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公司治理结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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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西方公司治理理论综述中图分类号 F271 文献标记码 A 文章编号 1001-7348()05-114-021 公司治理构造内涵公司治理构造概念最早出目前经济学文献中的时间是80年代中期，迄今为止，国内外文献中有关什么是公司治理，并没有统一的解释，从不同角度给出的定义归纳起来，可以提成如下几类：(1)制度安排学说斯坦福大学专家钱颖一在她的中国的公司治理构造改革和融资改革一文中也说：“在经济学家看来，公司治理构造是一套制度安排，用于支配若干在公司中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团队投资者、经理人员、职工之间的关系，并从这种联盟中实现经济利益。公司治理构造涉及：如何配备和行使控制权；如何评价和监督董事会、经理

2、人员和员工；如何设计和实行鼓励机制。一般而言，良好的公司治理构造运用这些制度安排和互补性质，并选择一种构造来减少代理人成本。近期的研究大多集中于投资者（外部人）如何监督约束经理（内部人）。中国经济学者胡汝银在她的中国需要公司管治革命一文中觉得，公司管治（即公司治理构造）是董事和高档经理人员为了股东、职工、顾客、供应商及提供间接融资的金融机构的利益而管理和控制公司的一种制度和措施。(2)组织构造学说中国出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她的现代公司与公司改革一文中指出：“所谓公司治理构造，是指由所有者、革委会和高档执行人员即高档经理人员3者构成的一种组织构造。在这种组织构造中，上述3者形成一定的制衡关系。通过

3、这一构造，所有者将自己的资产交由公司董事会托管；公司董事会是公司的最高决策机构，拥有对高档经理人员的聘任、奖惩以及解雇权；高档经理人员受雇于董事会，构成董事会领导下的执行机构（这事实上是原则的狭义的公司治理构造定义）。中国大部分经济学者都持此种观点，例如陈清泰在她的建立现代公司制度是国有公司改革的方向一文中觉得现代公司治理构造就是形成这样的机制：所有者通过法定形式进入公司行使职能，通过公司内的权力机构、决策机构、监督机构和执行机构，保障所有者对公司的最后控制权，形成所有者、经营者和劳动者之间的鼓励和制衡机制，建立科学的领导体制、决策程序和责任制度，使3者的权利得到保障、行为受到约束。且此种观点

4、与十五届四中全会党的文献完全一致：中共中央有关国有公司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阐明：公司法人治理构造是公司制的核心。要明确股东会、董事会、监督会和经理层的职责，形成各司其职、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所有者对公司拥有最后控制权。董事会要维护出资人权益，对股东会负责，董事会对公司的发展目的和重大经营活动作出决策，聘任经营者，并对经营者的业绩进行考核和评价。发挥监事会对公司财务和董事、经营者行为的监督作用。(3)控制决策学说奥利弗哈特在英国经济学杂志上刊登文章觉得：“治理构造被看作一种决策机制，而这些决策在初始合约中没有明确地设定。更确切地说，治理构造分派公司非人力资本的剩余控制

5、权，即资产使用权如果在初始合约中没有具体设定的话，治理构造将决定其将如何使用。”中国经济学家张维迎在她的公司理论与中国公司改革一文中觉得：有效的公司治理构造在于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应当尽量地相应，既拥有剩余索取权和承当风险的人应当拥有控制权；或者反之，拥有控制权风险的人承当风险。公司治理构造有多种定义，多种内涵，前文从不同角度给出了治理构造的不同表述。吸取西方公司治理理论的成果，结合国内实践，概括起来说，公司治理构造是建立在出资者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权分离的基本上，公司内外部的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及经理层及其他利益有关者之间的权利制衡机制、鼓励约束机制及市场机制的一种制度安排。具体来说，公司治

6、理构造既是一种经济关系、契约关系，又是一种权利的制衡机制。2 西方两种治理模式分析：股东治理模式与利益有关者（或人力资本治理模式）治理模式公司治理模式是用以解决不同利益集团即股东、债权人、管理人、员工和社区之间的利益格局关系，实现一定经济目的的制度安排。有关公司治理模式争论，在西方经久不衰，其核心就是“老式的”、“股东治理模式”和“新兴的”、“利益有关者治理模式”或者目的利益优先的问题。按照股东治理模式，作为股东代理人总经理（或董事会），必须以股东价值最大化作为公司经营的唯一目的和行为准则；而利益有关者理论觉得，现代公司不仅归股东所有，其她利益有关者事实上也为公司进行了投资（如员工进行了人力资

7、本投资）。在考虑了有关者的利益后来，公司就形成了一种不可分割的整体。公司的经营目的就应当是公司整体价值最大化的多重经济目的和社会目的，而不应当只是简朴化地以凤东利益至上的单一目的。经营目的之争，其实质就是股东还是利益有关者是公司的所有者，即在公司的治理构造中谁拥有公司的最后决策权，谁承当公司经营不善的损失与风险。这也就是公司理论上所讨论的谁拥有公司，谁是公司经营的剩余控制和剩余索取的问题。现代公司理论觉得，公司是由一系列的不完备的契约构成的(anincomplete contract)。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将来风险与收益的不拟定性，要使所有公司成员都得到固定的合同收入是不也许的。这就是剩余索取权

