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双相障碍防治指南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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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双相障碍防治指南（第二版）主编单位：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主 编：于 欣 方贻儒编 者：（未排序，请出版社排序）于 欣 方贻儒 赵靖平 马燕桃 汪作为刘铁榜 王 刚 郝 伟 徐一峰 李 涛张 宁 杨甫德 胡 建 吕路线 杨海晨陈 俊学术秘书：马燕桃 汪作为目录再版说明.于欣 方贻儒1 双相障碍概要 1.1 疾病概念.方贻儒 1.2 流行病学概况.方贻儒 1.3 防治现状.方贻儒 1.4 疾病负担.汪作为 1.5 危险因素与发病机制.汪作为2 双相障碍临床评估 2.1 病史采集.于欣 2.2 体格检查和实验室检查.于欣 2.3 精神检查.于欣 2.4 结构化临床访谈.马燕桃 2.5 急症状况

2、.马燕桃 2.6 量表评定与辅助检查.杨海晨3 双相障碍诊断与鉴别 3.1 诊断原则与思路.刘铁榜 3.2 诊断标准与鉴别.刘铁榜 3.3 病程与预后.刘铁榜 3.4 共病及其相关问题.郝伟4 双相障碍治疗建议 4.1 双相障碍治疗原则.王刚 4.2 躁狂发作急性期治疗.赵靖平4.3 抑郁发作急性期治疗.方贻儒4.4 双相障碍巩固维持治疗.张宁5 特殊类型、人群与治疗监测 5.1 特殊类型双相障碍治疗.王刚 胡建 5.2 特殊人群双相障碍的处理.郝伟 陈俊 5.3 药物治疗安全与监测.李涛6 双相障碍治疗循证医学证据.吕路线6.1 药物治疗6.2 物理治疗6.3 心理治疗7 双相障碍疾病管理

3、7.1 双相障碍的人群防治.杨甫德 7.2 双相障碍的精神科管理.徐一峰 陈俊 7.3 双相障碍防治指南推广.杨甫德8 参考文献 .马燕桃 汪作为9 附录9.1 ICD-10双相障碍诊断标准与分类.杨海晨9.2 DSM-5双相障碍诊断标准与分类.杨海晨9.3 国外代表性双相障碍治疗指南简介与网页链接.陈俊 9.4 双相障碍相关评定量表.杨海晨再版说明2007年，由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和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牵头，沈其杰教授主编的中国双相障碍防治指南（第一版）（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出版）正式发布，并在精神科临床工作中得到广泛使用。七年来，指南对指导我国精神医学界重

4、视双相障碍识别、开展临床诊治与疾病预防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随着时代进步与学科发展，针对双相障碍等重大精神疾病的临床研究日益增多、与诊治相关的循证证据以及临床经验不断积累，有关双相障碍的疾病理念、诊治防治策略也有了新的证据与经验。因此，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决定修订与再版重大精神疾病的防治指南。中国双相障碍协作组接受委托，组织国内有关专家，于2014年3月启动双相障碍防治指南（第二版）的修订。指南的修订与再版过程主要遵循以下原则：第一，传承。第二版指南虽然重点在治疗、主要是提出针对双相障碍的治疗建议，但依旧保留并采纳“防治指南”的名称；总体格局与相关要素与第一版基本一致。目的是为了适应精神病学临

5、床工作的连贯性与尊重学界习惯。其次，发展。指南再版是学科成就与时俱进的必然体现，第二版指南在尽可能全方位检索复习循证证据的基础上，由编写工作组有关专家及团队分工写作而成。第三，精研。每一章节内容均经过多次核实、不断修改、多方评审等“锤炼”过程而最终定稿，指南文稿由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常委会批准发布。本指南撰写由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委员会、中国双相障碍协作组专家委员会指导，编者由多年来一直从事双相障碍临床和研究工作的精神科医师组成：方贻儒教授（第一章、第四章）、于欣教授（第二章）、刘铁榜教授（第三章）、王刚教授（第四章、第五章）、赵靖平教授（第四章）、郝伟教授（第三章、第五章）、张宁教授（第

6、四章）、李涛教授（第五章）、胡建教授（第五章）、吕路线教授（第六章）、杨甫德教授（第七章）、徐一峰教授（第七章），汪作为医生（第一章）、马燕桃医生（第二章）、杨海晨医生（第二章、第九章）、陈俊医生（第五章、第七章、第九章）。撰稿并讨论后由马燕桃、汪作为医生负责整理统稿，于欣、方贻儒教授组织审阅、修订和定稿。撰写过程中，以下医生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是：孙静、胡昌清、卞清涛、潘苗、郭万军、徐佳军、辛凤、朱玥。指南遵循最新的循证证据，相关的研究是通过检索PUBMED、EMBASE、CBMDISC及CMCC等数据库中近年来、尤其是2000年后有关双相障碍诊断、治疗等内容的相关文献，然后由工作组依据最新

7、国外所发表的CANMAT/ISBD双相指南、并根据我国具体情况而采纳“推荐分级”标准。需要强调的是：本指南参考了中国双相障碍防治指南（第一版）和国际上影响较大、尤其是近期更新的双相障碍治疗指南，包括：加拿大心境和焦虑治疗指导组/国际双相障碍学会（CANMET/ISBD），美国精神病学协会（APA），英国国立卫生与临床优化研究所（NICE），世界生物精神病学联合会（WFSBP），英国精神药理协会（BAP）等的文献评价结果，而非重新评价这些文献。本指南主要采用的证据标准和推荐标准如下：证据分级标准分级 内容1级至少2项足够样本量的重复双盲（DB）-随机对照试验（RCT），最好是安慰剂对照试验（RC

