于说服理论，从信息影响的角度解释群体极化现象，即个人根据从群体开始讨论时

52、获得的赞成与反对的论据，来作出自己的决策。该理论考虑信息对群体决策产生的影响。群体讨论时，一开始的论据非常有限，而且容易被引导至某个特别的方向。如果群体成员已经倾向于某个方向，他们就会在这个方向上提供更多的论据，只有极小部分的论据会转移到另一个方向。因此，与最初观点一致的论据就会呈现出更强的说服力，进而使群体成员更加确信原来的观点。最后，开始时的讨论倾向经过群体讨论后可能得到进一步放大的结果。根据以上的理论解释，如果分别考虑社会比较与说服性论据的影响，则均能观测到群体极化现象。但是现实中，社会比较与说服性的论据并不是各自独立地运作的，而是通过一定的机制相互影响着。论据的表达和社会动机的影响在整

53、个交流过程中往往是同步存在的。论据清晰地表达出个人的观点，另一方面社会动机也会影响论据的传播。Myers（1976）通过对先前群体极化研究的总结提出了一个群体极化产生原因的概念整合框架：论据是引发沟通的起点，在假定人都是受社会情境影响且都是理性的前提下，社会动机直接促使人们以言语表达出符合社会期许且符合自己内心观点的论据。通过提供那些快要达到自己接受程度上限的论据，个体依据他人观点测试了自己的观点，并且开始按照群体偏好的方向表达自己。观点的表达会通过降低不和谐程度或自我归因过程对个人的态度产生直接的影响。同时，观点的表达还构成了观点陈述者的认知复述以及其他群体成员作出反应的信息来源。由此产生的

54、认知学习和复述过程能够显著地导致后续态度的转变。自我分类理论认为，成员在群体中会先定义自己的身份，再基于身份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修正。该理论认为成员在群体中共享一个群体准则，是能够最好地定义某一群体与其他群体有所区别的内容，是群体的原型。个体会将自己与原型比较，差别越小，他与群体外个体的差异就越大，个体对所在群体的归属感就越强。归属感可以促进群体内部成员之间的互相交流，这有利于彼此认同身份。群体成员向群体一致认同的准则趋近强度越大，群体极化越有可能发生。九、 董事团队断裂带董事会作为高层决策团队，对公司的生产和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如何构建董事会，即如何选择董事会成员，除股权因素外，团队异质性的所有相

55、关维度都将影响董事会的决策效率和决策质量。已有的研究发现，在团队异质性的基础上，团队多样性结构特征也会影响团队绩效。作为团队多样性研究的深入成果，群体断裂带模型补充了异质性研究对各属性差异独立考量的不足，更清晰地解释了团队多重属性的动态集合过程。群体断裂带是由于个体间多个属性的相似相吸而导致的一条将团队划分为数个子群体的虚拟线。这些属性包括人口统计学属性：年龄、性别、国籍等；非人口统计学属性：个人价值观、性格、个人履历等。断裂带观点认为，影响组织行为的并不是组织内部特定属性的差异，而是成员的某些特征的匹配程度。由于社会认同、社会归类以及相似相吸的行为选择过程，成员间存在多个特征相似时更倾向于产

56、生使组织内部分裂的组合。这种个人特质属性的匹配对组织过程和结果所产生的影响比简单的个人特质差异更直接和普遍。由于有限理性人们开始注重多样性团队的建立，然而在社会认同、自我归类的作用下，多样性反而成为团队分裂的原由。以往对异质性研究的结果也证明，异质性虽能通过增加多样性知识而形成更多新颖的想法，但也会由于增加了冲突而减少团队协作。而群体断裂带正是多样性团队经过社会认同后，由同质群体的结盟和异质群体的分裂而形成的子群体划分线。这种分裂状态是引起关系冲突、任务冲突以及过程冲突的重要原因。断裂带存在两个维度：断裂带强度与断裂带宽度。断裂带强度与划分成员的多重属性的数量及其划分方法的重叠相关，越多特征以

57、同样的方式形成子群体时，团队断裂带强度越高。在极大或极小多样性水平的团队中断裂带的强度较弱，而在中等多样性水平的团队中可能会形成非常强的断裂带。根据Bezrukova&Jehn（2002）的定义，可划分子群体的属性的组间差异之和为断裂带宽度。成员的结盟会引起成员关系的分裂和子群体间的相互对立或敌视。断裂带强度描述了子群体间差异的产生方式，而断裂带宽度则描述了子群体间的差异程度，差距越大，宽度越大。子群体间较大的差距会凸显子群体的特质，从而再次强化不同属性的价值，进而激发子群体间的对立。当引发群体断裂带的人口统计学属性与团队任务相关时，才会出现相对立的子群体。“只有被激活的群体断裂带才会作用于团

58、队过程与产出。”在异质的团队中，由于不同的个体属性的客观存在，潜在的群体断裂带必然存在。当某种外部环境力量引起团队成员对某些存在差异的属性的关注时，群体断裂带开始作用。团队异质性，是指团队成员个人特征的分布情况，即团队成员在性别、年龄、种族、专业知识、价值观和人格等方面的特征是比较接近还是相差很大。异质性考察的是某一属性在团队中的状态及结构然而团队却是由众多属性构成的，异质性忽略了属性与属性之间的影响以及各种属性在团队中的组成结构。而断裂带模型作为异质性理论的扩展，它可以同时衡量团队中多个属性的异质性对团队绩效的影响。群体断裂带在现实中普遍存在，其在组织运行过程中的影响也越发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

