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长沙铜官窑陶瓷艺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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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苏州大学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目 录中文摘要1ABSTRACT2前言3一、研究背景及目的3二、研究内容及意义4第一章：铜官窑瓷器概述61.1 铜官窑瓷器的地理位置61.2 铜官窑瓷器的历史沿革61.2.1 铜官窑瓷器的起源61.2.2 铜官窑瓷器的发展71.2.3 铜官窑瓷器的没落81.3 铜官窑瓷器的历史地位8第二章：铜官窑陶瓷艺术性92.1 铜官窑陶瓷器物特征92.1.1 铜官窑瓷器种类沿革92.1.2 铜官窑瓷器胎釉分析112.1.3 装饰特点122.2 多元文化的釉下彩艺术162.2.1 本土湘楚文化精神162.2.2 时代唐朝盛世支撑172.2.3 贸易西域文化流入19第三章 铜官窑

2、瓷器对外交流而来的外来特征203.1 器型的借鉴203.2 图案的融合203.3 阿拉伯纹的书写21第四章 铜官窑瓷器之书法装饰笔法风格的形成224.1 楷书在铜官窑瓷器上的体现234.2 行书在铜官窑瓷器上的体现244.3 草书在铜官窑瓷器上的体现244.4 铜官窑瓷器装饰书法与同时期传统书法的异同比较25第五章 与形式相近瓷器之邛窑比较研究265.1 器型对比265.2 装饰形式异同315.2.1 胎装饰325.2.2 釉面装饰34第六章 铜官窑瓷器艺术在当下的传承与创新366.1 基于铜官窑瓷器的部分现代设计366.2 对铜官窑现状的思考36结论38参考文献39致谢40唐代长沙铜官窑陶瓷

3、艺术研究中文摘要 在久远的历史长河中，瓷器是中国最令人熟知的象征物之一。人们赋予其“CHINA”这样一个英文名，足以证明瓷器在整个世界中的影响力。钧瓷、秘色瓷、定瓷等风情万种。长沙铜官窑瓷器似乎在当今社会上缺乏足够影响力，在各类书籍上也难以寻见其踪影，与其于盛唐时期的风华对比实显卑微。唐代外销陶瓷之一即为长沙铜官窑瓷器，创于唐初，衰于五代。其以首创的釉下多彩以及诗文装饰为独特之处，且在当时很具有创新力的提出了迎合海外审美趣味的本地化设计，如出口中亚的瓷器上带有阿拉伯语状歌颂真主的文字，是长沙铜官窑瓷器成为唐代重要的外销商品瓷器之一的证明，亦是打破当时“南青北白”的瓷器格局中的重要力量。它存在时

4、间虽短，但依然是中国最为重要的地域文化之一。本文立足于唐代长沙铜官窑的历史状态与环境，将其造型特征与表现风格、装饰手法等详细阐述，致力于找寻出其在当时时代背景下的发展规律，以及其所折射出来的文化、经济等的相互性，从诸多因素上对长沙窑瓷器进行系统研究，以寻求其对现代陶瓷艺术的创新发展与文化传播的一些启示。关键词：铜官窑；釉下多彩；装饰；传承 ABSTRACTIn the long history, porcelain is one of the most well-known symbols in China. People gave it an English name like China,

5、 which is enough proof of the influence of porcelain in the entire world. Enamel, secret color porcelain, porcelain and other styles. Changsha Tongguan Kiln porcelain seems to lack sufficient influence in todays society, and it is difficult to find traces on all kinds of books. Compared with the ele

6、gance of the Tang Dynasty, it is extremely humble. One of the Tang Dynastys export ceramics was the Changsha Tongguan Kiln Porcelain. It was founded in the early Tang Dynasty and waned in the Five Dynasties. Its original colorful underglaze and poetry decoration are unique, and at that time it was i

7、nnovative and presented a local design that caters to overseas aesthetic tastes, such as exporting the porcelain of Central Asia with Arabic chanting to Allah. The text is proof that Changsha Tongguan Kiln Porcelain became one of the important export merchandise porcelains of the Tang Dynasty, and i

8、t was also an important force in breaking the porcelain pattern of “Nanqingbeibai” at that time. Although its existence time is short, it is still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regional cultures in China.Based on the historical status and environment of the Tongguan Kiln in Changsha during the Tang Dyna

9、sty, this article expounds its modeling features, expression style, and decorative techniques in detail, and seeks to find out its development rul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then era and the culture it reflects. The reciprocity of economy, etc., has systematically studied the porcelain of Changsh

10、a Kiln from a variety of factors in order to seek some inspirations for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dissemination of modern ceramic art.Key word：Tongguan Kiln; colorful underglaze; decoration; inheritance前言一、研究背景及目的唐代长沙铜官窑属青瓷体系中的一种，其首创的“釉下多彩”烧造手法将当时的陶瓷艺术从单色瓷推进到了彩瓷的时代，打破了南青北白的烧造格局，于当时而言是一

11、项划时代的创举。铜官窑地址位于长沙市望城区铜官镇，地处湘江口岸，依山傍水。据考古工作者研究其形制特点、工艺水平及对其做文字及年代的考证，现今公认的铜官窑历经的时代为：公元6189791.刘美观。解读长沙窑。文物出版社，2004（04）.67。其始于唐初，胜于晚唐，衰于五代时期，在三百多年的历史长河中绽放了属于自己的芳华：开创了烧制“釉下多彩”的技艺先河，广泛影响后世的五代秘色瓷与宋代的官窑、哥窑、汝窑、钧窑及定窑，元明清的青花瓷乃至于世界范围内的日本朝鲜的陶瓷烧造、伊斯兰国家流传已久的黄斑瓷器。因为铜官窑格局的超前以及远离政治中心而导致的技艺与思想手法上的开拓性，造就了其在自身装饰手法以及装饰

12、内容上的多样性，更成为当时唐朝与西域伊斯兰国家有着广泛交流的证明。本文通过对唐朝铜官窑出土瓷器在形制、规格及装饰手法上进行探究，以求深入了解铜官窑瓷器在当时的发展轨迹以及其在海内外的流通状况，着重处理其装饰手法以及笔法上的现实与文化渊源，对其在当下的文化创新与发展做出较为深层次的见解。铜官窑瓷器在当下的研究对比同样产生过深远影响的青花瓷以及秘色瓷等瓷种而言，因为其非官窑以及较为市场化、地域化的特点，以及当下瓷器收藏市场上的冷门性质，使得铜官窑瓷器研究并未有很大的学术热度。通过梳理当下现存的铜官窑艺术研究文字，本文将着重论述铜官窑的历史沿革与其造型与装饰艺术上的特点、其与同时期类似陶瓷产品之邛窑