8、T），和/或高质量的荟萃分析2级至少1项足够样本量的DB-RCT，包含安慰剂或活性药物对照组，和/或具有广泛置信区间的荟萃分析3级前瞻性非随机对照试验，或病例报告或高质量的回顾性研究4级专家建议/共识推荐分级标准分级推荐强度内容A级优先选择1级证据+临床支持，疗效的安全性评价平衡B级建议选择3级或以上的证据+临床支持，疗效和安全性评价平衡C级酌情选择（证据不充分）4级或以上证据+临床支持，疗效和安全性评价不平衡D级不选择1级或2级证据，但缺乏疗效 希望通过本指南的广泛应用为规范与治疗双相障碍给予正确指导，为优化临床诊治、提高医疗质量提供合理准则。指南的读者主要是在临床第一线工作的精神卫生从业人

9、员，包括精神科专科医师、全科医师、综合医院心理（心身）科医师及其他各科医师，临床社工师以及精神卫生管理人员。于欣 方贻儒1 双相障碍概要 1.1疾病概念双相障碍（bipolar disorder，BD）也称双相情感障碍，一般是指临床上既有躁狂或轻躁狂发作，又有抑郁发作的一类心境障碍。由于在心境障碍的长期自然病程中，始终仅有躁狂或轻躁狂发作者非常少见（约1%），且这些患者的家族史、病前人格、生物学特征、治疗原则及预后等与兼有抑郁发作的双相障碍临床特征相似，国际疾病分类第10版（ICD-10）及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5版（DSM-5）也列入双相障碍。躁狂发作时，表现为情感高涨，兴趣与动力增加

10、，言语行为增多；而抑郁发作时则出现情绪低落、兴趣减少、疲乏，思维行为迟滞等核心症状。病情严重者常共患/共病焦虑症状和物质滥用，在发作高峰期还可出现敏感、多疑甚或幻觉、妄想，或紧张性症状等精神病性症状。双相障碍一般呈发作性病程，躁狂和抑郁常反复循环、交替往复或不规则等多样形式出现，但也可以混合方式存在。躁狂发作持续1周以上，抑郁发作持续2周以上。病程多形演变，发作性、循环往复性、混合迁延性、潮起潮落式的病程不一而足，并对患者的日常生活及社会功能等产生不良影响。多次发作之后会出现发作频率加快、病情越发复杂等现象。1898年，Kraepelin首先提出躁狂与抑郁同属一个精神疾病单元，并命名为躁狂抑郁

11、性精神病（躁郁症）。1957年，Leonhard根据长期随访研究资料，将躁郁症分为单相（unipolar）及双相（bipolar）两个亚组，认为它们可能具有异源性。这一观点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同，并被反复引用。但20世纪80年代以前，北美精神病学界受Bleuler学术观点的影响，将许多伴有精神病性症状的双相障碍误诊为精神分裂症。至1980年，美国精神病学会出版的DSM-III将双相障碍病程中伴有短期精神病性症状的躁狂或抑郁发作与精神分裂症进行了疾病实质性的区分。随着双相谱系障碍（bipolar spectrum disorder）日益获得认可，除传统意义上双相障碍I型和II型外，“阈下双相障碍（s

12、ubthreshold bipolar disorder）”、甚至情绪不稳或烦躁等亦被归入双相谱系障碍。阈下双相障碍的定义或标准因不同研究而异，可以归类于诊断分类中未特定双相障碍（bipolar disorder not otherwise specified，BP-NOS）, 美国儿童与青少年学会推荐阈下双相障碍定义为不满足躁狂/轻躁狂或混合发作的病程标准、或心境发作症状不典型。2007年Merikangas等报道的美国双相障碍谱系患病率调查研究中，阈下双相障碍包括三种情况：（1）既有反复阈下轻躁狂发作（hypomanic episode）史（符合DSM-IV轻躁狂发作的所有其他标准并且至少

13、有2项B症状），又有抑郁发作（major depressive episode）史；（2）有2次或2次以上轻躁狂发作史，但无抑郁发作史，伴或不伴阈下抑郁发作；（3）有反复阈下轻躁狂发作史，但无抑郁发作史，伴或不伴阈下抑郁发作。在最近由世界卫生组织协调的世界心理健康调查计划中（Merikangas等，2011），阈下双相障碍被简单归纳为阈下轻躁狂发作，具体定义为复合性国际诊断访谈表（CIDI）筛查躁狂的问题中至少1项存在，但不符合轻躁狂诊断标准。躁狂发作（manic episode）被疏漏，尤其是轻躁狂未被正确识别是造成双相障碍漏诊或误诊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由于多数双相障碍患者以抑郁首发，从首发

14、抑郁发作中尽早预测双相障碍也是有效避免误诊的重要手段。有学者对此提出“软双相（soft bipolarity）”概念。软双相是指目前为抑郁发作，且过去的确没有躁狂或轻躁狂发作，但具备某些人口社会学与临床特征，譬如女性、发病年龄比较早（一般在25岁以前），有精力旺盛气质、环性情感气质以及边缘性人格障碍，有双相障碍、自杀、边缘性人格障碍等家族史，病程发作较频繁，晨重夜轻等生物节律性更明显，抑郁发作表现混合性、非典型或激越性等，可以说是“抑郁”演变成双相障碍的过渡概念，亦被称为“假单相”。 1.2流行病学概况 1.2.1国外双相障碍患病情况西方发达国家20世纪7080年代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双相障碍