8、(residual claim)的由来。同样，由于进入公司契约的不完备，将来世界的不拟定性，当实际状态浮现时，必须有人决定如何弥补契约中存在的“漏洞”，这就是剩余控制权(residual Control)。谁拥有剩余索取权、剩余控制权，谁就是公司的所有者，公司的目的就应当为其制定。投入资本的股东，自身就具有这种特性，货币资本具有普遍性、稳定性和任意可分割性，因而具有承当风险的能力。而相比之下利益有关者（以人力资本所有者为代表），有某些学者从知识经济理论出发，觉得根据人力资本正在成为财富发明核心动力的推理以及现实中人力资本作用和待遇不断提高的种种现象来证明人力资本重要性和人力资本所有者拥有公司所

9、有权的理由。用人力资本与其所有者的不可分离性向资本雇佣劳动提出质疑。作者觉得进入公司的多种要素：人力资本所有者与非人力资本所有者在理论上具有平等权利获取和行使剩余控制权，但现实是人力资本所有者的先天特性：人的健康、体力、经验、生产知识、技能和其她精神存量的所有权只能不可分地属于其载体，这个载体必须是人，并且必须是活生生的个人。即人力资本与其所有者不可分离性导致人力资本所有者不具有承当公司经营最后风险义务的能力。经济学基本原理早已证明：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没有无义务的权利，权利与义务的对称性表白人力资本所有者无法拥有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理由如下：一方面，人力资本不具有抵押功能。人力资本与非人

10、力资本一种很大的不同在于人力资本与其所有者的不可分离性。人力资本所有者将其人力资本投入到一种特定的行业或公司之后，其所作的承诺可信赖性远比不上非人力资本所有者（股东）所作的承诺。由于非人力资本具有天生的抵押功能，而人力资本所有者在公司经营失败时，人力资本所有者除有自身人力资本外别无她长，受现实法律制约，无法对人力资本所有者活生生的个人，进行拍卖、转换、变现或抵押，也就丧失了承当公司经营风险的能力。另一方面，人力资本专用性决定了其价值难以判断。为特定交易或合约服务而投入的资产具有专用性。人力资本的专用性特性是指工作中有人才具有某种专门技术、工作技巧或拥有某些特定的信息。人力资本专用性使得人力资本

11、不能象非人力资本那样可以在静态下用货币加以度量，其价值随时、空的变化，对不同人或公司来说不是唯一的，甚至大相径庭。由于其价值最难以度量及受人才市场不完善的制约，很难显示真实的人力资本价格。因此，价值量的不稳定也阻碍了人力资本所有者承当公司风险的能力。以上论述表白，非人力资本所有者股东，是公司的所有者，而人力资本所有者，只能作为雇员。我们觉得，公司是非人力资本所有者股东的公司，股东拥有剩余收益权和剩余控制权，承当经营的不拟定性风险。而人力资本所有者一般状况下不承当经营的边际风险，收入也比较固定。因此，公司的经营目的就应当为非人力资本所有者股东制定，就应当维护股东的利益。诚然，股东利益至上会带来非

12、人力资本所有者员工的失业，供应商的中断等利益有关者的利益损失。但这些完全可以依托法规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来解决，而不应当在公司这个层次来探讨。3 实践指引意义研究西方公司治理构造和模式，是为了更好地摸索国内国企公司化改造的过程。从复杂的治理理论与多变的治理模式中，我们可以看出，求得一剂药方，置之四海而皆准是不也许的。一方面，公司治理构造是竞争的市场机制实现外部（或间接）的控制与“三会四权”（或其她治理形式）权力制衡与约束实现内部（或直接）的有机整体。从既有文献上看，国内大部分学者的研究侧重于内部组织机构如何设立，权力如何配备，鼓励与约束如何安排，而把竞争的外部市场，（如产品市场、经理人员市场、

13、平均利润率形成等）当作是配套改革，在作者看来，公司治理构造是内外部治理机制的有机组合，缺一不可，不能把外部治理机制的完善当作是配套措施而放置公司治理构造整体改革之外。第二，在学习、借鉴西方公司治理构造之时，不能盲目照搬照抄，前苏联与东欧在转轨时完全套用西方的作法，浮现的问题是明显的，损失是惨重的。一种制度的变迁，并不是一蹴而就的，特别是非正式制度的变迁，其潜在的改革成本是巨大的。因此，中国在设计公司治理模式的时候，一定得考虑到中国的国情，那种完全西化的“拿来主义”或“拼装组合”的思想是要不得的。第三，中国公司治理构造需要多种多样的模式，不能搞一刀切。这不仅由于中国是一种大国，各地区、各行业有很

14、大差别，并且由于在中国的环境下进行公司改革没有先例可循，必须进行大范畴的实验（中国的改革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虽然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也能看得到，不同国家之间和一国内的公司组织都非常不同，例如英美重要是股东治理模式，德日重要是利益有关者治理模式，且一国在不同步期，治理构造上也有变化。中国公司改革最危险的政策也许是推动一种特定的范式（由法律规定的、或领导人肯定的），并且是强制的。最后，国内国企公司化改革，作者主张采用股东治理模式为好。一则股东治理模式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最高准则，以提高公司运营效率为手段，不应当在公司这一种层次上过多地考虑有关者（集团）的利益。另一方面，制度经济学派觉得股东治理模式产权清晰，易于决断，交易成本较低，代理收益远不小于代理成本（相对于利益有关者治理模式而言）。最后这自身也符合国内的分派制度改革原则：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即公司这一层次讲效率，国民收入二次分派讲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