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中国之时代变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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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天下”、“中国”之时代变奏 兼论罗梦册的中国论黄 娟（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北京，100872）Different meanings of the “all under heaven” and “China” in Chinese different ageAlso on Luo Mengces Huang Juan(The Institute of Qing Histor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内容提要：“天下”和“中国”的内涵随着历史时空的转变而变化。先秦以来中国士人延续了“家国天下”的认知模式；而在宋代和

2、明清之际，这两个概念的含义逐渐与道德和正统挂钩；伴随着西学东渐，中国的知识分子们逐步以西方民族主义的标准来衡量和定位“天下”和“中国”。其中如何调和中西观念的差异，成为近代以来知识人面临的主要困扰。抗战时期，罗梦册在中国论中将“中国”定义为一个超“族国”而反“帝国”的“天下国”。在这里，“天下”和“中国”的概念被揉合得恰到好处，既没有遵循近代西方“民族主义”的划分标准，也是对中国传统“天下观”复归式的演绎。关键词：天下；中国；民族；国家类型Abstract: The connotations of “all under heaven” and “China” also take on new

3、and different meanings when the historical situation changes. From the pre-Qin period, Chinese intellectuals perceived the cognition of “FamilyCountryAll under heaven”, but,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Song Dynasty and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these two concepts gradually came to be associated wit

4、h morality and legitimacy because of the onslaught of Yuan and Qing dynasty. With the advent of the trend of the “ Western Learning Comes to the East Gradually” , Chinese intellectuals began to measure and locate “all under heaven” and “China” by the Western nationalisms standard. Since modern times

5、, how to reconcil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ideas have been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s main problems.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Luo Mengce gave a clearly definition of Chinaan “all under heaven” country which surpass nation state and is against the empire in his T

6、he China. And the concepts of “all under heaven” and “China” are blended properly under Luos classification, not following the modern western nationalism to delimit state types, but returning to the traditional “all under heaven” view.Key words: all under heaven; China; nation; types of country“家国天下

7、”和“华夷之辨”是我们传统国家在处理民族和对外关系上的观念基础，在国家之民族关系及对外关系保持稳定的前提下（“中国”对“外”保持一种不易打破的优势状态），这种理念在践行中被宣扬。而往往这种平衡倾斜于“外”时，我们的知识分子们往往会重新考量对“中国”和其外部世界的定位问题。这使得历史上对此观念的内涵之不同理解具有很强的时代色彩，甚至给人予跳跃之感。关于“中国”内外的研究从未被忽视，在新旧知识的碰撞、交汇中，“中国”逐渐和“认同”、“帝国”、“民族”、“疆域”等概念跃现于同一纸面上，“中国”不再是最初的“中国”，“天下”的内涵也发生位移了。一、作为传统士人共识的“天下”与“中国”在近代中国人认识、

8、理解并最终接受西方“民族主义”这一概念之前，我们有一个对“天下”和“中国”的基本认识“天下观”即中国居于天下之中 ，四夷环绕中国，中国驭化四夷的秩序观念。在这个认知体系内，“天下”和“中国”首先是具有空间级差意义区别的概念，如“中国者，天下之中也” ，中国在此处于空间范围内的中心；推衍至在政治、文化上的差别，如“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杨伯峻：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67页。，“中国”在一定意义上是“天下”的基础和内核。而这作为一个共识存在于传统士人的意识中，是他们在进行相关论述时不言而喻的前提。作为概念的“天下”和“中国”自然也一直开放性地演变着，正如赵汀阳

9、所言：“天下概念在中国古代周朝时期主要是一个政治概念，春秋战国时百家仍然主要沿用其政治含义，但儒家又强化了它的道德意义。秦汉以后，政治制度发生根本变化，天下观念与政治实践脱节而失去了实质的制度性意义，基本上退化为政治和道德的象征和想象。直到明末黄宗羲等人才对天下概念进行反思，主要是对天下的政治古意的怀想”。 赵汀阳：天下体系的一个简要表述，学术争鸣，2008年第10期。所以说“天下”是中国古代关于政治、社会结构“家国天下”构想中的最高层次；“是一个关于世界而不是国家的概念。” 梁漱溟：梁漱溟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332页。对于“中国”，王尔敏的研究则显得更加具