15、终生患病率为3.0%3.4%，90年代则上升到5.5%7.8%（Angst，1999）。Goodwin等（1990）报道双相l型患病率为l%，双相l型与型合并为3%，若加上环性心境障碍则超过4%。美国共病再调查数据显示（Merikangas等，2007），双相障碍谱系终生患病率为4.4%，双相障碍I型、双相障碍II型和阈下双相障碍的终生患病率依次为1.0%、1.1%和2.4%，12个月患病率依次为0.6%、0.8%和1.4%。世界卫生组织协调的世界心理健康调查计划纳入美洲、欧洲和亚洲的11个国家（中国深圳市参加）（Merikangas等，2011），该计划报道双相障碍I型、双相障碍II型和阈下

16、双相障碍的终生患病率依次为0.6%、0.4%和1.4%，12个月患病率依次为0.4%、0.3%和0.8%，其中美国最高（双相谱系障碍终生、12个月患病率分别为4.4%和2.8%），印度最低（双相谱系障碍终生和12个月患病率均为0.1%）。韩国一项对大学生流行病学调查采用心境障碍问卷为评估工具，结果显示双相谱系障碍患病率高达18.6%（Bae等，2013）。最近一项荟萃分析纳入截至2013年1月发表的15项研究，在初级保健机构患者中，以定式精神科访谈为调查工具的双相障碍患病率为0.5%4.3%，而以双相障碍筛查问卷为依据的患病率高达7.6%9.8%（Cerimele等，2014）。 1.2.2中

17、国双相障碍患病情况目前，我国对双相障碍的流行病学问题还缺乏系统的调查。从现有资料看来，我国不同地区双相障碍流行病学调查得到的患病率相差悬殊。如中国内地l2地区1982年协作调查发现，双相障碍患病率仅为0.042%(包括仅有躁狂发作者)，而台湾省(19821987年)在0.7%l.6%之间，香港特区(1993)男性为1.5%、女性为1.6%。2009年香港特区双相谱系调查数据显示，躁狂发作、轻躁狂发作和“软”轻躁狂发作（症状仅持续13天）的终生患病率依次为2.2%、2.2%和10.7%，双相障碍I型、II型和“软”II型12个月患病率依次为1.4%、0.5%和1.8%（Lee等，2009）。同期

18、，中国内地4省市流行病学调查荟萃结果显示双相障碍I型、II型的现患病率（月）仅为0.1%和0.03%（Phillips等，2009）。在世界心理健康调查计划中深圳市双相障碍I型、双相障碍II型和阈下双相障碍的终生患病率依次为0.3%、0.2%和1.0%，12个月患病率依次为0.2%、0.2%和0.8%。同为华人地区，台湾与香港的患病率较接近，但明显高于内地。这种不同地区差别以及上述不同国家差别虽可能与经济和社会状况有关，但更主要的原因可能与诊断分类系统及流行病学调查方法学的不同有关。 1.2.3双相障碍发病危险因素1.2.3.1 年龄双相障碍主要发病于成人早期。一般而言，双相障碍的发病年龄早于

19、抑郁障碍。调查资料显示，双相障碍I型的平均发病年龄为18岁，而双相障碍型稍晚，平均约为22岁。也有学者提出，双相障碍发病的高峰年龄在1519岁。中国双相障碍患者诊断评估服务调查（diagnostic assessment service for people with bipolar disorders in China，DASP）中发病年龄双相障碍I型28岁，双相障碍II型29岁，也明显早于抑郁症（35岁）。综观国内外调查数据，大多数患者初发年龄在2030岁之间，25岁以前发病更多见，少数患者更早或更晚发病。1.2.3.2 性别双相障碍型男女患病机会均等，性别比约为1:1；而快速循环、双相障

20、碍型则以女性多见。男性患者多以躁狂发作的形式发病，而女性患者首次发作大多表现为抑郁发作，或者病程中更多出现抑郁发作和混合发作，更易在更年期和产后发作，这种差异可能与内分泌系统（如性腺和甲状腺）功能紊乱等多种因素有关。因此，经前期紧张综合征、产后抑郁、闭经或多囊卵巢综合征等是双相障碍发病的危险因素之一。1.2.3.3 地域、种族和文化与抑郁障碍不同，不同国家或地区、不同的种族与文化背景之间，双相障碍的发病率、患病率和表现形式等都非常相似。这些资料强烈地提示，双相障碍可能是独立于这些外部环境因素而发病的。近年来，不同国家或地区公布的双相障碍流行病学数据差异原因在于调查方法、疾病定义和诊断工具等不同

21、，譬如传统双相障碍范畴与广义的双相谱系障碍、定式精神科检查与筛查量表等。1.2.3.4 季节部分双相障碍患者的发作形式可具有季节性变化特征，即初冬（1011月）为抑郁发作，而夏季（57月）出现躁狂发作。有资料显示，女性患者具有夏季发作高峰的特点，而男性患者缺乏明显的高发季节。1.2.3.5 社会经济状况与抑郁障碍多见于社会经济地位较低人群不同，双相障碍发病似乎与社会经济状况缺乏明显的关系。但国外有少数调查结果发现，双相障碍较多发生在高社会阶层人群中。1.2.3.6 婚姻及家庭因素与普通人群相比，双相障碍在离婚或独居者中更常见，双相障碍患者离婚率比普通人群高3倍以上。一般认为，良好的婚姻关系有可