13、的比较以及书法笔法上的探究。当下关于铜官窑瓷器的研究文献，集中在发掘报告、形制研究以及鉴赏收藏等领域。从开始发掘铜官窑瓷器以来，对其进行的发掘研究就从未停止，但在当下来看，研究的深度及广度却较为单薄。其中有重要奠基作用的文献有湖南省博物馆长沙瓦渣坪唐代窑址调查记以及冯先铭老先生的著作从两次调查长沙铜官窑所得的几点收获，这两篇文章对于后续对铜官窑以及铜官窑瓷器的多维度研究提供了一个最基本也是最根本的导向作用。更多关于长沙窑瓷器的发掘报告有周世荣先生的的石渚长沙窑出土的瓷器及有关问题的研究与1980年考古学报第一期中长沙市文化局文物组所发表的长沙铜官窑窑址调查。与收藏鉴赏有关的著作是其余文献的集中

14、论述点。周世荣先生撰写的唐风妙彩、湖南长沙窑以及长沙窑瓷绘艺术、长沙窑瓷鉴定与鉴赏等著作皆以铜官窑瓷器的艺术造型为要点进行鉴赏，价值非凡。而从收藏价值的维度进行研究的文献也有李d效伟先生的长沙窑珍品新考与长沙窑大唐文化辉煌之焦点等著作。以上著作都是从铜官窑本身的艺术美学价值上进行研究。对铜官窑进行学术研究则集中在当下高校的诸多学位论文之上。如陈文学、张慧琴合作的长沙窑的产品特点及其兴衰探微以时间为点进行论述。苏州大学郑晋长沙窑陶瓷艺术中的伊斯兰因素研究、湖南师范大学的吴希长沙窑雕塑技艺研究等，以上文献皆以铜官窑瓷器的造型工艺艺术以及文化交往的角度进行研究。而从铜官窑的周身硬性条件的环境进行研究

15、的文章也有长沙唐墓出土瓷器研究这样的从材料、形式的角度对其做纪年研究。铜官窑巅峰中有唐代“开元盛世“这一著名历史时期，对外交流必然不会少。1998年“黑石号”古沉船的打捞中发现大量铜官窑瓷器掀起的一轮铜官窑瓷器的研究热潮。在对国内研究现状大观进行简介后，在国外的研究状况陈述如下。西域地区对铜官窑瓷器极极为喜爱，铜官窑瓷器文化中的包容张力以及文化之间积极的融合能力使得其在以开放包容著称的唐朝在对外交流上的表现尤为突出。唐朝湘楚地区的先人们发现了长沙窑瓷器走出“南青北白“局势的重要途径即为积极对外交流，引入吸收伊斯兰文化，将其与湘楚地域本土文化以及铜官窑烧造技艺相融合，衍生出远销海外的具有伊斯兰特

16、色的瓷器造型。使得当下长沙铜官窑瓷器的发掘中除开中国本土，亦有发现阿拉伯、印度尼西亚、泰国、朝鲜半岛以及日本等广范围地区。虽在国外影响显著，但由于缺乏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更对中国湘楚地区的大环境缺乏了解有限，使得研究出版书籍极少。主要文献有三上次男陶瓷之都从中国陶瓷看东西方文化交流、朝鲜出土中国唐代陶瓷的历史意义，皆是将铜官窑瓷器纳入整体以讨论，深入到多维度的个体研究价值不明显。二、研究内容及意义对于瓷器等有实际物象上的研究形式，无外乎研究其造型、装饰与内容。本文亦将如此。但在对其进行归纳整理的同时，将联系铜官窑产生的背景以及环境，深入探讨其存在的缘由。将其与同时期产生且相似度极高的四川邛窑

17、瓷器进行对比，获得更立体的观感。本文重点在于研究其装饰手法以及笔法之中，铜官窑瓷器与中国传统书法艺术之中笔法的联系。铜官窑属打破“南青北白”格局的“第一人”，亦是当时对外交流之盛的见证。铜官镇地处湘楚地区，受楚文化的浪漫、狂放所影响，且远离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故能发展出属于自己独特的瓷器文化。第一章：铜官窑瓷器概述1.1 铜官窑瓷器的地理位置铜官窑位于湖南省望城县距离长沙市市区27公里的丁字镇古城区的西南部，傍水而兴，于湘江下游的铜官、石渚一带共计有唐代窑口19座30多万平方公里的烧造面积。遗址最早于1956年发现，窑址中发掘重点有蓝岸嘴、潭家坡、廖家坡、尖子山、都司坡一带，取得了优良成果。1

18、.2 铜官窑瓷器的历史沿革湖南长沙铜官窑瓷器在瓷器分类学上属青瓷的一种，其发展经历了三个大致的时期：起源、兴盛以及衰落。1.2.1 铜官窑瓷器的起源岳州窑瓷器是铜官窑瓷器的基础。岳州窑为湖南省湘阴县的青瓷名窑，始于东汉，经晋、南朝、隋一直流传至唐朝，瓷器史上最早的釉下彩也是来源于岳州窑，经过铜官窑的技艺革新，形成铜官窑青瓷的独特体系。故欲探寻铜官窑起源，势必需要将岳州窑瓷器做一次梳理。东汉以来，岳州窑即开始烧造青瓷。但产品质量由于本土基质、工艺手段等因素的局限性，无法与同时期越窑相比。陆羽在茶经四之器中有写：“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洪州次，口唇不卷，底卷而浅，受半升以下，越

19、州瓷、岳瓷皆青，青则益茶，茶作白红之色。邢州瓷白，茶色红；寿州瓷黄，茶色紫；洪州瓷褐，茶色黑：悉不宜茶”2周世荣.石渚长沙窑出土的瓷器及有关问题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26。就当时而言，青瓷烧造水平及环境属越州窑最佳，故岳州窑瓷器为了争夺瓷器市场，创造性的发明了最早的釉下彩，开历史先河。图片 11从左至右依次为：唐三彩执壶、邛崃窑执壶以及长沙窑执壶图片来源：南青北白长沙彩至唐朝，铜官窑的崛起压制了岳州窑，同时了继承并完善了并不成熟的釉下彩，进化成为“釉下多彩”，打破了“南青北白”的市场格局。其时铜官窑釉下多彩的创举，也与当时北方唐三彩以及四川邛崃窑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如铜官窑产品之中“洛阳