10、体了。他通过对先秦以来文献记录中的“中国”进行分析，王尔敏认为“中国”在先秦时期主要意指“诸夏之列邦，并包括其所活动之全部领域” 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371页。“至秦统一之后，形成政治大一统局面，中国行政制度改变，遂使中国称谓之实义又有新确立，不但三十六郡沿为正确之中国领域，而东南至于海，北至于塞，西接流沙，则俱为秦汉时代人所共喻之中国领域。” 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374页。笔者赞同这两位学者关于“天下”和“中国”概念的理解。事实上，这种共识在一般的历史时间内是极易被溶解或遗忘的，只有在“中国”面临外族

11、入侵的时候，这种区分性的认识才会被重新提及和演绎。在两宋时期自然是很强调对这两个概念的界定和区分，石介在其中国论中说道：“夫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天地为之乎内外，所以限也。苟天常乱于上，地理易于下，人道悖于中，国不为中国矣。” （宋）石介：徂徕石先生文集卷十，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16页。在石介这里，“中国”更偏重于道德。而到了明末清初的顾炎武那里，这个道德意义的被赋予者（或称载体）却由“中国”转向了“天下”“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

12、，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清）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正始，长沙，岳麓书社，1994年，第471页。正如钱穆的评述：“亭林对于政治之主张其最堪注意者，为对于风俗之重视。”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61162页。在顾炎武看来“亡天下”是传统道德的委靡，是人心风俗的颓丧，是在这种道德和风俗之上的一种信仰的消亡；与之相对应的“亡国”却只是“异姓改号”，是一个家族、一个朝代在时间上的终结和被替代。顾炎武对“天下”的概念作了变奏式的阐发，作为空间级差和地理扩展意义上的“天下”被一种在文明和信仰层面上起到延续性作用

13、的“天下”所掩盖，也就是说，政治和空间级差意义上的“天下”在这个改朝换代的时刻让位于文化价值上的“天下”。所以在江山易代异族入主的时代，顾炎武固守夷夏大防，始终没有与清廷合作，而是以遗民的身份游历、著述一生，并说：“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清）顾炎武：亭林文集卷二初刻自序，顾亭林诗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7页。可以说明朝灭亡在顾炎武看来，远非“异姓改号”那么简单，更是“天下”的沦丧，而清朝正统性的奠基是学术晦暗、人心偏正的结果，那么作为匹夫的顾炎武自然要担当起“拨乱世以兴太平”的大任。二、西方民族主义冲击下的“天下”与“中国”随着清朝渐渐扶正了自己的政治立命，顾炎

14、武的这种文化托命被消解，或言之，清朝渐渐由“夷狄”自化为“中国”，“夷夏之防”也渐渐失去了其论述的对象。直至鸦片战争，西方的坚船利炮打碎了天朝“协和万邦”的尊严；而自明末以来，天主教传教士将西方的科技和知识带入并影响中国的士人，尤其是西方地图的传入，彻底的改变了中国人对世界在地理意义上的认知。在外族武力和知识体系的冲击下，此时“夷夏之防”的对象在士人心中被重新定位，即所谓“中国者，天下之中也”、“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杨伯峻：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67页。的“天下”和“中国”的内涵发生了滑移，从顾炎武时代的由满族建立起来的富有满族特性的清朝与被赋予传统文化

15、载体地位的明朝之间对立演变到了继承和捍卫传统文化的清朝（即中国）与西方列强主宰下的世界的对立。而在这个演变过程中，当时知识分子们一边高唱“大清国，尧以来所谓中国也” 龚自珍：西域置行省议，龚自珍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5年，第105页。；“可以谓之殉清，亦可以谓之殉中国” 梁焕鼐、梁焕鼎：桂林梁先生遗书，敬告世人书，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影印本。另一边却在哀叹“今世各国所以得称为国家者，举其特征以求诸我，其可见者，殆什无二三”。故“以严格的国家学衡之，虽谓我国自始未成国焉可耳” 梁启超：中国立国大方针，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39、41页。 。以梁

16、启超为例，他以当世各国的特征来衡量中国，认为中国还不可以称其为一个国家，但是又称“地者积人而成，国者积权而立，故全权之国强，缺权之国殃，无权之国亡” 梁启超：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99100页。，“故今日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之国而已” 梁启超：论民族竞争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35页。中国既然能成为一个被救于将亡未亡的对象，这就意味着中国正是以一个国家的身份存在着的，只是她并不是民族主义之国，也正是这条“民族主义之国”的道路才能救她。在这个自相矛盾的论述背后所潜藏的就是中国人对于政治、社会结构认