22、能延迟双相障碍的发生，减轻发作时的症状，减少疾病的复发。1.2.3.7 人格特征虽然有较多的证据显示人格特质中的神经质对于抑郁的发病有预测作用，但目前仍缺乏证据显示有特定人格特质对于双相障碍的发病有影响，仍需要更多的研究。有学者提出，具有环型人格、情感旺盛性人格特征(明显外向性格、精力充沛、睡眠需要少)者易患双相障碍。临床上，遇有这类人格特征的患者出现抑郁发作时，应警惕是否属于双相障碍，或是否会发展成双相障碍，在使用抗抑郁剂治疗时应特别注意诱发躁狂发作的可能，建议按双相障碍处理为宜。1.2.3.8 代谢综合征双相障碍患者的代谢综合征（metabolic syndrome, MS）患病率是普通人

23、群的1.62.0倍，流行病学调查提示代谢异常导致双相障碍标准化死亡率提高1.92.1倍，代谢综合征也会增加疾病的严重程度和自杀风险。双相障碍患者发生代谢综合征的可能原因是不良的生活方式、药物引起体重增加以及共同的病理机制，后者包括遗传因素、胰岛素抵抗和异常激活的免疫/炎性通路等。1.2.3.9 物质滥用据2007年美国共病再调查报道，双相障碍与物质滥用障碍共病率约42.3%，双相障碍I型、II型及阈下双相与物质滥用障碍的共病率依次是60.3%、40.4%和35.5%。另一项美国酒精与相关疾病的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共病酒精使用障碍的双相障碍患者自杀企图风险明显增加(OR=2.25；95%CI:

24、 1.613.14)，并且更可能共病尼古丁依赖和药物使用障碍。双相障碍系统治疗强化方案(systematic treatment enhancement program for bipolar disorder, STEP-BD)研究证实共病物质使用障碍的双相障碍患者更容易从抑郁发作转相至躁狂、轻躁狂或混合发作。共病物质使用障碍也会导致双相障碍患者的治疗结局产生不良影响，譬如治疗不依从性增加、发作和住院更频繁、低缓解率和生活质量下降等。 1.3防治现状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抗精神病药应用于精神科临床和精神药理学“里程碑”式的发展，特别是1960年代以来以锂盐为代表的心境稳定剂的广泛使用，双

25、相障碍的防治水平有了长足的进展。然而，复杂的临床特点常导致双相障碍（尤其是双相抑郁）的临床识别不足与诊治不确定。由此，学界开展了一系列研究探索该疾病的概念与特征，以期深入理解本质，并在临床工作中遵循循证证据践行有关诊断标准及治疗理念的修正，制定并及时更新相应的治疗指南。尽管如此，目前就全球范围而言，双相障碍的识别率、诊断率和治疗率依然很低；临床上相关治疗选择则是“乱拳迭出”，难言规范，我国双相障碍诊治现状更不敢乐观。现今，双相障碍的诊断主要依据临床现象学辨析，准确的诊断有赖于医师对该病“情感不稳定性(instability)”本质的识别以及对其波动性、发作性病程的理解。来自欧美国家的统计资料显

26、示，1/3以上患者在首次出现肯定的双相障碍临床症状后1年内寻求专业帮助，但遗憾的是患者要经过平均8年或更长时间才能得到确诊，1/3以上患者甚至需要10年以上；69%的双相障碍患者被误诊单相抑郁（最常见）、焦虑障碍、精神分裂症、人格障碍和精神活性物质滥用等疾病，被误诊者在咨询平均4个医生后才被正确诊断；尽管误诊原因可能是患者未报告躁狂症状，但是半数以上患者认为其原因在于医生缺乏双相障碍的知识（Hirschfeld等，2003）。双相障碍患者接受治疗的情况更加不能令人满意。美国的调查显示，双相障碍患者发病后要经过平均10年才能得到首次治疗，50%以上的现症患者长达5年以上未接受过治疗，其中36%甚

27、至超过10年尚未接受治疗（Lish等，l994）。通过分析2005年1月至2007年12月美国某商业保险数据显示，22360名儿童与青少年患者因双相谱系障碍住院1次或门诊2次及以上，但是在诊断后接受30天以上精神药物治疗的患者比例非常低，2005年、2006年和2007该比例依次为0.24%、0.26%和0.26%（Dusetzina等，2012）。上述资料的代表性是否良好尚不得而知，但也反映出西方发达国家对双相障碍的诊疗状况存在不足，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情况可能更为严重。90年代后期，尤其是2003年后我国在精神科专科医院及综合医院开展了旨在提高双相障碍诊断水平相关培训，并于2007年发

28、布双相障碍防治指南（第一版）以推动规范化治疗，临床诊断和治疗水平有了一定的改善，但与国际水准和现实需要还有相当的距离。2010年9月2011年2月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发起双相障碍诊断现状调查（DASP），在全国13家精神卫生机构（6家综合医院精神科和7家精神专科医院）纳入1487例年龄1665岁、符合DSM-IV或ICD-10抑郁症诊断标准、并按照抑郁症治疗原则治疗的住院或门诊患者，采用简明国际神经精神访谈（mini-international neuropsychiatric interview,MINI）为诊断工具重新诊断，结果显示双相障碍及其亚型双相障碍I型、II型被误诊为抑郁症的比例

29、分别为20.8%、7.9%和12.8%。尽管国内外基于循证医学证据的双相障碍治疗指南发布日益增多，但是临床实践与治疗指南不一致仍是普遍现象。国外调查显示，双相障碍治疗指南符合率从30%80%不等，符合率高低与临床表型、病情严重度及指南依从性标准定义有关，总体上临床医生对于双相抑郁治疗方案选择与指南的符合率明显低于躁狂发作，疾病严重程度轻者指南符合率较低（Paterniti & Bisserbe，2013）。2012年11月2013年1月中国双相障碍协作组在全国15家精神专科医院和11家综合医院精神科开展双相躁狂路径调查（bipolar mania pathway survey, BIPAS），