20、来路远，凡用几黄金”证明了唐三彩与长沙窑之间的联系，而四川邛崃窑产品之中也带有铜官窑瓷器的许多共同点，尤其唐末年间由于安史之乱使得黄河流域人口大量南迁，带来大量瓷器匠人，必然导致区域性瓷器制造能力增长。1.2.2 铜官窑瓷器的发展 历史上的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史上经济与文化最为开放的时期之一，所谓大唐盛世，对外交流必不可少。铜官窑瓷器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正是建立在这样一个磅礴背景下。铜官窑产品之中带有的西域色彩，也依托着对外交流的频繁而逐渐浓郁起来。如阿拉伯地区之中的棕榈纹贴花图案以及伊斯兰文化之中的卷草纹，棕叶式莲花、绿斯特莲花以及亚述来树式莲花乃至于胡人生活图景皆在铜官窑瓷器中有所表现。而具有

21、胡人特色的陶俑、雕塑一类的作品也早在岳州窑时期出现，这样浓厚的融合了湘楚浪漫色彩与西域风情两者地域文化两者之间的特点便在铜官窑产品之上水乳交融。对外市场的繁荣与需求的增加则使得铜官窑瓷器烧造产业更为轰轰烈烈。而其他品类的瓷器在大环境中的没落也是促进铜官窑瓷器繁荣的一点。“安史之乱”造就北方陆地交通的堵塞，便早就南方海上陶瓷之路的崛起，促进长沙窑产品外销。更因为唐朝时期对外交流频繁，唐朝时期政府的开放包容也带来铜官窑陶瓷艺术在文化上的装饰内容毫无拘束感。1.2.3 铜官窑瓷器的没落铜官窑瓷器的发展，依托了唐朝开明的政治制度与繁荣的经济文化，且自身能适应当时外销瓷器的生产需要做出改动而兴盛起来。但

22、随着社会动荡加剧，铜官窑瓷器也在晚唐与五代时期的巅峰状态之中被时代的潮流猛然冲垮。内在因素也有瓷器本身使用的烧造用料相对于其他窑口来说就稍逊一筹，瓷土杂志较多，且工艺上受到北方印刻花工艺的冲击。故，铜官窑瓷器骤然衰落。1.3 铜官窑瓷器的历史地位在铜官窑历经数次发掘，“黑石号”沉船中瓷器打捞上岸之后，铜官窑瓷器之精彩使得很多人叹服，更有学者使用了“南青北白长沙彩“的美誉。铜官窑以及铜官窑瓷器在当时乃至于现在看来都是价值非凡的。烧造技术上对于釉下彩的开创对后期彩瓷的发展与繁荣影响极大，创造了唐朝彩瓷烧造的繁荣。铜官窑瓷器在当时远销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影响范围之广，力度之深远也是就当时而言的其他品类

23、瓷器难以企及的，无论是自身的造型与装饰文化、技术角度都彰显了湖湘子弟富有创造力与朝气的一面。铜官窑瓷器的出现、发展、乃至于没落，也是从一个微观的角度去看待唐朝至五代时期的兴衰变革，其独特的诗文装饰也是当时社会民风民俗的最直观对的表现。其与唐代陶瓷市场的发展状况互相倚靠，因为唐代陶瓷市场的繁荣使得自身得到了飞跃式的发展，唐代陶瓷市场也因为铜官窑瓷器的开拓创新精神与对市场的敏感而得到了更广的文化艺术维度。且铜官窑瓷器早烧造技艺、装饰手法上对后世一系列瓷器的影响价值不可估量。第二章：铜官窑陶瓷艺术性2.1 铜官窑陶瓷器物特征陶瓷艺术品的特征，通常由质地、器型、装饰风格以及类型等因素决定。铜官窑陶瓷艺

24、术品在各方面皆成就一个完整的研究体系：器型种类完善，装饰风格统一、本土陶瓷的独特质地也在铜官窑瓷器上有所表现。在其自身演变上，这些因素都随着时期环境演变，除开质地等固有因素变化较小外，以下对其种类、造型与装饰艺术做出分析。2.1.1 铜官窑瓷器种类沿革由于铜官窑瓷器在世界范围内钧有所影响，研究铜官窑瓷器需从多个地域取样，其中大宗源于铜官窑窑址发掘出土的器物，其次是国内外的港口城市、墓葬、沉船等地。选择有代表性的瓷器出土案例以做研究。窑址内出土器物以长沙铜官窑窑址出土器物为准，分别是1983与1999年的两次发掘3.湖南省望城县长沙窑1999年发掘简报(j). 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1999。在

25、1983年当中的发掘，发掘出土的长沙窑陶瓷器，除了残片、匣钵垫具收集晶和非长沙窑陶瓷器外，本书弓收录形制可辩的陶瓷器共计7211件，70种器型。在1999年的发掘当中，共出土器型可辨的遗物瓷器总共1587件，长沙窑的瓷器种类繁多，造型各异，风格多样，产品均为生活所需的日常用器。窑址外铜官窑瓷器出土以扬州为准。唐朝时期的扬州处在长江口与京杭大运河连接处，铜官窑瓷器正是通过洞庭湖经长江抵达扬州从而销往国内外各处。故选择此处作为窑址外的示例尤为典型。可想而知，扬州既为铜官窑瓷器集散重镇，也必然是同时期的越窑青瓷、邢窑白瓷、定窑、景德镇等多种瓷器聚集的地方，而在此处，无论是数量还是品质之中，铜官窑瓷器

26、皆比同时期其他品类的瓷器稍胜一筹。铜官窑出土瓷器多属于实用器，生活用品占据绝大多数。文房用品与玩具、装饰器物占据少数。分别有：生活器具： 罐、壶、杯、盘、碗、盏、碟、洗、盒、灯、枕等；文房用品： 砚、笔洗、镇纸等；玩具： 各类陶瓷动物如狮子、狗、牛羊、飞禽等；陶瓷人像俑及小孩俑等；工具： 碾轮、碾槽。在诸多器物之中，属生活用品器物最多。于历史沿革而言，铜官窑瓷器经历了较为明显的划时代的器型与类型重心的转变。在基础上，铜官窑是南北瓷器融合的产物，在其表面及内涵可观见其他窑系在铜官窑瓷器上的特点体现，如定窑、越窑、邢窑等。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特点，可根据表2-1：唐代长沙窑出土器物断代分析中得以窥

