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春秋》中的数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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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吴越春秋中的数术思想 摘 要 吴越春秋中所记数术极多，如占梦、占卜、占妖祥、相术、孤虚术等。数术在吴越春秋中的大量出现，既有其文化渊源；同时也与汉代思想及东汉儒生的方士化有关。 关键词 吴越春秋；数术；占梦；占卜；占妖祥；相术 一、吴越春秋所记数术类别 元代徐天祜在吴越春秋序中指出：“其言上稽天时，下测物变，明微推远，若蓍蔡。”即是就其数术思想而言。吴越春秋中涉及的数术，主要有占梦、占卜、占妖祥、相术、孤虚术等。 1、占梦 吴越春秋夫差内传记载了夫差占梦的故事： 吴王果兴九郡之兵，将与齐战。道出胥门，因过姑胥之台，忽昼假寐于姑胥之台而得梦，乃寤而起，其心怅焉。乃命太宰，告曰：“寡人昼卧有梦，觉

2、而恬然怅焉。请占之，得无所忧哉？梦入章明宫，见两鬲蒸而不炊，两黑犬嗥以南嗥以北，两殖吾宫墙，流水汤汤越吾宫堂，后房鼓震箧箧有锻工，前园横生梧桐。子为寡人占之。” 太宰为讨好吴王，言此为大吉之梦。吴王又召公孙圣占，公孙圣占曰： 入门见鬲蒸而不炊者，大王不得火食也。两黑犬嗥以南嗥以北者：黑者，阴也；北者，匿也。两殖宫墙者，越军入吴国，伐宗庙，掘社稷也。流水汤汤越宫堂者，宫空虚也。后房鼓震箧箧者，坐太息也。前园横生梧桐者，梧桐空心，不为器用，但为盲俑，与死人俱葬也。 大凶之兆，后来吴国被越所灭，凶梦果然应验。 占梦之术，周时已有，汉书艺文志数术略曰：“众占非一，而梦为大。故周有其官。”1周代掌占梦之

3、官有大卜和占梦中士。周礼春官宗伯记载：“大卜掌三梦之法：一曰致梦，二曰梦，三曰咸陟。”占梦的目的是为了“观国家之吉凶，以诏救政。”占梦中士则“占六梦之吉凶，一曰正梦，二曰噩梦，三曰思梦，四曰寤梦，五曰喜梦，六曰惧梦。”占梦故事在史书中的记载很多，而且很灵验，神秘色彩很浓。如晏子春秋内篇谏上载： 景公举兵将伐宋，师过泰山，公梦见二丈夫立而怒，其怒甚盛。公恐，觉，辟门召占梦者，至。公曰：“今夕吾梦二丈夫立而怒，不知其所言，其怒甚盛，吾犹识其状，识其声。”占梦者曰：“师过泰山而不用事，故泰山之神怒也。请趣召祝史祠乎泰山则可。”公曰：“诺。”2 晋代出土的战国时小说汲冢琐语，被称为“诸国卜梦妖怪相书。

4、”3所载占梦故事更多。 由于古人迷信，占梦之风到汉代依旧盛行不衰。如东汉王符潜夫论有梦列篇，把梦分为“直、象、精、想、人、感、时、反、病、性”十类，以论吉凶祸福。赵晔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出了如此生动灵验的占梦故事。 2、占卜 吴越春秋关于占卜的内容有十多处，几乎是逢大事必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其“皆非三代卜筮之法。”黄宗羲言：“方技家多托于上古，无所征言，唯六壬见之于吴越春秋，子胥、少伯皆精其术，然与今世所传亦复不同。”4清代俞正燮癸巳类稿也认为吴越春秋中的占卜方式为古六壬式的，“又六壬式法，杂见吴越春秋、越绝书，俱东汉人作，其语必有所受。”俞氏还指出了书中的三处六壬式占卜：其一为“吴越春秋作

5、胜先、河魁、登明。文种又言：范蠡之行，后入太一，前翳神光。”其二为“吴越春秋夫差内传辛亥占，七月胜先加时。”其三为“勾践入臣外传，甲戌占，三月河魁加时。” 六壬，十驾斋养新录：“六壬之占，载于正史者，晋书戴洋传：咸康五年，传贼当来攻城。洋曰：十月夜半时得贼问，干为君，支为臣，丁为征西府，亥为邾城，功曹为贼神，加子时，十月水王木相，王相气和，贼必来。寅数七，子数九，贼高可九千人，下可七千人。从魁为贵人加丁，下克上，有空亡之事，不敢进武昌也。案六壬以月将加所得时，视干支所加神，以决凶咎。”隋书经籍志五行类有六壬式经杂占九卷，梁有六壬式经三卷亡，六壬释兆六卷。六壬之名始见于此。汉代已有六壬之术，只不