30、3906例双相障碍患者接受调查，其中2828例患者为轻躁狂/躁狂或混合发作，1078例患者为抑郁发作。该调查结果显示轻躁狂/躁狂或混合发作11.1%患者药物治疗与CANMAT指南不吻合，而双相抑郁患者药物治疗与CANMAT指南不吻合率高达50.2%（汪作为、方贻儒等，2014）。1.4疾病负担目前，国际上推行以伤残调整生命年(disability adjusted life years, DALYs)的减少作为疾病负担的指标，它包括生命年的减少及有能力的生命年的减少。2010年，精神与物质使用障碍的疾病负担约1.84亿DALYs，占全球疾病总负担7.4%，较1990年增加37.6%；其中，抑郁

31、障碍位居第一（占40.5%），双相障碍位居第六（占7.0%）。据估计，1991年美国双相障碍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为450亿美元，2008年上升至710亿美元。自1982年以来，中国大陆地区没有开展全国性流行病学调查，无法正确估计精神障碍疾病负担及精神卫生服务的利用情况。据世界卫生组织报道，1990年我国神经精神疾病占疾病总负担的14.2%，加上自杀/自伤则高达19.3%，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预计到2020年神经精神疾病占疾病总负担的比例将升至15.5%，加上自杀/自伤将增加至20.2%，其中双相障碍将由1990年第13位上升至第11位。 1.5发病机制双相障碍发病机制尚不十分清楚。目前倾向认为

32、，遗传与环境因素在其发病过程中均有重要作用，而以遗传因素的影响更为突出。这些因素可能通过影响中枢神经信息传递等过程，导致躁狂和抑郁等心境症状。1.5.1 分子遗传双相障碍具有明显的家族聚集性，其遗传倾向较精神分裂症、抑郁障碍等更为突出，遗传度高达85%，但其遗传方式不符合常染色体显性遗传，属多基因遗传。群体遗传学研究表明，中、重度双相障碍在人群中的患病率为12%，而双相障碍先证者亲属患病的概率高出一般人群1030倍，并且血缘关系越近发病风险越高，以及有早发遗传现象（即发病年龄逐代提早、疾病严重性逐代增加）。家系研究发现，双相障碍型先证者的一级亲属中患双相障碍型者的可能性较健康人群高818倍。约

33、半数双相型障碍患者，其双亲中至少有一方患心境障碍，且常常是抑郁症（重症抑郁）。父母中若一方患有双相障碍型，其子女患双相障碍的几率约为25%；若父母双方均患有双相障碍型，其子女患双相障碍的几率达50%75%。双生子研究发现，单卵双生子双相障碍型的同病率达33%90%，而双卵双生子约5%25%。分子遗传学研究发现很多遗传标记与双相障碍关联，其中4p16、4q35、6q22、8q24、12q24、13q31-33、16p12、18p11-q12、18q22-23、21q22、22q11-13等染色体易感位点与双相障碍存在连锁关系。特异性候选基因研究提示生物胺相关基因可能与双相障碍的病理过程关联，值得

34、深入探讨。如，5-羟色胺转运体（serotonin transporter, 5-HTT）、单胺氧化酶A（monoamine oxidase A, MAOA）、酪氨酸羟化酶（tyrosine hydroxylase, TH）、儿茶酚-O-甲基转移酶（catechol-O-methyl transferase, COMT）、多巴胺D2与D4受体（dopamine D2 & D4 receptor）、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 BDNF）、D-氨基酸氧化酶激活剂(D-aminoacidoxidaseactivator，G72/G30)等

35、。此外，全基因组扫描筛选候选基因，候选基因表观遗传学调控研究成为当前的研究重点与热点。迄今，已经发表上千项有关双相障碍候选基因的关联研究结果、涉及的基因众多，但往往受限于诊断不够准确、样本量不够大以及研究对象随意纳入等情况，结果无法重复，缺乏有效结论。1.5.2 神经影像近年来，双相障碍的神经影像学的研究进展非常快，相关研究结果对探索双相障碍的发病原因及其发病机制提供了重要的生物学证据。双相障碍的神经影像学（neuroimaging）检查技术包括结构性影像学和功能性影像学技术，前者包括计算机体层摄影术（CT）和磁共振成像（MRI），后者包括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SPECT）、正电子发射计算

36、机扫描（PET）和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unctional MRI，fMRI）、磁共振波谱（magnetic resonance spectroscopy, MRS）和弥散张量成像（diffusion tensor imaging, DTI）等。前者主要反映脑部结构的形态学改变，而后者还可以显示脑功能状态的变化，可以通过检测局部脑血流、脑葡萄糖代谢、受体的功能状态、脑组织耗氧情况、脑组织生化代谢和神经纤维传导等来反映大脑的精神活动。1.5.2.1 结构影像双相障碍患者的大脑结构异常主要包括前额叶、边缘系统前部和中部脑区局部灰质的容积减少及白质结构变化，非特异性的脑室扩大，白质高信号增加等异常表现