27、见。表格 21分期依据来源于下：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望城县长沙窑1999年发掘简报J.考古，2003.03根据表2-1发掘报告，我们可以得出唐朝不同时期铜官窑分别的侧重点所在。图中1、8、9、16、17为执壶；2、10为无耳罐；3、11为双耳罐；4、12为洗；5、13、18为灯；6、14为盘；7、15为碗。可看出铜官窑在中唐前是没有盘、碗造型的器物，唐末时期没有无耳罐及双耳罐造型器物。在唐朝时期执壶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由中唐时期的宽颈大底器型组建变成窄颈圆腹小底器型，得以证明工艺的进步使得器物造型更为优雅。在唐中时期执壶的器型也发生了更多形式的变化，是为铜官窑瓷器在这一时期蓬勃发展的外在表

28、现。而对于外来伊斯兰文化与本土湘楚文化的结合，则在铜官窑瓷器发展早期就有所表现，侧面反应了唐朝时期经济文化的繁荣。中唐时期之前的典型器物有敞口碗、多唇碗、喇叭口多棱短流彩斑贴画壶。第二期为中唐偏晚，即元和至大中年间，典型器物为敛口碗、敞口碗、喇叭口多棱长流瓜棱状鼓腹彩绘壶、盘口瓜棱腹彩绘壶、彩绘枕等。第三期为唐朝末年至五代时期，即唐懿宗咸通元年以后至五代，典型器物为圆唇大碗、高足印花盘、莲瓣状托盘、双曲柄壶、喇叭口圆管状长流壶、直口长流壶、虎枕等。就喇叭口壶而言，一期的外型特征为长腹，颈短而大，口微外撇，略具喇叭口雏形。罐为长型圆鼓壶，腹的最大口径在其中部。而二期腹部造型则变成了瓜棱腹，颈部与

29、多棱流线比第一期略长且稍窄，器型周身的最大径围在腹身上部，底稍小，其肩部有装模制穿孔竖耳。第三期的喇叭口壶则将壶口进一步缩小，更具有喇叭口的特点，腹部呈橄榄型状。其流由一、二期的多棱较短变为圆管长流，柄则由单曲带型变为双曲耳形。至于其他器物，也有其变化：碗、盘等器物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底足和口沿，盒的变化主要表现在足与盖面的不同，盂的变化主要体现在腰部、颈部以及口部等部位。2.1.2 铜官窑瓷器胎釉分析由于铜官地区相较于其他瓷器窑口地址而言，土质中杂志较多，质量较低，故胎质上难以与其他窑口相匹敌。铜官窑瓷器胎质一般呈现灰白色或香灰色，追求金属器的效果，胎质相对于其他窑口而言较为粗糙，烧造温度较低。

30、铜官窑瓷器早期产品胎壁趋向轻薄，而在其晚期由于经济的衰落造成的工艺衰退，使得铜官窑瓷器的风格转变愈加粗笨，铜官窑瓷器在五代后期失去竞争力而衰退的直接原因即在此。铜官地区瓷器烧造用土含大量细砂等杂质，气孔率超过百分之十有一定的吸水率，故在胎质与釉面之间，铜官窑瓷器工人有特地上一层化妆土（用在陶器上称之为陶衣，用在瓷器上就是所谓的化妆土。化妆土是一种常见的陶瓷装饰材料，具有质地细腻、色泽均匀、遮盖力较强、耐火度高、表现力丰富等特性。化妆土装饰，就是使用化妆土来改变器物外观的一种装饰形式），以减小杂质对其功用上的影响。唐铜官窑遗址在唐末之前都是烧造青釉褐彩为主，之后发展到烧造青色釉下褐绿彩绘，象征着

31、我国陶瓷烧造艺术从青瓷转向彩瓷。唐长沙窑有着独特的施釉工艺，主要为单色釉，以及独创特点的铜红釉下彩，以及彩釉绘花与釉中彩这四类。其中以单色釉以及釉下彩为主流装饰风格。陶瓷艺术的发展，彩瓷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而彩瓷艺术之中又以釉下彩为重要，铜官窑则完成了瓷器史上的釉下彩的首创。铜官窑的釉下彩装饰，由最初的单一褐色彩发展到褐绿两彩。褐彩的着色剂为铁，绿彩的着色剂为铜。铜由于在高温下容易流散，故往往用来填色或晕染。其运用的瓷器最早出现在盛唐时期，属于铜官窑瓷器的兴起时期，工艺较为粗糙。后随着技艺的进步在长沙窑发展的高峰期即晚唐时期则是釉下彩最为盛行的时期。在铜官窑瓷器发展早期当时瓷器的胎质与胎色在向

32、后发展的过程中也有着明显的变化。前期相对而言较为粗糙疏松，胎色呈现为暗红色，到了后期胎质明显变得细密，颜色上多为灰黄及灰青色。在铜官窑瓷器的不断发展与工艺创新之中，青釉釉下彩彩绘瓷器是唐代长沙窑瓷器之中最为有特点的品种，有着同时期其他窑口所无法比拟的烧造工艺。青釉釉下彩绘陶瓷的装饰纹样也有多种类型，主要的几种有青釉釉下褐色斑彩，仅彩绘图案或者与模印贴花相结合。青釉釉下褐绿色彩绘也是长沙窑陶瓷烧造工艺之中的另一大创新，利用的着色剂就是氧化铁与氧化铜，它们同时出现在诸多器物的表面装饰上。另有特色的即为釉下绿彩以及釉下红彩。2.1.3 装饰特点 铜官窑装饰类型有如下几种类型：绘画、模印贴画、文字装饰

33、以及雕塑几种主题类型。装饰类型对于同时期窑口来说式样繁多，而种类丰富的装饰特点则是赢得当时市场的重要标准之一。铜官窑陶瓷的商业性质也决定了其在装饰内容上的包容性广度，外销陶瓷的异域风情特性融合湘楚地区本土的传统形制的装饰风格，使得铜官窑陶瓷在国内外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特地位。以下将逐个介绍铜官窑几种装饰类型及其特征。2.1.3.1 绘画铜官窑陶瓷的绘画分为釉下绘制与釉面绘制，绘画风格偏向于写意风格：笔法的多样性与绘画方式的不拘一格，与铜官窑地处与湘楚地区远离政治中心有很大关系，这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铜官窑瓷器飘逸狂放的装饰特点。在技法上而言，铜官窑瓷器最为人称道的即是其开创了历史先河的釉下彩绘制，次

34、之则是釉中（亦可称之为釉上）彩绘。而数量最少的则是其无油彩绘。在铜官窑瓷器彩绘之中，褐绿彩与铜红彩是最为常见的两种基本色彩，其中铜红彩为其首创，引人注目。纹样题材方面，则种类繁多。作为唐朝几大商业性质浓厚的民窑之一，远离政治中心的铜官窑瓷器可谓是拾取当时所能得见的人文自然与社会风俗等多样元素，如自然之中的花鸟虫鱼、人文之中的赋诗饮茶等都悉皆有一席之地，而铜官窑瓷器绘画装饰之中最为特色的是采用西域题材的装饰内容：分为人物、动植物、山水以及抽象的几何图形等多种素材。而这些西域素材与楚地本土的装饰特色结合在一起，颇具特色。而带有这些装饰元素的瓷器的出口，则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所及之处的文化艺术发展：“波