6、过当时还没有被冠以六壬之名。“六壬家又有贵人、蛇、朱雀、六合、句陈、青龙、天空、白虎、太常、元武、太阴、天后十二神，分布十二方位。论衡解除篇云：宅中主神有十二焉，青龙白虎列十二位。虽不详列十二之名，当与六壬家不异。”关于“六壬十二神”，癸巳类稿的记载与十驾斋养新录完全不同。癸巳类稿六壬古式考云：“五行大义引玄女经云：六壬所使十二神：神后、大吉、功曹、太冲、天刚、太一、胜先、小吉、传送、从魁、河魁、征明。则今所云十二将。”吴越春秋中占卜也有十二神的概念，如勾践入臣外传之范蠡占“功曹为蛇而临；戊，谋利事在青龙。”夫差内传之子胥占：“大吉为白虎而临；辛，功曹为太常所临；亥，大吉得辛为丑。天地行殃，祸

7、不久矣。”吴越春秋中涉及的“六壬十二神”，明显不是一个系统，既有玄女经中的“大吉”、“功曹”、“太一”、“胜先”等，也有十驾斋养新录所记“青龙”、“朱雀”、“白虎”、“太常”等。因此，吴越春秋所载六壬术，应是一种较为复杂的古式。 3、相术 出于形法家的“相术”在吴越春秋中也多有论及。汉书艺文志数术略形法家：“形法者，大举九州之势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数、器物之形容以求其声气贵贱吉凶。”吕思勉言：“后世以人之贵贱贤愚定于骨法，盖出于此。”非唯相人，相宅、相器物之术亦出于此。这些吴越春秋中均有记载。 吴越春秋所载相人术如：王僚使公子光传：“子胥之吴，乃披发佯狂，跣足涂面，行乞于市。市人观

8、之，罔有识者。翌日，吴市吏善相者见之，曰：吾之相人多矣，未尝见斯人也。非异国之亡臣乎？”此处未明言“善相者”以子胥何特征为断。子胥相专诸：“子胥因相其（专诸）貌：确颡而深目，虎胸而熊背，戾于从难，知其勇士。”子胥因专诸不寻常的体貌而断定其性勇。被离相白喜：“吾观喜之为人，鹰视虎步，专功擅杀之性，不可亲也。”被离依凭白喜的举止特征而推测其性情狠戾贪功。以上所举三例，虽然相人的技法不尽相同，但其结论的准确均得到了证明。汉代相人之风盛行，相人术多载于史书，如史记记有吕公相高祖，田中老父相吕后及孝惠鲁元等事。东汉王充论衡中有骨相篇，王符潜夫论中有相列篇，对相术作了专门的讨论。汉书艺文志中有相人二十四卷

9、。据史记张丞相传载：“韦贤至大鸿胪，有相工相之，当至丞相贤后竟为丞相。”由此可见，汉代有专门的相工，属大鸿胪管辖。 相器物具体事例在赵晔之前书籍中尚不多见。吴越春秋中风湖子相宝剑的故事颇有特色。阖闾内传楚昭王得湛之剑召风湖子问： 风湖子曰：“臣闻越王元常使欧冶子造剑五枚，以示薛烛，烛对曰：鱼肠剑逆理不顺，不可服也，臣以杀君，子以杀父。故阖闾以杀王僚。一名磐郢，亦曰豪曹，不法之物，无益于人，故以送死。一名湛庐，五金之英，太阳之精，寄气托灵，出之有神，服之有威，可以折冲拒敌。然人君有逆理之谋，其剑即出，故去无道以就有道。” 风湖子以剑的形状纹理等推断剑的吉凶，鱼肠剑纹理倒逆，磐郢剑不合法度，都是凶

10、器；湛庐剑材质精良，是吉器。这正合汉书艺文志形法家以“器物之形容以求其声气贵贱吉凶”之言。汉书艺文志中有相宝剑刀二十卷（佚）。上世纪出土的居延汉简相宝剑刀，相“善剑”的标准有四条，其中一条为“视之身中星如黍粟状，利剑也，嘉以善。”阖闾内传提到“季孙拔剑视之，锷中缺者大如黍米，叹曰：美哉，剑也！虽上国之师，何能加之。”与上述居延汉简有同类描述（“缺”字疑是“星”字之误）。 4、占妖祥 “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祥。”夫差内传写吴王夫差不听伍子胥之谏执意伐齐，结果变生妖异： （吴王）坐于殿独见四人相庭相背而倚，王怪而视之。群臣问曰：“王何所见？”王曰：“吾见四人相背而倚，闻人言则四分走