37、，发病年龄早的患者表现往往更为明显。碳酸锂对双相障碍患者大脑结构改变有显著作用，可以增加内侧颞叶和前扣带回的容积，但药物对局部大脑结构的具体作用机理尚未明确。Bora等（2010）对双相障碍灰质异常研究进行了Meta分析，提示双相障碍患者存在左侧前扣带回皮质、右侧额叶-岛叶皮质的灰质减少，在疾病的早期阶段额叶-岛叶皮质异常不明显，而慢性患者中病程长的患者与基底神经节、前扣带回亚属（subgenual ACC）和杏仁核的灰质增加？存在相关性；而锂盐治疗可以逆转前扣带回灰质体积减少。Ellison-Wright等（2010）Meta分析也表明，双相障碍患者的灰质减少部位为前扣带回和双侧岛叶，而精神

38、分裂症患者则表现为额叶、颞叶、扣带回和岛叶皮层、丘脑的广泛下降，两者存在一定的重叠。De Peri等（2012）meta分析也支持双相障碍与精神分裂症之间脑结构异常存在重叠，总体上二者的首发患者都表现灰质和白质体积减少、侧脑室扩大，并且双相障碍患者白质体积减少更明显，而精神分裂症患者灰质体积减少和侧脑室扩大更明显。1.5.2.2 功能影像PET/SPECT研究虽然结果各不一致，但是总体上显示双相障碍抑郁发作时全脑血流/代谢弥漫性降低，以额叶和前扣带回更为明显；而躁狂发作时全脑血流增加和代谢亢进的倾向。在受体水平，额叶、基底节部位的D2受体结合状态和分裂症类似，在非精神病性双相障碍患者和健康者之

39、间无差异，但在伴有精神病性症状的双相障碍患者存在D2受体结合过度，与精神分裂症患者一致。大多数fMRI研究结果显示，与情绪调节相关的皮质-边缘系统通路（包括前额叶皮质部分、前扣带皮质、杏仁核、丘脑和纹状体等）过度激活可能最终导致了双相障碍的情感症状发作，故有学者据此提出双相障碍前边缘系统过度激活模型（anterior limbic over-activation model）的假说。多数MRS研究显示双相障碍患者前额叶皮质N-乙酰天门冬氨酸（NAA）浓度减低，有研究虽不支持该结论但发现基线NAA浓度可以预测药物疗效；也有研究发现双相障碍患者前额叶皮质的脂质水平和谷氨酸/谷氨酰胺水平增高。DTI

40、研究发现双相障碍患者前额白质纤维束结合性降低，皮质与皮质下神经纤维功能连接异常。综上所述，双相障碍的影像学改变主要涉及到额叶、基底节、扣带回、杏仁核、海马等与认知和情感调节关系较密切的神经环路损害，也涉及这些脑功能区皮质下白质的微观结构改变，从而出现皮层和皮层下连接损害和脑功能连接损害，最终导致双相障碍的情感症状发作。1.5.3 神经递质迄今为止，双相障碍发病机制可能与中枢神经系统的神经递质功能异常有关的理论得到学界重视。由于中枢神经递质系统本身非常复杂，且各神经递质之间的相互作用也非常复杂，神经递质功能障碍与双相障碍发病机制的关系尚待进一步探究。1.5.3.1 5-羟色胺和去甲肾上腺素在神经

41、中枢，5-羟色胺(5-hydroxytryptamine, serotonin, 5-HT)和去甲肾上腺素(norepinephrine, NE)能神经递质功能紊乱与双相障碍关系最为密切。研究发现，无论抑郁还是躁狂，患者脑脊液中5-HT的代谢产物5-羟吲哚乙酸(5-HIAA)浓度都是降低的，而NE代谢产物3-甲氧基-4-羟基苯乙二醇(MHPG)在抑郁时降低，躁狂时增高；随抑郁症状的缓解，MHPG逐渐恢复，而5-HIAA浓度仍持续降低。由此推测，5-HT缺乏可能是双相障碍（躁狂症状和抑郁症状）的神经生化基础，是易患双相障碍的素质标记（trait marker）；但仅有5-HT缺乏并不一定导致疾患

42、，需兼有NE异常才会表现临床症状。NE异常可能是双相障碍的状态标记(state marker)，NE不足出现抑郁症状，亢进则出现躁狂症状。但也存在与上述观点矛盾的研究报道。1.5.3.2 多巴胺双相障碍的发病可能与多巴胺(dopamine, DA)系统功能紊乱有关。DA前体左旋多巴(L-DOPA)可以使双相抑郁转为躁狂；DA激动剂可以导致躁狂发作；另一DA激动剂溴隐亭也有抗抑郁作用，使部分双相患者转躁。新型抗抑郁药如氨苯甲异喹（诺米芬辛，nomifensine）、安非他酮（bupropion）主要是阻断DA的再摄取；选择性突触后DA受体激动剂Piribedil能治疗抑郁症。另有研究发现，抑郁发

43、作时患者尿液中的DA代谢产物高香草酸(HVA)水平降低。1.5.3.3 乙酰胆碱与去甲肾上腺素正常情况下，乙酰胆碱(acetylcholine, Ach)能与去甲肾上腺素(NE)能神经元之间存在平衡。当脑内Ach能神经元过度活动、NE能降低，可能导致抑郁；而NE能神经元过度活动、Ach能降低，则可能导致躁狂。主要证据有：毒扁豆碱(胆碱酯酶抑制剂)以及能提高脑内胆碱能活性的药物使正常对照组诱发抑郁、抑郁患者的抑郁症状加重、躁狂患者的躁狂症状减轻；而毒扁豆碱可使正常对照组血浆可的松水平提高、地塞米松抑制试验(DST)阳性、能提高正常人脑脊液中MHPG水平，故推测某些患者可能存在Ach能与NE能的不