35、斯三彩”即很明显的收到了“唐三彩“以及铜官窑瓷器绘画装饰艺术以及烧造工艺上的影响铜官窑瓷器在诸多地方有阿卡德两河流域与苏美尔文化的元素存在与波斯本土瓷器在人物发束、动物造型特征上也有许多我国西北一带的形象特征。图片 2-1图为青釉褐绿彩花纹碗，其中分别标出铁线式与棉线式花纹样式图片来源：南青北白长沙彩无论是在中国画之中还是在铜官窑瓷器上的绘画之中，笔法的表现对于整个画面上的装饰作用是具有奠基性质的。现代平构佐证，从古至今想要绘制一幅较为有表现力的画面，点、线、面为组合的表现特征的结合是尤为重要的：这一点在铜官窑瓷器绘画外观表现上分外明显。铜官窑瓷器在绘画装饰表现手法之中，彩线为主，辅以点与面的

36、交错使用，搭配得当。而线条的笔法形式分为铁线式、棉线式、以及复合式这三种。铁线的直接勾画时使用，而复合式则是铁线式线条与棉线式线条的结合状态表现形式是使用绿色棉线式线条色勾画形象轮廓，再使用褐黄色铁线式线条勾画细节。在线条粗细形成对比的同时，绿色与褐色的色彩对比也使得画面多了一个色彩的对比维度，相映成趣。2.1.3.2 雕塑雕塑在瓷器之中的的运用，是铜官窑瓷器装饰之中的另一大创新。将雕塑运用在日用瓷器之中为长沙窑首创的装饰性普遍做法，在此之前各大窑口少将雕塑与日用瓷器烧造合二为一的表现。且铜官窑在专门陶瓷雕塑之上亦有不俗表现。铜官窑瓷器雕塑造型式样繁多，花鸟、人物、植物、建筑、走兽皆是其用作雕

37、塑装饰的选材。在诸多选材上的雕塑表现方式则主要有模印、刻花、压花、镂空与捏塑等。模印是来自于金银器的制作方法，融合了当时湘楚地区处理金银器的方法外，也吸收了伊斯兰地区处理金银器的加工方法。在融入其加工工艺的同时，也同时根据瓷器外销的需要将伊斯兰地域的装饰纹样如卷草纹、椰枣纹等植物形象以及阿拉伯地区的传统服饰、人物等作为当时量产的外销瓷器普遍装饰使用，形成铜官窑瓷器独特的贴花风格。由于铜官窑瓷器的实用与商用性质，产量基础与市场竞争的前提下使得铜官窑瓷器在制造水准上不断提高，最终在唐朝末年达成其巅峰，改写了陶瓷史上的贴花技艺标准，对后世的陶瓷工艺者有所启发与要求，留下了成熟的陶瓷表面雕塑装饰的处理

38、方式。图片 2-2图左为铜官窑青釉褐绿彩鸟形捏塑,图右为带有葡萄模印贴花工艺的青釉褐彩斑纹壶图片来源：南青北白长沙彩铜官窑陶瓷雕塑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与其对于陶瓷器具的绘画手法保持一致的风格与形式，风格偏向于粗狂与奔放，给人一种不拘一格的第一感觉。这与当时湘楚地域远离政治中心有一定的关系。在当时宽松的政治大环境下，远离政治中心的铜官窑充分的吸纳了多样的文化形式。其高超的捏塑技艺，把异域风情蕴藏于传统技艺之中4.吴跃坚.唐风妙彩:长沙窑研究卷（M）.湖南美术出版社.2008.107。憨鞠可爱的胡人瓷娃，造型奇异的狮形水柱，悉皆突出了物体的韵味以及神态。宗教文化对于当时华夏地区的影响力也在铜官窑瓷器上

39、有很强烈的表现。在铜官窑瓷器之中，佛教文化与伊斯兰文化在铜官窑瓷器之上的影响尤为明显。这种对宗教文化的吸收与包容能力也使得铜官窑瓷器与其前后瓷种的风格特征差异巨大，独树一帜。铜官窑瓷器之雕塑技艺水准与文化包容性是当时时代文化与经济水准的象征，引领了当时瓷器文化潮流。其对于当时乃至后世诸多窑口的影响意义重大，使得华夏民族的瓷器文化更显厚重。也为当下瓷器乃至全手工制造业寻求突破与发展提供了一个既定的答案。2.1.3.3 文字特有的文字装饰则是铜官窑瓷器装饰之中的一朵奇葩，是铜官窑瓷器装饰开创的数个装饰要点之一：铜官窑瓷器之中的文字装饰，不仅在风格上形式独特，且数量可观，内涵不一，且因铜官窑为，对研

40、究其所在时期的社会风情、民风民俗有重要的参考意义。铜官窑文字装饰内涵丰富，具体表现在其内容的广度与其记录手法的表现形式丰富。内容广，广在其对唐朝社会生活的各个角度如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都有记录；而形式的丰富性则表现在记录使用的书法、文本格式的多样性：唐代民间行书、草书、隶书、楷书都可以在铜官窑文字装饰瓷器之中得以窥见。我们可以透过铜官窑瓷器立体的去了解唐朝时期的社会面貌与还原唐代的各个维度的历史情景。图片 2-3图中所示为铜官窑青釉褐彩“春水春池满“诗文壶图片来源：南青北白长沙彩铜官窑瓷器之上的装饰诗文，贴近普通民众日常，生活化气息非常浓厚。用诗句去记录当时的生活情景，可谓是雅俗共

41、赏，包罗万象。其中最富典型的诗文装饰瓷器如图2-3中有这样一段文字，读起来妙趣横生：“春水春池满，春时春草生。春人饮春酒，春鸟弄春生。”一派春意盎然的活泼景象便油然而生。这样富有生活情趣的诗句记录比比皆是，造就了铜官窑精神气质的饱满。2.1.4 制作工艺铜官窑瓷器器身的制作多用轮车轮制为主，与其他种类瓷器的制作方法大同小异。铜官窑窑址中的设计十分合理，窑头坡度大，窑尾坡度小：有意为之的构造设计标示着铜官窑建造者对于窑体对于烧造的重要性，窑头坡度大容易控制火候，调节烧造温度，而窑尾较为缓和的坡度则适宜于长时间的火种保存，适宜于温度的长时间控制。窑头在坡度大的同时也能提供一个合理容积环境，使其能够