17、识标准的改变：“天下”作为世界（地球），其范围被框定；而“国”却在“天下”之内渐渐变成了一个偏重政治实体意义的概念。当“国”偏重政治实体意义之后，对其的划分也就有了新的标准，即当时世界被称为国家的西方各国的特征或严格的西方国家学，也就是近代西方的“民族主义”。在此标准下，中国士人试图在从原来的天朝上国到鸦片战争以后一败再败直至沦为弱国和“东亚病夫”的坠落中寻找一个和世界上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列强（民族国家）平等和被尊重的位置。故而，郑观应曾说：“夫各国之权利，无论为君主，为民主，为君民共主，皆其所自有，他人不得夺。良以性法中绝无可以夺人与甘为人夺之理也，固有均势之法，有互相保护之法。国无大小非法

18、不立。” 郑观应：郑观应集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75页。在这个以民族主义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范畴内，不管政体何如，各个国家的主权应当得到尊重，而这不得不说是当时国人在国际社会或“天下”中的一种要求平等的诉求和呼声，而且这种诉求和呼声在中国士人尚未看见国家主权独立并得到平等尊重之前是不会消匿的。三、“天下”和“中国”的复归与重组不可否认，民族主义在理论基础上比较而言是更加坚实的，现代科学兴起以来尤其是优生学和人类学的发展为种族和民族的划分提供了无可辩驳的依据，所以民族主义作为一种强势的话语，直到今天在讨论有关“天下”、“国”和“世界”这些相关话题的时候依然是大行其道的。然而难能可

19、贵的是，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罗梦册就撇开这个原则重新审视中国和“天下”（世界）。 罗梦册：（19061991年），河南南召人，我国著名的法学家、教育家，曾留学英国，其主要代表作有现时代的意义、福利宣言以及孔子未王而王论，于1949年在香港创办了主流月刊杂志。作为宪法学家和政治学家的罗梦册在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史领域中并不是一个非常突出的学者，有关他的传记类著述更是很少，但是，我们还可以从艾廷和的罗梦册生平及主要著作一文中得知，早年的罗梦册是立志于中国文学的。但在日本侵华的国难当头之际，罗梦册和当时很多学人一样，转变了自己的治学方向，转向于法学、历史和政治，并远赴英伦学习。身在异乡的罗梦册于“七七

20、事变”拉开中国八年抗战的序幕之后，自觉地“将有关中国的一切问题向无尽无极的涯底穷索。” 罗梦册：中国论，商务印书馆，1943年，自序。同时在对中西历史的比较中，顿悟了“中国之国”的本质，并在1943年写出了轰动一时的中国论。也正是在这本书中，作者提出了有关国家新的划分标准，并据此将国家分成了三种类型即“族国”、“帝国”、“天下国”。所以这本书之意义，不仅限于当时，现下的我们仍有必要去咀嚼回味它，从中反观当时的国人尤其是学者和政客们如何认识作为一个国家的中国，学习和践行他们这种调和理解中西文化的自觉和尝试。正如作者在自序中所言：“开始撰写本书的时候，正是日本在东方侵占了全部的南洋当时，全世界的景

21、色殊觉暗淡，而我们的亦更见困难然而最有意趣的是，待本书行将脱稿之时，世界形势已另以截然不同的新容色呈现在吾人的眼前英美两国曾采取了重大的步骤，正是宣告放弃各该国在中国之治外法权以其他有关权益。” 罗梦册：中国论，商务印书馆，1943年，自序。在这段历史变迁中，在国内产生了对于中国各种外强中干、无所谓或断章取义的简言之是“妄自菲薄”或“妄自尊大”的认知；西方也渐渐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流行着类似于今天 “中国威胁论”的言说。在这“抗战建国”的关键时刻，作者左右逢源地提出了“天下国”理论，用罗梦册自己的话来说是“适值其时” 罗梦册：中国论，商务印书馆，1943年，自序。的，也是“别有用意”的。可以想见

22、的是，这种自创的、符合于当时时局和“当局”立场的有关国家的新学说，同时也是近百年来西方各科学说传入、冲击与影响下，中国学者们自觉反思的结晶。罗梦册“以掌握国家主权者或统治者的民族之究属统治着另一个或另一些民族，或单纯地管理着自己本民族、或领袖着其他的一些民族共同治理着一个民族大家庭或公有天下之不同，作为分类国家的基本原则。” 罗梦册：中国论，商务印书馆，1943年，第23页。简而言之，“民族”或“族”之间的关系状态是作者进行分类的标准。在此之上的“族国”、“帝国”、“天下国”之间的区别也就十分明显了：“一个民族掌握着国家的主权，或可能通过国家机构，而统治着其他之另一个或一些民族的国家，就是一般