44、平衡。1.5.3.4 谷氨酸、氨基丁酸中枢神经系统中谷氨酸（glutamate, Glu）作为主要的兴奋性氨基酸与氨基丁酸（gamaaminobutyric acid, GABA）功能具有相互制约作用。谷氨酸受体分为离子型和代谢型，依据受体拮抗剂不同又可分为NMDA受体、AMPA受体和KA受体三类。研究发现，儿童与青少年双相障碍未治疗患者的脑内谷氨酸盐水平明显低于已治疗患者和健康者。锂盐及丙戊酸都能促进脑内谷氨酸释放增加，兴奋NMDA受体，导致钙离子内流。抗抑郁药物或NMDA受体拮抗剂可以抑制前额叶皮质谷氨酸释放，从而缓解抑郁症状。谷氨酸、NMDA受体、钙离子通道、钠离子通道实质上构成了神经元

45、之间信号传导的一个功能系统，并与G蛋白及Pl系统有相互间的信号传递。GABA是中枢神经系统主要的抑制性神经递质，临床研究发现能提高脑内GABA浓度的抗癫痫药如丙戊酸、卡马西平具有抗躁狂作用，可以作为心境稳定剂使用，其药理作用可能与对脑内GABA含量的调控有关。有研究发现，双相障碍患者在治疗前其血浆GABA水平低于对照组，在治疗后升高。治疗前血浆GABA水平低的双相障碍患者，在丙戊酸治疗后躁狂症状改善更加显著，但是锂盐治疗的患者则无此相关性。抗抑郁药物及电抽搐治疗（ECT）也可以提高GABA-受体数目。GABA受体拮抗剂具有抗抑郁样特性，可能是由于GABA受体拮抗剂与GABA能、5-羟色胺能与去

46、甲肾上腺素能神经系统相互作用的结果。1.5.3.5 神经肽神经肽Y（neuropeptide Y, NPY）是一种含有36个氨基酸残基的多肽，广泛分布于哺乳动物中枢神经系统和胃肠道，神经肽Y除可收缩血管、升高血压、参与食欲调节外，还与应激反应有关。研究发现实验性抑郁大鼠血浆和部分脑区神经肽Y含量同步下降，经抗抑郁药物治疗后神经肽Y含量显著升高，动物的抑郁行为随之改善。另外，神经肽Y在下丘脑还参与摄食及昼夜节律的调节，在边缘系统参与情绪的整合。神经肽系统在情感性障碍的发病机制中并不是独立发挥作用，而是和5-羟色胺系统、去甲肾上腺素系统以及多巴胺系统相互影响、相互依存，共同参与对情绪的调节，它们之

47、间的具体作用机制目前仍然不清楚，尚需进一步的研究。1.5.4 神经内分泌近年来，大量研究表明双相障碍的发生与神经内分泌功能障碍有着密切的关联，主要涉及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HPA）、下丘脑-垂体-甲状腺轴（HPT）及下丘脑-垂体-生长素轴（HPGH）的改变，但具体机制尚不清楚，可能是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1.5.4.1 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抑郁发作患者HPA活动过度，具体表现在地塞米松抑制试验（dexamethasone suppression test, DST）中出现脱抑制和血浆基础皮质醇水平增高这两个方面，DST阳性率非常高，但是在单相抑郁与双相抑郁患者中均为50左右，二者间差异没有

48、显著性，而且在其他精神障碍的患者中也有较高阳性率。1.5.4.2 下丘脑-垂体-甲状腺轴甲状腺机能减退与临床上部分双相障碍患者抑郁和躁狂的快速转换有关；部分双相障碍患者，尤其是女性及难治性患者存在甲状腺功能低下。据统计，18%-25%抑郁发作患者有不同程度的甲状腺功能减退，9%-20%抑郁发作患者抗甲状腺抗体水平增高。由于疾病长期反复发作可能导致神经内分泌调节功能改变，反又加重疾病本身，从而形成恶性循环。1.5.4.3 下丘脑-垂体-生长素轴抑郁症患者在基线和应激状态下生长激素(growth hormone, GH)分泌处于正常或减退状态，并且GH对可乐定(clonidine)刺激反应明显低于

49、正常对照。还有研究发现抑郁症患者GH对地昔帕明(desipramine)的反应降低，在双相抑郁和精神病性抑郁患者中更为明显。此外，躁狂发作患者存在GABA激动剂巴氯芬(baclofen)激发的GH明显分泌的情况，而这在抑郁症患者中是不存在的。1.5.5 神经生理1.5.5.1 神经细胞信息传递系统有研究发现，双相障碍患者存在G蛋白活性异常增强，表现为躁狂患者Gp蛋白活性增强，而抑郁患者Gs功能亢进。碳酸锂对Gp、Gs两种蛋白均有抑制作用，这可能是碳酸锂对双相障碍躁狂发作和抑郁发作都有治疗作用的机制。而拉莫三嗪可能是通过下调5-HT1A介导的腺苷酸环化酶活性发挥抗抑郁和稳定心境的作用。磷酸肌醇系

50、统是抗抑郁药物和心境稳定剂作用的另外一个靶点，是G蛋白偶联受体的信号转导通路中的一种途径。有研究发现双相障碍患者存在细胞内Ca2+释放活动增加，未经治疗的双相抑郁患者细胞内的Ca2+水平明显高于单相抑郁患者，但治疗后双相障碍患者的Ca2+水平与健康对照无差异，由此推断认为细胞内Ca2+水平升高可能是双相障碍的状态性标志。1.5.5.2 点燃及敏感作用许多双相障碍患者在遭遇精神创伤如考试失败、失恋、失业等之后发病，或者这些生活事件等应激因素导致病情恶化或引起疾病复发。1992年Post提出了情感障碍点燃假说。该假说的理论基础是指，重大的心理社会应激因素在情感障碍发病起始阶段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行