42、有更高的产能。而其在烧造过程之中比之前人使用了瓷器发展史中有着革新力的一环：匣钵，极为有力的提升了铜官窑瓷器烧造之中质与量的水平，且因为匣钵能够叠放多层而提升了窑头的利用率，使得铜官窑的产能效率能满足当时的内外销售需求。2.2 多元文化的釉下彩艺术2.2.1 本土湘楚文化精神铜官窑在装饰上所呈现的狂放风格，最直接的来源即是湘楚地域的浪漫与野性之美。崇仙拜神重巫蛊是湘楚地域文化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这直接决定了楚文化之中美学上情感的热烈：“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舞鼓乐以乐诸神”5.出自王逸楚辞章句九歌序便是最真实的写照。图片 2-4汉 轪侯妻墓帛画藏于湖南省博物馆图片 2-5唐 铜官窑五

43、彩火凤凰纹壶藏于湖南省博物馆文化对于审美上的影响之深可见于出土于湖南的诸多色彩瑰丽、想象奇诡的帛画，其中以西汉时期马王堆一号汉墓所出土之轪侯妻墓帛画为典型（图2-4）。图中将神话与现实交织所形成的绚丽图景，将楚人的浪漫内涵展现得淋漓精致，这与楚辞招魂之中对于往生世界的描述有异曲同工之妙。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之中，铜官窑瓷器亦表现出与前辈同宗源的艺术语调：毫不拘谨、浪漫舒畅的风骨。铜官窑龙纹壶就是此种审美体系下的典型瓷器，其之上所绘之龙造型飘逸，将棉线式线条与铁线式线条结合恰到好处，表现龙之飘逸的同时亦将其风骨塑造得遒劲有力，使人觉得形神兼备，如将要突破器物的限制飞出来一般。“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

44、使奔属”，离骚重这句诗是楚人奉鸟为先祖的证据之一。其中之“飞廉”即为神话重的风神，化身为凤凰，在铜官窑瓷器五彩火凤凰纹壶之中展现其灵动之美。在奉鸟为组的同时，对于巫蛊的信奉也是造成铜官窑瓷器生动自然的原因所在。楚地多山河，林茂兽多，气候环境多变而复杂，有着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气候特征，扑面而来的水汽感是湘楚地区最易得见的感受特征。多变的环境造就了自然意象的丰富，也使得楚人的创造力与想象力有了现实条件作支撑。轪侯妻墓帛画与龙凤仕女图中所描绘诡谲奇幻的画面，正是取材于此。同样：铜官窑瓷器在装饰上的浪漫情怀亦来源于此。2.2.2 时代唐朝盛世支撑社会经济现象的产生首先依托于社会环境，在铜官窑瓷器上亦如此

45、。唐朝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为有影响力的时代，达到了社会经济、文化以及军事上的巅峰时期。苏轼于东坡前集中记载：“君子之于学，百工之于艺，自三代历汉，至唐而备矣。故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从中可得见唐朝艺术文化艺术水平之高。铜官窑在此人文条件下生长，也就有了其成就之根源。在当时艺术环境的熏陶下，铜官窑瓷器彩绘装饰形成了以山水、花鸟、诗文三者为主要装饰为中心的特征，以下将分别叙述。a.山水写意之禅铜官窑釉下彩绘山水之特点在于随性飘逸，整体笼罩着一种朦胧的、水汽扑鼻的感受，具有典型的写意山水特色：这与铜官窑整体风格趋势是一致的。图片 2-6唐 铜

46、官窑青釉山水纹罐图片来源：造成如此笔调的因素在于民间绘画的粗狂与率性，某方面也来源于湘楚地区湖山浩浩汤汤所给人造成的写意美感。如图2-6青釉山水纹罐中所绘山水图景，所用笔触极少，全图采用铁线式线条与棉线式线条结合描绘，所绘制的山水随着云雾舒展而开，再在画面留白处点上几笔飞鸟，使得画面相映成趣，有一份不参与世间纷争的恬淡、安逸之感。图片 2-7唐 铜官窑灰白釉绿彩纹壶藏于湖南省博物馆中国最早将“禅”这样一种意象融入到绘画之中亦在唐朝，这一时期产生了水墨山水之创始者王维6.曹了达.诗意的浪漫浅析王维水墨山水画中的“诗情画意”.赤子上中旬.2016(10)。董其昌于画旨之中如此描述：“使用渲淡，一变

47、勾斫之法”以形容王维之画法。其画法精髓在于诗与画之中精神内涵的联系，亦即为所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7.苏轼：“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书摩诘蓝田烟雨图。王维所创水墨禅画推动国画诗画间内涵联系的紧密，无疑也影响到了铜官窑瓷器彩绘的精神内涵形成。有明显表现的铜官窑瓷器如图2-7铜官窑灰白釉绿彩纹壶所描绘之水墨晕染山水，从中可以明显感受到一种空灵寂静的“禅”之美感：无喜无忧，平淡自然。远近之间、虚实之间皆在于心中意念。b.诗书笔墨之情铜官窑将诗文作为装饰有其丰厚的釉下彩技术做支撑，一举摆脱唐前瓷器装饰较为单调的装饰风格。铜官窑瓷器诗文装饰多将其诗文题写在腹部流下位置，所作诗词

48、多为绝句，少见谚语、俗语乃至于广告语。铜官窑瓷器诗文装饰上诗文朗朗上口，情感大多直接而热切，无论是咏物抑或思人，都能通俗易懂。图片 2-8唐 青釉褐彩“买人心惆怅”诗文执壶图片来源：诗句之中如反应唐朝商贸活动之青釉褐彩“买人心惆怅”执壶（如图2-8），上书诗句“买人心惆怅，卖人心不安。题诗安瓶上，将于买人看”，这首诗所表现的唐朝商贸活动买卖双方的心理活动描绘得生动活泼，可谓是有趣之极。更能显现唐朝时期商业繁荣的是许多铜官窑瓷器上的商业广告，这无疑开创了中国广告行业的历史先河：“卞家小口，天下第一”、“言满天下无口过”等夸赞自家瓷器精良的短句比比皆是，可见当时瓷器市场之繁荣。c.花鸟虫鱼之趣作为