23、人所熟知的帝国。一个民族掌握着国家的主权，或可说通过国家机构而单纯地管理着自己本民族的国家，就是一般人所熟知的民族国家。一个民族领袖着其他的一些民族，共同掌握着国家的主权，或可说通过国家机构而治理着一个民族大家庭，或一个公有天下的国家，就是向为世人所忽略，到了今日才被我们发现的天下国。” 罗梦册：中国论，商务印书馆，1943年，第2324页。而作为“天下国”的中国是“以天下作对象，四海为范围，既无地域等差的隶属，又无种族高下的区分，更无征服者与被征服者阶级的对立之浑然一体的国家” 罗梦册：中国论，商务印书馆，1943年。第33页。粗看之下，这个划分原则或标准及其划分的类型之间是相互矛盾、相互消

24、解的，但是在严格地审视这个过程之后便可发现这种划分原则或标准产生的背景是很复杂的：其一是近代科技进步和西方民族主义理论对中国思想的影响与这种影响在中国平等独立之诉求下的横行，使得传统旧有的天下观完全让位；其二即在中国论发行的1943年，正是抗日战争发生明确转机的时刻，国内抗战局势正如黎明渐显其形，加之中国的抗战为当时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巨大贡献，在赢得世界反法西斯同盟诸国肯定的同时，也逐渐参与到各种世界大国之间的会议中，甚至在当时还有中国是“四大国”、“四大列强”之一的说法；其三文化本土意识下的自信支持。首先，在作者看来以往对于国家分类有失偏颇的原因“不在于国家的性质之不适于分类，而在他们

25、之尚未发现国家之基本的构成要素，或基本特征，和可能从此等构成要素、基本特征来区别或类分国家之科学原则就是：古今中外所有之国家构成的要素，不是一个个的个人，而是一族族的民族（或部族）。” 罗梦册：中国论，商务印书馆，1943年，第2223页。换言之，作者之所以重新划分国家是因为在作者看来之前所有关于国家的理论都是有欠缺的，并自认为发现了他人未曾发现的国家的基本特征和构成要素，这个口号的提出在民族主义肆虐的当时确实是难能可贵的，也是一个学人应有的学术自觉、自信之所在。其次，在中国论的理论体系中，中国被赋予了很崇高或理想的特征，“无为而治”、“与民休息”、“性灵”、“缓步清歌”作者眼中的中国文化是唯

26、美的、高贵的。所以命名这个唯美高贵的国家以“天下国”也是作者权衡良久的：“我们藉用天下二字以名国，好像有点夸大了，其实则不然。天下一辞（自然是中国历史上所指之传统的天下），不但是久为中国人所习用，所喜用，而且中国人也确是最能理解这个名词所涵之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特有意义。” 罗梦册：中国论，商务印书馆，1943年，第16页。在这里的无不表现出了作者罗梦册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和自信。在这样的前提下，作者眼中 “中国，或中国之国，是一个国家又是一个天下，是一个天下国” 罗梦册：中国论，商务印书馆，1943年，第20页。，就是说中国具有传统意义上“国家”和“天下”的双重特色，也就是说我们之前所说的空间的、

27、政治的、道德的 “天下”在这里成了“中国”的定语，而“中国”也不仅仅只是“天下”空间的中心、政治的威严、道德的标准或文化的内核。中国是一个民族或种族之关系协调有序的，具有高尚、唯美文化格调的，农夫的务实人格的国家。基于上述，作者将中国古而有之的“天下”和“中国”两个不同的概念揉合成“天下国”并最终以此命名中国，究其实质首先是罗梦册作为一个中国人在面对近代西方新的民族主义国家观的冲击和影响下，不甘于中国传统天下观之陆沉；继而在中国遭受百年屈辱后即将独立和复兴的格局中，提出新的国家分类原则以及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全新的定义与定位。可以说这不仅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意象的继承，也是对近代外来西方文化概念的汲取，更是审时度势深思反省之结果。我们无可辩驳的是，纵观此书，作为一个演讲稿，作者之言论述说不免略显繁冗；并且，作者在文中对于中国及其文化的描述几乎处处饱含着充足甚至过分的自信，以至于还有“中国特殊论”之嫌。但是作为一篇政治学家及宪法学家的应时文作，当今的我们似乎不应该有过多苛求，“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只有在作者构建的理论框架之内设身观察并理解之，我们才能使自己看到的更多。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