51、为敏感性在疾病的复发、快速循环研究中也较为常见，有学者在点燃假说基础上提出了敏感作用假说这一概念。另有研究发现无论是双相抑郁还是单相抑郁发作，之前住院治疗的次数可以高度预测之后疾病复发的可能性。在点燃效应模型中存在应激敏感作用这一元件，假说认为对应激源的敏感性可以促使双相障碍疾病的初发及快速循环，由此可见与敏感作用理论基础具有同源性。社会时间控制器理论认为，应激可以直接导致易感人群患病，这是“外在扳机”（external triggers）作用；另一方面，一系列的生活事件可以导致社会生物节律的紊乱，如睡眠障碍、饮食紊乱等，长期的社会生物节律紊乱使得易感个体处于一种基本稳定的功能失调的状态，这种

52、状态逐渐成为患者的一种特质，使得患者更容易发作抑郁或者躁狂，这就是“内在扳机”（internal triggers）的作用。1.5.6 神经可塑性与神经营养神经可塑性（neuroplasticity）或脑可塑性是指中枢神经系统（CNS）在形态结构和功能活动上的可塑性，即在一定条件下CNS的结构和功能可以形成一些有别于正常模式或特殊性的能力。如前所述，双相障碍患者前额叶、边缘系统部分脑区结构改变、功能受损，为神经可塑性参与其发病机制提供了重要证据。神经营养失衡假说与神经可塑性密切相关。神经营养因子家族包括神经生长因子(NGF)、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DNF)、神经营养因子3/4/5/6等，与酪氨

53、酸激酶(Trk)受体、神经营养因子受体p75结合后激活神经营养通路，参与信号转导，在神经发育、神经元存活及活性依赖的神经可塑性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动物模型或尸脑研究发现，前额叶皮质、海马等关键脑区BDNF水平下降与抑郁发作、双相障碍均有关，心境稳定剂、抗抑郁药物或电抽搐治疗能选择性上调关键脑区BDNF基因表达水平，从而调控神经元的生长、发育、轴突生长及新神经元连接的形成，逆转或阻断神经元萎缩及细胞凋亡，增强中枢神经元可塑性。方贻儒 汪作为2 双相障碍临床评估临床评估的目的是确认是否存在（轻）躁狂或抑郁症状，以及症状的内容和严重程度；掌握发作及波动情况、持续时间、病程特点；了解症状对患者社会功能所

54、造成的影响；探询有无可能的病因及其他可能引起此种情况的社会、心理或躯体因素，为诊断和制定适合的治疗方案提供依据。 评估中应遵循以下注意事项：避免仅依靠个体报告，要全面采集病史。精神科医生对病人的直接观察多局限于晤谈本身，有必要增加来自于和病人相关的他人报告来丰富评定。病史采集中包括询问既往史，起病诱因，病程特点，治疗经过，家族史，个人史等，应当综合考虑和情感发作相关的躯体和实验室检查结果。 2.1 病史收集对于双相障碍的诊断和治疗，全面的病史收集尤为重要，特别是与躁狂、抑郁发作病程和双相II型临床特点相关的资料。但由于症状影响，双相障碍患者自身提供的信息往往与客观情况有一定差距，例如躁狂患者过

55、于乐观，而抑郁患者往往夸大面临的困难。因此，病史采集尽可能涵盖患者本人及知情人，观察的及叙述的，横断面（现症）的和纵向的（病程）等方面。不一致时，需补充信息并核实。 2.1.1 发病年龄起病年龄早，25岁以下居多；如首次发作为躁狂表现，年龄常为20岁或更早。对首次就医者询问既往发作史，包括不典型的轻度、短暂的情绪发作。 2.1.2 病前社会心理因素询问近期有无经历不良生活事件，如工作变动、婚恋变故等，以及对患者的影响，并注意弄清这些社会心理因素与精神症状在发生时间和表现形式上的联系。 2.1.3 临床现象学特征包括起病的急缓，所有精神和行为方面的表现，应特别了解情感症状，是否有躁狂或抑郁的核心

56、症状及相应的附加症状？是否每天且一天中大部分时间内都存在？持续存在时间有多久？是否伴有精神病性症状？如有，要了解它们在病程中与情感症状的消长关系以及其表现与心境是否协调？有无自杀意念和行为或自伤、冲动行为？其精神活动与环境的关系，以及是否协调？ 2.1.4 病程特征既往发作情况，尤其是躁狂或轻躁狂，以及混合性发作史和病程特点对双相障碍的诊断和处理尤为重要。应询问既往是否有过类似发作，或与当前完全相反的状态，或不典型发作表现。特别注意询问易被忽略的轻躁狂发作的证据，如“是否有过一段时间持续存在心情特别好，脑子特别灵活，精力特别充沛” ？常见的情况是，患者由抑郁缓解转向轻躁狂时，患者或家属认为是抑郁好转而不认为是病态。详细询问发作次数及特点，包括每次发作是躁狂还是抑郁？或是具备混合发作特征？症状的严重程度？持续时间？间歇期的长短？有无残留症状？间歇期社会功能状态是否能恢复到病前水平？有无需要注意的特别情况，如冲动、自伤自杀企图及行为等？有无季节性发病规律？是否发生于产后？是否与月经周期有关？ 2.1.5 治疗情况询问历次发作的治疗情况，包括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