49、铜官窑彩绘装饰题材之一的花鸟纹，占据了铜官窑瓷器出土的大宗。在诸多彩绘装饰之中，铜官窑瓷器彩绘装饰最为精到的也是花鸟纹彩绘，大量花鸟纹器物的出土表现了当时民众生活情趣之美。图片 2-9唐 青釉褐绿彩莲花纹执壶图片来源：花鸟纹所绘植物花型以莲花为主，辅以紫堇样、芙蓉样、秋菊样、茨菰或水草样叶片；对于植物果实的绘制有石榴、菠萝等；所绘鸟类以杜鹃、鸳鸯、鹭鸶、鹡鸰、鹧鸪等为主，动物有鹿、羊、鱼等8. 周世荣.长沙窑瓷鉴定与鉴赏.南昌.江西美术出版社.2005.44。花鸟纹样中，植物纹样以莲花纹为主，动物纹样以大雁纹为主，正契合湘楚地区沼泽遍布的地理环境，湖南地区又崇尚“芙蓉”花，即为莲花。这正标志着

50、艺术来源于生活、来源于周遭环境：最常见的景象也是画工们最能倾注情感的艺术题材。铜官窑瓷器彩绘所绘花鸟，以“兼工带写”作为其显著特征，表现手法恣意率真，尚表现其神采。此种花鸟描绘方式来源于其本身的绘画体系外，与唐代“百代画圣”吴道子也不无关系。铜官窑彩绘花鸟中表现中对于所绘之物姿态以及对线条轻重缓急的把控将线条、笔法的刚柔拿捏得恰到好处，对于绘画中“写”的部分类同于吴道子笔下遒劲的线条与雄壮的气韵。2.2.3 贸易西域文化流入“海上丝绸之路“兴起于唐玄宗”安史之乱“之后，此时陆上丝绸之路被阻断，伊斯兰商人于南方沿海频繁开展贸易活动。铜官窑所处的长沙望城区因处在湘江口岸，便利的水路交通为其在开拓海

51、外市场的过程中占据了有利条件：铜官窑陶瓷产品从湘江码头出发，经洞庭湖进长江，至扬州南下宁波、泉州等出发沿东海、南海过印度洋、阿拉伯海至西亚、北非，或从东南沿海直达日本、朝鲜。古大食诸国，亦即今中亚、西亚地区，是铜官窑瓷器销售的主要地区。中西亚地区出现如此旺盛的市场需求的原因在于铜官窑瓷器上纹饰迎合中西亚地区审美情趣，特意将带有中西亚地区文化特色的纹饰图案作为自己的主要装饰素材之一；同时源于经济上的因素，中西亚地区人们好用金银器皿，但由于经济条件限制普通人无法广泛应用，加以铜官窑瓷器对西亚金银器形制的模仿，故便宜好用的铜官窑瓷器便成为中西亚普通民众代替金银器皿的首选。第三章 铜官窑瓷器对外交流而

52、来的外来特征在成长为唐朝时期规模最大外销瓷器的路上，铜官窑少不了对外来文化的引入与利用，事实上也正是因为其对不同宗教文化、地域文化中的元素兼容并蓄，使其在艺术融合与艺术创造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3.1 器型的借鉴铜官窑瓷器中最为常见的壶，在形制上与西亚地区的陶制水壶十分相似，表现特征为高领，深腹，腹部略圆，多瓜棱形腹，平底，把手及流多八棱形9. 马文宽.长沙窑瓷装饰艺术中的某些伊斯兰风格.J.文物.1993(05).87。此外，波斯金银器造型对于铜官窑瓷器的影响巨大。如铜官窑瓷器碗、碟造型分四、六、八等分，且在口沿部分采用葵花与莲花的外沿作轮廓造型所制成的四棱葵口碗与六棱莲口盘等，形制

53、来源于萨珊波斯金银器中六棱杯、八棱杯的样式，同样来源于西亚金银器形制特征的还有铜官窑瓷器中的烛台等。3.2 图案的融合 图片 3-1图左为唐代长沙窑黄釉褐彩鸟纹钵（局部），而图右是10世纪彩绘鸟纹波斯盘，从中可见两者纹样有诸多相似性彩绘纹饰在西亚底蕴深厚，早在公元前十四世纪，西亚先民们就使用颜料在陶器及玻璃器上绘制彩纹，这种装饰手法在公元4世纪至公元7世纪以及伊斯兰时代得到发展，在公元9实际达到巅峰10.三上次男.伊朗发现的长沙铜官窑和越窑青瓷C.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资料第三辑.1983.64-65。故铜官窑彩绘瓷器在西亚地区大受欢迎是有其历史环境作为支撑的。图片 3-2长

54、沙窑青釉褐彩椰枣贴花纹壶藏于湖南省博物馆铜官窑瓷器所采用的装饰图案，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西亚地区。如图3-1中图左所示的黄釉褐彩鸟纹钵中所描绘的鸟为长嘴长爪，两翼张开似将飞状态，与我国传统绘画中鸟的形象大相庭径，却与9-10世纪伊朗的陶瓷上装饰纹样颇为相似。另有常见植物纹饰之椰枣、葡萄等，亦常见于波斯金银器装饰，后为铜官窑瓷器所吸纳。如图3-2所示即为带有西亚椰枣纹样的青釉褐彩椰枣贴花纹壶。图片 3-3长沙窑青釉褐彩“胡人舞乐”贴花纹壶图片来源：图片 3-4长沙窑五彩摩羯鱼纹碗图片来源：以西亚人物为装饰元素也是铜官窑瓷器装饰中的一大特征。常见器皿有模印贴花中的长沙窑青釉褐彩“胡人舞乐”贴花纹壶等

55、。作为西亚地区最为重要的几何纹，亦构成了铜官窑瓷器纹饰中数量众多的一支。如西亚几何纹理常用的连珠纹等。与宗教相关的纹饰最为著名的是“摩羯鱼”图案装饰的应用，其表现形态为眼睛凸出，鼻孔上卷，鱼嘴布满利齿，背鳍粗大且多齿（如图3-4）。在佛教教义之中，摩羯鱼象征着“喝水之精生命之本”。3.3 阿拉伯纹的书写图片 3-5唐 褐绿彩盘，上书阿拉伯语“我是阿拉的仆人” 除开中文诗词在铜官窑瓷器上用作装饰外，阿拉伯语也被广泛利用。如泰国南部海岸出土长沙窑瓷盘，上用阿拉伯语书写“真主仆人”,再如图3-5所示为印尼海域唐代“黑石号”沉船打捞上来的褐绿彩盘上书“我是阿拉的仆人”11.林亦秋.印尼海域唐黑石号沉船