11、矣。”子胥曰：“如王言，将失众矣。”吴王怒曰：“子言不祥。”子胥曰：“非惟不祥，王亦亡矣。”后五日，吴王复坐殿上，望见两人相对，北向人杀南向人。王问群臣：“见乎？”曰：“无所见。”子胥曰：“王何见？”王曰：“前日见四人，今日又见二人相对，北向人杀南向人。”子胥曰：“臣闻四人走，叛也。北向杀南向，臣杀君也。”王不应。 妖异的出现，是“天”对君主的谴告。董仲舒春秋繁露必智且仁云：“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异以谴告之。谴告之不足，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能畏恐，其殃咎乃至。”夫差不顾天遣，一意孤行，终至亡国，正应了董氏之言。赵晔在书中插入这

12、样一个怪异故事，显然是受了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的影响。 二、吴越春秋多记数术之原因 清代钱福重刊吴越春秋序言：“若附会于谶纬梦卜之说，则固当时之所尚，而左氏传春秋亦多述焉，不可尽谓其无据。”钱氏将吴越春秋多记数术的原因归结为两点：一、时代风尚使然，二、受传统文化影响。钱氏所论极是。笔者就其结论引申之，为论述方便，调整一下二者顺序。 1、文化渊源 数术之兴，可追溯至远古。汉书艺文志已有周代数术的记载：“数术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职也。”据周礼春官宗伯记载，总管卜筮、占梦的职官是大卜，大卜又有卜师、龟人、氏、占人、筮人、占梦、视等下属分司各类“观妖祥、辨吉凶”的具体工作。太史亦兼掌卜筮。先秦著作中

13、充斥着大量数迷信故事（占梦故事，前文已述）。卜筮故事也多见于左传、国语等书中，例如： 成季之将生也，桓公使卜楚丘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间于两社，为公室辅。季氏亡，则鲁不昌。”又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复于父，敬如君所。”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 2、汉代数术兴盛及儒生的方士化 数术在先秦思想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汉代更是如此。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大师董仲舒“始推阴阳，为群儒首。”董仲舒师承公羊学，而公羊传特征之一是善言灾异。董仲舒把阴阳五行、灾异说引进儒学，对儒学进行了改造。其春秋繁露中专论阴阳的就有阳尊阴卑、阴阳位等六篇；专门讨论五行的有五行义、五

14、行相胜等九篇；更有求雨、止雨等法。非止董仲舒，汉代“今文家说经，能脱之（阴阳五行）者十无二三。”阴阳五行实际上已成为“汉代人的思想骨干，无论在宗教上，在政治上，在学术没有不用这套方法的”。汉代以阴阳五行为主的数术学也十分兴盛，其名目繁多，形式复杂。后汉书方术列传云： 河洛之文、龟龙之图、箕子之术、师旷之书、纬侯之部、钤决之符，皆以探抽冥赜，参验人区，时有可闻者焉。其流又有风角、遁甲、七政、元气、六日七分、逢占、日者、挺专、须臾、孤虚之术，及望云省气，推处祥妖，时亦有以效于事也。 风尚使然，汉代许多儒士亦精通数术。如杨厚，祖父善图谶学，父杨统，精“河洛书及天文推步之术。”杨厚“少学统业，精力思述”，顺帝时，“陈汉三百五十年之”（后汉书苏竟杨厚列传）。顺帝时太尉李固，“明于风角、星、河图、谶纬。”姜肱，“博通五经，兼明星纬。士之来就学者三千余人。”后汉书周黄姜中屠列传襄楷“善天文阴阳之术。”这些人基本上是儒生、官吏，儒生的方士化在东汉已是一种普遍现象。 据后汉书儒林传，赵晔师从杜抚受韩诗，“究竟其术。”而杜抚则“受业于薛汉。”薛汉就是一位方士化的儒生，“汉少传父业，犹善说灾异谶纬，教授常数百人。”作为薛汉的再传弟子，赵晔熟悉阴阳数术也是很自然的事。 作者简介：曾淑珍，汝南县汝南幼儿师范学校，研究方向：文学研究。第 9 页 共 9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