59、注。群体断裂带作为异质性研究的新领域，已取得了显著的成果。现有研究普遍认为，群体断裂带通过改变个人行为选择与心理状态，进而影响个人以及团队产出。由于相似相吸的心理行为，个体自然地对相似的人产生好感，而对不相似的人产生排斥心理。所以，群体断裂带会降低个体间的信任，而社交能力较差的团队成员甚至会产生社会堕化行为，个体的偷懒行为会影响群体的整体绩效。Chung的研究证实，在有消极的多样化氛围的团队中，群体断裂带强度会减少团队成员的工作贡献；而在有积极的多样化氛围的团队中，群体断裂带却没有显著的影响。这说明，当团队多样化在被认为是有用的而且被团队成员所追求和认可的情况下，个体间差异并不会造成团队的内部

60、分化，即潜在的群体断裂带并未被激活时，并不会对个人行为产生消极的影响。相反，当团队多样化不被接受时，团队成员会更加关注个体差异，更倾向于产生相似则结盟、不相似则对立的团队分化行为，也即潜在的群体断裂带被激活。确定断裂带是否被激活是研究群体断裂带的首要步骤。董事会群体断裂带会引发团队内部的分裂状态，从而增加董事间的冲突，减少董事间的信息交流与共享行为，降低信息交流质量，弱化团队内部的合作以及行为整合，从而降低董事会战略决策质量。Wit与Kerr关于社会困境的研究发现，当工作结果取决于子群体的行为而非团队整体行为时，人们会更重视子群体划分。同时，这种工作任务将会引发更高的子群体认可（也即产生“我们

61、”VS“他们”的心理行为）。董事会内部有天生的子群体划分，如内部董事和外部董事，不同的职能背景的董事子群体，不同持股状态的董事子群体。较弱的子群体划分，会使团队成员之间产生更多的相互影响。他们通过交流自己的信仰等，在团队内部建立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的情感氛围，这种安全感会让成员更多地交流敏感信息、识别队友的错误、提出解决方案并建立信任关系，从而提高组织效率、提升满意度。与之相反，在有强断裂带的团队中，信息交流与分享将局限于子群体内部，进而导致组织的安全感降低以及组织学习、绩效和满意度的下滑。然而，群体断裂带是把“双刃剑”，它在使团队内的分工合作流于形式的同时，也为不同子群体间多样化观点的分享提供

62、机会。关于创业企业成长的研究中，Kor&Misangyi（2008）提出外部董事的经验对创业企业的成长绩效尤为重要，特别是外部董事通过行业管理者经历、董事任期、董事兼任情况以及创业经历所积累起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正是创业企业成长所需的重要资源。企业对外部董事此类经历的期望，恰好成了个体进行社会认同的考虑因素。在创业企业中，外部董事基于经验的群体断裂带是处于激活状态的。外部董事的经验知识提高了创业知识库的知识存量，为更有效且全面的决策提供支撑。管理者经历能够使个体拥有更深刻且准确识别行业机会、威胁、竞争、技术以及规律的认识，以用于形成广泛的战略决策与合理的控制机制，从而使发展战略的实施更有效。外

63、部董事作为管理者的专业履历是他们人力资本的重要指标，并能够发展成为董事特定的技能以及关于董事会、公司和行业运行规律的隐性或程序性的知识。然而，由于外部董事过去的工作经历不同，他们所拥有的管理经验也不尽相同，这也恰好使得在需要依据其经验知识履行谏言与监督职能的外部董事群体中，形成了由管理经验多少而产生的多样化状态，进而形成了潜在群体断裂带。由于创业企业的新进者缺陷，这种差异被大家所关注，激发群体断裂带对外部董事的工作过程及结果发挥影响。外部董事成员间基于经验属性的结盟会导致成员关系的独立以及对立子群体的产生，从而引发子群体间无效率的交互作用。由于个人所属子群体内的支持和对其他群体的歧视，较强的群

64、体断裂带将导致工作群体的两极化。外部董事基于经验的群体断裂带，一方面由于造成子群体划分而增加团队内部的关系冲突与过程冲突；另一方面，由于工作相关信息的交流受阻而导致任务冲突的增加。这些冲突将导致团队内部的不合作、冲突的增加以及心理安全的下降，引起外部董事的信息整合低下，董事会整体的工作效率低下，从而不利于创业企业的成长。与此相反，较弱的群体断裂带将带来较高的个人工作努力程度。当团队中子群体划分不明确时，团队成员间不会形成明显的认知差异，个人社会分类行为减少、团队冲突水平较低，团队内部合作与较低水平的冲突有助于团队信息的交流。在断裂带宽度很大的团队中，潜在子群体间的较明显的差异通过强化个体差异而加强社会归类行为，从而激发两极分化和对子群体的偏见。这一过程强化了群体断裂带强度导致子群体划分的作用，加强了子群体间的对立与矛盾。另外，断裂带宽度会对信息交流与分享产生影响。在信息沟通中，由于经验知识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