56、打捞.J.艺术市场.2008（08）.96-99。第四章 铜官窑瓷器之书法装饰笔法风格的形成铜官窑率先开创的釉下多彩，一举打破了当时“南青北白”的烧造格局，其将釉下多彩用于两方面：书法与绘画。古人说“书画同源”，这两者的构成体系皆依托于用笔方式也即是所谓的“笔法”。绘画或书法的笔法，是华夏大地长期使用软笔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特有知识体系，唐张怀瑾道玉堂禁经用笔祛就有记载：“大凡笔法，点画八体，备于永字。”赵孟頫在兰亭跋中亦云：“盖结子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足以表述笔法在中国传统绘画及书法体系中的重要位置。下文将对铜官窑瓷器彩绘装饰之书法笔法做出探究,以点探面。作为引领唐朝外销瓷器产业走向规模化的

57、铜官窑瓷器，其将笔法在瓷器上的运用恰到好处，根基源自于其在文化上的兼容并蓄：湘楚本土文化与西亚波斯文化是其最直接的文化根源。自古以来铜官镇所在的楚地就是华夏最有生命力的土地之一，“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心不同兮媒劳，恩不甚兮轻绝”这样浪漫而有力量的句子就出自于屈原所作楚辞九歌，开放有生命力的地域文化氛围直接导致了铜官窑瓷器大胆粗狂、自由不羁的铜官窑瓷器釉下彩的装饰风格。其装饰题材来自于两方面：一是来自于湘楚本土亚热带季风气候所导致的旖旎山水风情12.邹幸.略论湖湘文化对长沙窑装饰的影响.D.湖南.陶瓷科学与艺术编辑部.2014(12).104，二是来自于外销发展需要而对西域文化的吸收运用

58、。中国书法之鼻祖是“先秦书法”13.濮茅左.商周金文.中西书局.2016(6).64,发展至今可谓是中国独有的艺术手法。书法美感构成因素主要有线条美、造型美、变化美以及章法美，中国书法主要由篆书-隶书-楷书-行书这样的顺序演进，本质上的演变趋势是由繁至简14. 黄守政.书法字体美学特征对标志设计的影响.美术教育研究.2014.24-25。铜官窑所在的唐朝时期书法大家众多，如欧阳询、虞世南、颜真卿、柳公权等，在一定程度上为铜官窑瓷器特有的釉下彩诗文谚语装饰做好铺垫。书法艺术的核心是所谓“笔法”、“墨法”与章法，笔法就是用笔的方式，分为中锋、平锋、侧锋、藏锋、露锋、偏锋平移与提按，形态有方圆迟缓曲

59、折；“墨法”则是用墨的量与度，“章法”则是宾主虚实、排列关系，正是这三者的相互依托构成了传统书法美学意义上的独立与完成感。铜官窑瓷器以书法作装饰的表现形式是对当时民间诗瑶的记录与传颂，在记录湘楚地域风情的同时，也能对当时民间书法艺术窥见一斑。其中，铜官窑陶瓷装饰书法主要以楷书、行书、草书为主，以下也围绕此三点展开论述。4.1 楷书在铜官窑瓷器上的体现图片 4-1铜官窑青釉褐彩“纯水春池满”诗文执壶藏于湖南省博物馆楷书由汉隶演化而来，东晋分为南北两派，各自有其特点：北派古朴苍劲，南派温婉雅致。较有趣的是铜官窑位于南北瓷器体系交界处，瓷器烧造形式属南方青瓷体系，其上所书楷书却是北派风格特征，较为苍

60、劲拙朴。书写者在书写过程中较多使用提拉顿挫，使得字样显得充满力量且显质朴。如图4-1之中青釉褐彩“春水春池满”执壶中可以看出，铜官窑瓷器装饰楷书书写过程中多采用藏锋的运笔方式，在全诗中“春“字便可看出，其在”捺“这一壁画时有明显的顿挫感，导致锋芒藏在笔画之中。而全诗之露锋处如”人“、”水“二字，也保留较为圆润质朴的锋芒，视觉感受沉稳而有力量。图片 4-2从左至右书法家分别是褚遂良、欧阳询、虞世南。可以看出唐朝时期书法艺术大流与铜官窑之质朴风格相近，但多露锋。综合来看，唐代湘楚地域民间陶瓷上的书法与当时所流行之欧体（欧阳询）、褚体（褚遂良）、虞体（虞世南）有很多区别， 虽书风很像，但在藏露锋的选

61、择之上铜官窑书法艺人喜采用藏锋方式，这是最大的不同。4.2 行书在铜官窑瓷器上的体现图片 4-3图中分别为青釉褐彩诗文壶局部（左）以及青釉褐彩格言壶局部（右）图片来源：南青北白长沙彩与楷书表现手法普遍喜藏锋所不同的是，铜官窑在行书上的表现更遵循书法家个体差异性。具体表现在行书水准的高低与运笔方式、个人性格的不一致，故铜官窑的行书表现手法分藏锋与露锋两派。如图4-3中对比所示，左边行书字体饱满圆润，运笔循序渐进而不紧不慢，偶见露锋于撇捺转折处，视之流畅自然；而右边字体则显得刚硬挺拔，抑扬顿挫之感分外明显，显得锋芒毕露，颇具瘦金体之瘦劲的个性与美感。4.3 草书在铜官窑瓷器上的体现图片 4-4图中

62、所示分别为铜官窑青釉褐彩诗文壶（左）与怀素自叙帖局部（右）书法体系之中数草书最为狂放不羁，这与铜官窑瓷器本身性格似有联系，且铜官窑瓷器民间书法创作者本质上来说就是处在社会底层的普通工匠，某种意义上来说，在瓷器上书写诗句是他们进行抒发情感、使用语言及笔法来表现自身情绪的一种重要手段，自身个性表现在草书上出现的效果截然不同。铜官窑瓷器草书除开抒发个人情感的“创作“意义外，也有对当时重要书法以及文学作品的摹写，无论是哪种方式，皆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民间书法以及民间文学遗产。因铜官窑书法艺术之草书作品差异化，在进行论述时选取其中具有代表性的青釉褐彩“一别行千里”诗文执壶与唐代书法家怀素作品作对比，以求见微知著。如图中4-4所示，整个壶正面充满了行云流水的草书，与图右唐代书法家怀素作品自叙帖中特点相近，皆采用中锋的运笔手法，整个书写过程中多露锋，上下连字时多以顺锋为主，相对而言向上提笔时会出现逆锋,逆锋时有“飞白”（飞白是书法中的一种特殊笔法，在书法创作过程中，笔画之间夹杂丝丝白痕，能给人以飞动的感觉，故称其为“飞白”。相传是唐朝书法家蔡邕看到修鸿都门的